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分析

拐卖儿童犯罪给受害者带来身心创伤、给家庭带来巨大悲痛和长期困扰,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该领域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兴起较晚,且主要侧重宏观整体分析,当前亟需聚焦高发源地和重点人群作精细解析。为此,论文针对中国拐卖犯罪重灾源区四川省,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量上,被拐男童明显多于女童,被拐儿童主要来自乡村,虽呈现1~6岁和14~17岁的“双峰”型特征,但整体趋向低龄化。② 时间上,犯罪年际分布大致呈倒“V”型波动态势,高发期为1981—2000年;犯罪年内分布集中于夏半年,周内分布周末高发,日期分布每月1日的被拐儿童数量最多。③ 空间上,存在一个被拐高发区和多个被拐次高发区;县域尺度上的犯罪格局呈现“高—高”和“低—低”聚集;随着时间的变化,拐出热点区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宏观贩运路径上,向中东部地区分散拐入,华北和华南是重点拐入的“南北两汇”。④ 对1981—2000年犯罪高发期的原因解析发现,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拐卖儿童犯罪的主导因素。     

地理学视角下犯罪者行为研究进展

犯罪地理学以社会问题为导向,关注犯罪现象的格局、过程与机理,沿着“揭示问题、服务安全、解决问题”的思路,去破解复杂的社会难题,并在公共安全和犯罪防控领域贡献力量。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从犯罪出行、犯罪空间决策、重复犯罪三大研究主题出发,综述了国内外犯罪者行为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国外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如：①犯罪出行方面发现了就近掠夺和外出犯罪的空间模式;不同犯罪类型的出行距离存在显著差异;以及犯罪出行距离受犯罪者个体特征、地理特征、犯罪收益和情感因素的影响。②犯罪空间决策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犯罪者空间意识的影响。③重复犯罪存在时空聚集性和时空临近性。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理论与经验引介,犯罪时空分布、形成机理与空间防控,以及犯罪模拟与预测方面,而地理学视角下犯罪者行为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有许多空白亟需填补。总体而言,在犯罪者研究领域,仍存在以下3点不足：①在犯罪出行方面,综合的视角不多;②在犯罪空间决策方面,尚未涉及犯罪空间决策的时间差异及形成机制;③在重复犯罪方面,尚未考虑过去的犯罪活动和经验。最后,论文从视角、内容、方法及应用上提出未来的研究重点：注重综合性视角的实证分析;开展针对犯罪团伙的研究;合理利用大数据分析犯罪者行为的规律、过程和机理,避免导致推理错误;注重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满足国家社会治安的重大需求,并提升犯罪地理学的学科价值。     

2000年以来中外犯罪地理研究进展回顾与展望

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核心文献库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从发文时间、地区分布、学科分布、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与高被引文献等方面,总结比较了2000年以来中外犯罪地理研究进展,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结果发现：1）国内外犯罪地理发文量整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美国发文量首位度明显。学科分布国外较为广泛,国内相对集中,且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国外较强,国内机构联系较弱,后续研究力量正处于培育发展阶段。2）不同时期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热点不同：国外侧重于暴力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因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引发的多类型犯罪研究,从微观到宏观,涉及地区、国家甚至全球层面;国内聚焦于城市社区“两抢一盗”犯罪、省域拐卖儿童犯罪和毒品犯罪等类型,微观和宏观并举,实证案例研究逐渐增多。3）随着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国内外犯罪地理发展势头良好。犯罪分布模式、空间防控对策与犯罪风险模拟仍是当下较为活跃的研究议题,“3S”技术开发和大数据应用将成为犯罪地理研究的两条并行趋势线。未来需要以综合性思维审视犯罪地理环境,持续关注犯罪地理研究的潜在领域。同时,信息技术发展与计量模型应用为犯罪地理带来新契机,必须立足于当下国际社会环境,加强个人、组织和团体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交流和分享经验成果,探索多样化的犯罪防控模式,并采取全球合作的方式应对区域所面临的犯罪挑战。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多维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拐卖儿童犯罪作为一种影响恶劣的社会现象,已引起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侧重宏观分析,当前亟须聚焦犯罪热区作精细解析。本文以中国拐卖犯罪主要源区贵州省为研究区,采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计量等方法,揭示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拐卖儿童犯罪的多维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6岁男童为核心受害对象,拐卖导致的儿童迁移以城乡间交叉流动为主。② 犯罪在1944—2018年间呈“中段高发、首尾低发”态势,空间上集中于贵州西北半壁,尤以贵阳为最,微观地点上高发于人员流动频繁的开放型空间。③ 犯罪路径以“黔入东部”和“川滇入黔”为主,以省内跨市流动为辅。④ 犯罪主要受人口自然变动、生育政策、流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     

