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北宋礼部贡院场所考略

宋承唐制,省试由礼部主持,因为各地解送京师应试的举人,被认为是贡献给皇帝的人才,故进行省试的地方,称为礼部贡院。礼部贡院既是朝廷抡才的重要机构,也是士人跻身仕途的“龙门”,向为朝野所瞩目。历史上,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变化,礼部贡院也有一个从草创到成熟的过程。它始置于唐,北宋是一个脱离尚书省向独立建立贡院的过渡时期,到南宋才出现了完全独立的礼部贡院,明、清两代礼部贡院的规模更加宏大,各种设施更为齐     

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

宋朝统治者在平息以民变为主的“内患”时,虽然也剿、抚并用,但与前代相比,却更多地采取以招安为主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这种策略在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宋朝政府对民变采取这一较为和平的策略,理由有三:一是军事力量不足,州郡兵力尤为空虚,经常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宋代士大夫深受“仁政”思想影响,对部分民变怀有一定的同情,容易倾向于用和平手段平息|三是用武力镇压民变成本太高,并有严重后遗症。对民变采取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有利于宋朝社会的稳定和减少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以此策略平息民变并非都能奏效,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官僚士大夫政治体制的确立:宋前期的制度革新及其影响

两宋立国320年,它是秦汉至明清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1].如果稍稍回顾一下在它之前的晚唐和五代,情况就截然不同:前者自黄巢起义以后,"内为奸邪阉宦之所制,外为强臣藩镇之所逼,号令不出国门"[1](卷146),政权不绝如缕.     

王嗣宗手搏得状元辨析

自唐代以来,科举制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局限性,尤其到了明、清,主要以八股文取士,终于变得百弊丛生。不过,我们对科举制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要看到它腐败的一面,也要看到它远较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为优的一面。特别当这项制度渐趋完善,考试尚以诗赋、策论兼及经义取士的北宋,其积极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在以往,很少有人谈及科举制在选拔人才中的作用,更讳言它与今天的考试制度有什么联系,人们一旦论及科举,多半将其末流弊端拿来概以全貌,似乎科举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骗人的制度。所谓的宋太祖殿试,竟叫考生打架抢夺状元云云,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为证明北宋科举腐败的典型而被广为引用。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浙江部分)补录

1985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以庄威风、朱士嘉、冯宝琳三位先生为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它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收藏单位中,收录了我国现存的1949年以前修纂的各种方志820O余种(尚不包括山、水、寺庙、名胜志),其中仅浙江一地就多达602种.该《目录》所收方志种类之多,地区之广,版本之齐全,与今天国内外其他同类目录相比,可谓罕有其匹,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地方志书的修纂,推动历史研究尤其是地方史的研究,都有重大贡献.     

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宋代封弥制考辨

封弥,有时亦称糊名,它作为防范考官徇私舞弊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滥觞于唐代制举中.武则天时,“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又一度用于吏部铨试.不久,武后以为此非委任之方而罢去.后周广顺二年(952),赵上交拜礼部侍郎,他在贡举中“申明条制,颇为精密,始复     

中国丧葬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评《中国丧葬礼俗》

丧葬礼俗是中国古代极富特色的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源远流长,内涵丰富。1991年10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吉军和贺云翱合著的《中国丧葬礼俗》一书,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丧葬礼俗的学术专著。它系统地阐述了历代丧葬观念的演变、严密而繁琐的丧葬礼仪、形式多样的葬式葬法、精心选择的墓地,以及死者眷属的丧服制度、居丧生活等,揭示了蕴含于丧葬礼俗之中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和等级观念。全书约35万字,另附插图70余幅,共分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