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东解元的空间分布与社会流动

目前可确认的籍属山东的明代山东解元有81名.其空间分布十分广泛,反映出明代山东是一个文化教育和应试科举之风相当普及的省份;同时又很不平衡,反映了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不均衡.在支撑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各种资源中,人口是前提,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教育、文化、交通、信息、科举氛围等因素则成为最直接的推动力.明前期山东解元进士出自上三代皆属平民家庭者占同期总数的83.33％,后期则下降至20％.这主要是由明后期解元进士出自官宦之家的数量明显提高造成的;但官宦之家对其子弟科举中式的影响并非主要依靠其政治权力,而是主要依其家庭有利的经济、教育条件和文化、应试氛围并最终通过子弟的自身努力实现的.     

辽代汉族进士家世考

辽代科举考试的应试对象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汉族进士出身大致可分为官宦家庭、布衣家庭两大类。官宦家庭子弟登第之比率远高于布衣子弟,辽朝科举制度为汉官子弟增加了一条入仕途径;父子叔侄联翩登第者多来自布衣家庭,反映了下层汉士迫切希望通过科考跻身社会上层。辽朝科举制度的实施巩固了汉人世家大族的地位,为辽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中后期的官僚家族与科举——对孙逖家族的一种考察

对唐代孙逖家族的深入细致考察,使我们注意到唐代官僚子弟的入仕方式在元和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制举与门荫结合转向以科举进士为主。入仕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激烈的圈内竞争,加剧了官僚阶层的变动,导致唐代中后期新兴官僚家族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向山东旧族价值观靠拢的倾向。两者从最初的矛盾、冲突、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代表了士人向官僚转变的最终完成。     

论宋代科举户籍制

宋代科举中有一不为人注意的辅助制度———科举户籍制。宋代科举强调应举者须有户籍并自本贯应举 ,对户籍的审查、认证、确定有一整套规定 ,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作为科举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户籍制维护着科举质量和选拔程序 ,并在制止种种冒贯应举弊病中不断完善。科举户籍制也是宋代户籍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施过程中促进了户籍制的发展 ,并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宋代户籍制的奥秘。     

金代文学家族的空间流动与文学交流

在女真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中,影响金代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金代士族因为战争、移民、迁都,以及科举仕进、朝廷党争、士人贬官隐居等造成空间流动,形成了与金源文化向金代文化发展相伴随的社会文化现象。总体来说,家族流动一方面增强了家族文化的影响,带动了多元地域文化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提高了金代文化、文学的发展水平。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略论科举在唐代六部侍郎选举中的作用

唐代六部侍郎是地位仅次于尚书的高级官员 ,实际掌握六部大权 ,在唐代官僚体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六部侍郎中科举出身者在唐代前、中、后三个时期所占比例出现逐渐增长现象 ,说明科举已成为唐代政治人才的主要发迹之途 ,其原因不但与科举自身的先进性有关 ,亦与士人围绕科举制度所受的教育有相当关系。     

宋代“贫民诗”成因探析

宋代出现许多反映底层市民和贫苦农民生活的诗篇,这与宋代社会的平民气质密切相关。与前代相比,宋代破除了门阀壁垒,平民子弟得以大量进入上层,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与发达打破了上层对文化的垄断,城市经济的繁荣促使市民阶层兴起,政治、文化、经济等皆显示出向平民开放的态势。种种因素融合在一起,整个社会呈现出浓厚的平民气质。这浸染了平民气质的诗人,其观察生活的视角从自身转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底层市民和贫苦农民的生活成为诗人们关注的热点。     

宋人贡庄记论略

贡庄是宋人为资助科举考生赴试而设立的庄园,见于文献资料的贡庄都建于南宋。宋代贡庄记现存16篇,另有2篇赆送规约记,其性质与贡庄记完全相同,归并一起讨论。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科举录取名额甚至有所增加,意味着各地通过发解试士人数量的成倍增加,士人赴京考试的费用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贡士庄由此产生。贡庄记内容大致为表彰地方官之教育文化建设政绩,追述当地教育文化历史,展望当地教育和科举之前景,讨论地方为政之道和介绍当地读书风气。贡庄记作者大多是科举出身,是科举制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他们对科举制度有很大的认同感。另有"贡士规约记",其写作模式与贡庄记完全一样,只是文章之后附有贡庄收益分配规约。从写作角度观察,宋代贡庄记具有典雅的语言风格,常用对话式结构。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

北宋时期,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相当突出。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将女为后妃,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则多尚公主及宗室女。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是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由此也造就了一批长期与皇室联姻而又统军的著名将门。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     

清代两淮灶丁之生存环境与社会功能

清代两淮灶丁是两淮官盐和盐课的主要创造者。在食盐专卖体制的重压下，这些被清政府强行固定在盐场上的食盐生产者，每年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这样一群为社会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着强大功能的社会弱势群体，却面临着十分恶劣的生产条件与生存环境。在官吏、盐商及其地方官僚无休止的剥削与压迫下，灶丁往往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而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天灾人祸更使他们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两淮灶丁的上述悲惨境遇，为我们探寻清代两淮私盐问题活跃之原因提供了部分依据：     

“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北宋“偃武修文”政策探析

"偃武修文"政策是北宋防范武人专权割据,维护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它贯穿于北宋的政治运作中,形成"文人主政"的局面."偃武修文"政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繁荣了文教科技事业.但伴之而来的也有政治的不利,军事的失败,国力的不振和社会风气的颓靡."偃武修文"总体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但北宋运用这一政策却使社会积贫积弱,对外妥协投降最终导致了"靖康之变",原因就在于矫枉过正.     

宋人笔记与宋代科举制度研究

《宋史·选举志》、《宋会要·选举》和《文献通考·选举考》等是研究宋代科举制度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史料，但由于体例和其他一些原因，上述诸书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使我们无法窥探宋代科举制度的全貌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本文在分析上述诸书不足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宋人笔记中有关科举史料对宋代科举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原因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刘裕东晋末年以来改革和宋文帝元嘉年间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父子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大规模土断和严格检籍,节省了行政开支,增加了服役纳税人口;打击士族豪强、禁止封山占水、减轻剥削和赈恤穷困等政策措施,改善了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劝课农桑、提倡节俭,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加强皇权、整顿吏治和平理狱讼等政策措施,保持了政局稳定。     

《沧浪诗话》“王荆公体”考论

王安石晚年创作在宋代即深受推崇，但两宋所论各有侧重。北宋人强调其风格的深婉不迫，南宋人则特意强调绝句这种体裁的典范意义。严羽《沧浪诗话》以“王荆公体”来代指王安石晚年绝句，乃是立足于南宋习论。“王荆公体”的诗学渊源主要是老杜和晚唐诸家，由此导致严羽认为“王荆公体”不如唐人，这也体现出严羽诗论“宗唐贬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