ZG市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与影响因素

诈骗犯罪是现代城市中亟待解决的一大社会难题。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学角度,基于微观层次探讨影响诈骗受害的个人属性特征,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对诈骗受害者生存环境中的中宏观层次因素的考虑。本文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以及负二项回归等研究方法,对ZG市5类诈骗警情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基于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两大维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各类诈骗的时间分布规律各异,但整体上呈现出工作日高于休息日、下午或晚上高于上午、凌晨时段为最低的特征;② 和其他类型的城市犯罪类似,诈骗犯罪整体呈现出与老城区距离衰减的“多中心”显著性集聚特征;各类型诈骗热点的空间分布大同小异,多分布在城市的老城区、CBD、火（汽）车站、城中村或高校布局的周边地带;③ 各类诈骗犯罪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各异,但整体表现出与银行网点、旅游景点、道路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高校等建成环境因素高度相关;与购买商品房家庭占比、受教育水平、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水平等社会环境显著相关的特性。本文拓展了犯罪地理学领域对诈骗犯罪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各类诈骗犯罪符合日常活动理论的理论假设,对诈骗受害情景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犯罪时空分布研究综述

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而言,犯罪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规律。采用地理学视角观察犯罪问题,可以揭示其时空分布特征,有助于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国外学术界和警界对犯罪时空分布研究比较深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成果。本文主要从犯罪时空分布特征识别、犯罪时空分布模型建立、犯罪时空分布模式形成机制这三个方面,介绍和总结了当前国际上犯罪时空分布研究的进展,以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地理研究：进展评述与治理启示

拐卖人口犯罪是一种非正常（非自愿、被动）的人口迁移（失踪、迫害）现象,因其社会危害性大且对个体和家庭影响深远,备受公众和学界关注。囿于中国拐卖人口犯罪问题的隐蔽性、分散性、多变性和复杂性,早前研究学科视角较为集中和局限,近10年来地理学者通过不断探索逐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进展。文章从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视角,重点梳理了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现存问题、前景展望及治理启示。研究发现：1）拐卖人口犯罪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社会痛点,地理学具有后发优势,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通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系统解决问题。2）早前国际语境下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研究其实是中国刑法语境下的拐卖人口犯罪的主体性研究,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其他犯罪类型的独特性。3）早前资料来源以民间为主,当前资料来源呈现民间与官方共现,线下与线上融合的特征,多源数据的整合利用是必由之路。4）在新冠疫情影响和寻亲途径拓展背景下,田野调查开辟出新途径,云端田野调查（云端访谈、直播间参与式观察等）成为传统实地调查与踏勘的补充性或替代性方式。5）基于数据更新验证,发现中国拐卖犯罪时空格局具有稳定性与主要路径的依赖性,热点边境地区和省际交界区域值得重点关注;未来研究将从单一转向综合：从量化转向量化与质性互补与混合,从案例数字转向个体、家庭及其社会网络,从源头转向源、流、汇结合,从人口拐卖单类型转向人口失踪多类型。最后,结合已有研究认识和当前犯罪动向,提出关于治理拐卖人口犯罪和扶助被拐与寻亲人员的整体策略与具体路径。     

