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转型

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转型周永坤法律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法向近代工业社会法的转变过程。由法文化学观之，即是从公法文化向私法文化的嬗变过程。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一代一代用自己的双手营造了无与伦比的公法文化。这种法文化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与现代...     

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信访制度是我国的一种历史产物,近10年来信访持续升温,信访制度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对此,信访部门官员和学者们提出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通过把信访潮放到整个社会中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信访潮的涌起是契约社会的兴起与人治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强化信访将把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引向人治。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

诉讼调解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蕴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民事诉讼调解经历了从一度过热到渐渐趋冷,然后又走向重兴的“U”字形过程。在这中间有许多可以认真总结的经验,也有许多引人思考的问题。但从国际司法界的发展大势来讲,调解,即ADR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采纳和接受。ADR即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其字面意义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以根据其内容实质意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和摸索ADR的实践经验,原则是既将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引入民事诉讼程序,强调调解作为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地位,同时又不使其偏离法治的轨道。当前,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法理层面,诉讼调解一直是中国法学界和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各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化着人们的认识。应当说,理论探讨可能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司法实践同样也会推动理论的发展,这或许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     

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法治理想的追求——奥克肖特政治哲学思想探微

意识形态政治是世界各国的主流政治,尽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却总是难以摆脱以一种意识形态抵制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怪圈。奥克肖特冲破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从保守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对意识形态的弊端加以剖析,并对＂法治＂内涵进行全新阐释,力图以此消解意识形态。他反对将＂自由＂和＂法治＂意识形态化,并强调政治哲学应该和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时刻保持谦逊低调的学术姿态。按照奥克肖特的法治理想,当代政治生活应当尊重传统、推动多元、树立实质的法治权威以及防范政府权力独大。     

法律方法的法本体意义

由于实践中的法律具有"二阶意志"的属性,法律就成为社会可以改造并理性化的存在.法律方法是法律的延伸,是法本体的一部分.法律中包含法律方法是法律作为实践理性的特质决定的.法律方法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两个途径改变法本体,司法途径是常态.法律方法浸润法本体的另一途径是以法律意识形态为介质.法律理论在法律方法法律化方面担当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法本体中方法性成分的增加是法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当下中国,应当加强法律方法的研究并对法律方法给予必要尊重.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农民"一词产生很早,在古汉语中,它的基本含义是以耕种为生的人。在以农为本的古代,农民受到尊重。民国时期,农民的基本含义未变,但是它被严重地政治化了。在前改革时代,农民的传统含义被颠覆,农民成了为国家生产粮食、为现代化提供积累的不可改变的身份,且农民本身被政治上层级化。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权利保障有所提高,农民自身的等级被取消,但是城乡二元这一歧视农民的社会结构仍然存在。解决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利保障,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农民的财产权、平等权和迁徙权的保障,使农民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职业,而不是身份。     

什么是国际财务法

国际财务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正象它的研究对象一样是法律制度中一个比较新的分支。因此,国际财务法的许多领域有待于作科学的探索。甚至它的概念还不是十分明确的。在论述这个题目为数很少的著作中,一致的意见仅仅是一个否定的结论,从而划分它的研究领域也不能令人满意。那些仅规定国内财务行为的法律规范,和超国家的财务行为相对比,不是国际财务法的组成部份。相反地,是否每一个用来规定国际财务行为——这些财务行为越出了国界——的法规本身就属于国际财务法,则是有争论的。简单地说,是否国际财务法仅包含那些属于冲突法的法规(第一部分)或者还要加上那些属于实体法的法规(第二部分)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第二种看法,凡超越国境起作用的财务法规,不管它是冲突法规还是实体法规,都将属于国际财务法。     

网络实名制立法评析

网络实名制既不合国际惯例,也已为世界上唯一的实名制国家——韩国——证明为得不偿失。网络实名制是直接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它通过对隐私权的侵犯间接侵犯公民的安全权,特别重要的是它直接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它也会妨碍反腐事业,使反腐失去第一推动力。如此不顾国际惯例与前车之鉴的立法之所以出台,与家长主义立法观念有关。     

对酒后驾车应单独立法并予以严惩

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特别是醉酒驾车引起的致人死亡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并成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最主要恶性案件类型之一.基于酒后驾车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近来,中国政府集中力量从行政与司法等方面采取措施加以严打,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这种运动式执法只能"救急",其长远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将酒后驾车行为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影响降至最低.考虑到现行的数罪形态和数罪并罚制度,为增加刑罚的威慑力,提高刑罚对交通肇事罪的一般预防能力,建议对<刑法>作如下修改:一是增设危险驾驶罪;二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将危险驾驶作为法定加重情节;三是提高一般交通肇事罪的起点刑,相应提高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刑期;四是将斑马线上出车祸当作加重情节;五是增加"剥夺公职"的附加项,作为对公务员的特别处罚;六是在<交通安全法>中设立专章规定对危险驾驶和交通肇事行为的惩罚.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几个元理论问题

人治曾经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文化的最高原则,随着满清泥足巨人的轰然倒塌,中国终于同这一传统决裂,选择了法治之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1949年以后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观念上再陷入治窠臼.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解放思想的大潮中,举国再次探索被妖魔化的法治的可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