国外犯罪时空分布研究综述

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而言,犯罪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规律。采用地理学视角观察犯罪问 题,可以揭示其时空分布特征,有助于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国外学术界和警界对犯罪时空分布研究 比较深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成果。本文主要从犯罪时空分布特征识别、犯罪时空分布模型 建立、犯罪时空分布模式形成机制这三个方面,介绍和总结了当前国际上犯罪时空分布研究的进 展,以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

基于从公益平台获取的上万条寻亲记录数据,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探究1980~2015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发现：① 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总量上男童多于女童,频率上低年龄段高发,可分为4个贩运类型。② 犯罪量自1980年以来呈现“倒勺”型波动态势,1989~1998年为高发区间,犯罪受打击力度与人口政策影响明显。③ 犯罪量月变化呈现两个轻微倒“U”型格局,犯罪季节变化较小,夏半年高于冬半年。④ 犯罪呈现“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的“三片两线”的“场-流”空间格局特征,并有一定的带动与回流效应。⑤ 当前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集聚程度减小,而扩散程度增加,由区域性犯罪发展成全国性犯罪。最后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未来的研究作了展望。     

犯罪地理国际研究进展

犯罪地理学是犯罪学和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近30 年来, 随着GIS 技术的发展, 国外犯罪地理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发生了许多转变。从5 个方面简述了国外犯罪地理研究的发展:①解释理论, 简述了不同理论的不足及发展;②犯罪活动空间分布, 全局关系和局域关系上犯罪活动空间分布的判别和可视化;③计量模型, 空间依赖和空间异质效应的计量;④虚拟犯罪, 犯罪活动预测的地理计算;⑤研究尺度, 从大尺度到小尺度的转变。最后总结了地理学对犯罪学研究的贡献, 并提出了国外的发展对国内研究的借鉴。     

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拐卖犯罪的时间跨度长、社会危害性高,会对受害者造成一生的记忆创伤。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极易受到拐卖犯罪的侵害。早前拐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缺少针对犯罪高发区云南省的研究。为此,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未成年受害群体视角探究云南省拐卖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来自乡村的被拐未成年人占总体的77%,从乡村拐入乡村的拐卖数量最多;同时,被拐未成年人整体趋于低龄化,呈现较强的低龄男童偏好以及大龄女童偏好。2）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数量在时间上呈现“倒V型”波动特征,高发期为1994—2005年,其时间演变受特殊历史事件、国家政策和打拐活动等的影响。3）空间上,云南省东部犯罪总量较高,扩散速率较快,其中曲靖、昆明、昭通为热点区域;县域尺度上,官渡区、昭阳区、盘龙区、西山区、五华区、镇雄县、宣威市的被拐未成年人数量占总数的49.5%;同时,过半案件发生在居住场所附近,封闭式公共场所附近案件发生量最少。4）影响因素上,自然因子对拐卖犯罪的影响力度最小,人口因子对犯罪快速增长期影响显著,社会和经济因子对犯罪高发期和低发期的作用显著。     

中美人口贩运问题治理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中美人口贩运历史和现状,从国家方略、法律法规、工作机构、预警系统和受害者救助与安置回归5方面,比较了两国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结果发现,中美人口贩运治理国家方略,均是在“以人为本、协同预防、依法打击、积极救助、妥善安置”的框架下制定的。中国更多的是针对打击国内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全面性,而美国则是重点治理商业性跨国人口贩运。中国治理的特色在于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一旦方略、法律法规形成,能够迅速覆盖全国执行;而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加之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美国治理人口贩运问题的全国执行度、联动性还需进一步考察。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和治理拐卖人口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具体包括：1）加大对《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的实施力度,各地需因地制宜地明确行动措施;完善与国家法的衔接并合理吸收借鉴,持续推进针对打击人口拐卖的专门立法,增强应对能力;2）加强国际合作,重视社会建设和治理跨国、跨地域人口拐卖问题;3）细化反拐工作机构,成立专门工作组,设置专项经费,畅通建议渠道;4）构建并完善“团圆系统”配套制度建设。     

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地理学视角下的已有研究多注重宏观区域定量分析,缺少基于寻亲成功案例聚焦被拐儿童的微观定性分析,尤其对被拐儿童记忆空间与记忆地图的探究不足。文章基于从“宝贝回家”公益平台提取的典型案例,综合运用文本分析、认知地图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索寻亲成功的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被拐儿童记忆内容由地方性知识、家庭性知识和个体性知识3部分构成。其中,地方性知识包括儿童家乡的自然物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家庭性知识包括儿童原生家庭成员信息、亲缘关系等要素;个体性知识包括儿童自身体貌特征、失踪时穿着等要素。2）被拐儿童记忆空间形成于其日常活动空间,是地理空间与人文情感的结合;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和时代变迁,儿童记忆空间要素产生变化,形成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独特个体记忆,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易塑造混合复杂的记忆空间。3）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根据其记忆内容及记忆要素类型分为多要素混合式记忆地图（依托多种感官、多要素定位家乡区域）、空间化布局式记忆地图（即手绘完整地图,具有空间性和尺度性）、单要素主导式记忆地图（即以地标和地名为关键要素）3种模式。4）儿童对其日常活动中频繁接触的场所会留下较为深刻印象,家乡环境中独特形状的道路、水域更易使儿童产生记忆,成为寻亲过程中的重要促进因素;地名、方言、习俗组合与地名、地标组合成为寻亲成功的关键要素组合。     

典型拐入地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和线上访谈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犯罪人,解析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拐卖犯罪人男性多于女性,犯案年龄以30~45岁为最;犯罪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小学和初中学历占比过半;拐卖妇女、儿童的作案人占总犯罪人的79.8%;67.5%的犯罪人受到监禁矫正,获刑10年以上的仅占7.2%。2）河北省拐卖犯罪发生时间的年际变化呈“倒勺状”,分为增长期、波动期和减少期3个时期;案件审理时间则表现为“单峰型”,峰值出现在2014年。3）拐卖犯罪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两热一冷”的空间格局,集中分布在冀南地区和滇桂交界;受害人分布更加集中,被拐儿童集中在冀南地区,被拐妇女则集中在冀北地区;河北省已形成邯郸市与“衡水—邢台—石家庄”内流、“冀南—鲁西”拐出、“川滇桂黔—冀南”国内拐入与“朝鲜—冀北”跨国拐入等主要犯罪路径。4）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发生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传统观念、教育水平、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于河北省内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南北不同地区拐卖犯罪的形成也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地理区位下差异化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在推拉相互作用下,形成河北省模式化的拐卖犯罪路径与独特拐卖犯罪地域网络。     

Exploiting West Africa's children: trafficking, slavery and unev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ses child trafficking and slavery in relation to media coverage of West African childr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academic research within 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child trafficking is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related debates about child labour, exploit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The analysis highlights key differences between trafficking and slavery, thereby illuminating the varying forms of exploitation at work in different relations of power.     

基于多源数据整合的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多维时空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文章聚焦于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省份广西,整合公益平台“宝贝回家”数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拐卖犯罪案例,以及基于搜索引擎获取的历年新闻报道的重特大拐卖案件等多源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案例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多维度探究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犯罪人以男性为主,集中于20~55岁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较低,团伙特征明显;被害人以男性婴幼儿为主,在年龄上表现出低龄高峰（婴幼儿）和大龄次峰（妇女）的“双峰”特征;收买人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职业以农民或无业居多。2）犯罪的年际变化整体呈现“沙丘”型变化趋势,分为低发期、高发期、中高位波动期和持续下降期4个阶段。3）市域尺度下,被拐未成年人数量与该市人口数量普遍呈正相关;拐卖路径上,拐出路径整体呈现“以桂为源,粤闽及华北为汇”的格局,拐入广西的路径以“周边邻近拐入和跨境中转拐入”为主,性别对拐卖路径分异影响较大,男童主要被拐入闽粤,区域相对集中,女童主要被拐入粤闽桂冀鲁,分散度较高。4）特殊的地理区位造就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在各种推拉力的综合作用下,造成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与扩张,最终形成独特的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