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数据整合的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多维时空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文章聚焦于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省份广西,整合公益平台“宝贝回家”数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拐卖犯罪案例,以及基于搜索引擎获取的历年新闻报道的重特大拐卖案件等多源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案例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多维度探究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犯罪人以男性为主,集中于20~55岁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较低,团伙特征明显;被害人以男性婴幼儿为主,在年龄上表现出低龄高峰（婴幼儿）和大龄次峰（妇女）的“双峰”特征;收买人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职业以农民或无业居多。2）犯罪的年际变化整体呈现“沙丘”型变化趋势,分为低发期、高发期、中高位波动期和持续下降期4个阶段。3）市域尺度下,被拐未成年人数量与该市人口数量普遍呈正相关;拐卖路径上,拐出路径整体呈现“以桂为源,粤闽及华北为汇”的格局,拐入广西的路径以“周边邻近拐入和跨境中转拐入”为主,性别对拐卖路径分异影响较大,男童主要被拐入闽粤,区域相对集中,女童主要被拐入粤闽桂冀鲁,分散度较高。4）特殊的地理区位造就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在各种推拉力的综合作用下,造成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与扩张,最终形成独特的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网络。     

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拐卖犯罪的时间跨度长、社会危害性高,会对受害者造成一生的记忆创伤。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极易受到拐卖犯罪的侵害。早前拐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缺少针对犯罪高发区云南省的研究。为此,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未成年受害群体视角探究云南省拐卖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来自乡村的被拐未成年人占总体的77%,从乡村拐入乡村的拐卖数量最多;同时,被拐未成年人整体趋于低龄化,呈现较强的低龄男童偏好以及大龄女童偏好。2）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数量在时间上呈现“倒V型”波动特征,高发期为1994—2005年,其时间演变受特殊历史事件、国家政策和打拐活动等的影响。3）空间上,云南省东部犯罪总量较高,扩散速率较快,其中曲靖、昆明、昭通为热点区域;县域尺度上,官渡区、昭阳区、盘龙区、西山区、五华区、镇雄县、宣威市的被拐未成年人数量占总数的49.5%;同时,过半案件发生在居住场所附近,封闭式公共场所附近案件发生量最少。4）影响因素上,自然因子对拐卖犯罪的影响力度最小,人口因子对犯罪快速增长期影响显著,社会和经济因子对犯罪高发期和低发期的作用显著。     

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分析

拐卖儿童犯罪给受害者带来身心创伤、给家庭带来巨大悲痛和长期困扰,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该领域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兴起较晚,且主要侧重宏观整体分析,当前亟需聚焦高发源地和重点人群作精细解析。为此,论文针对中国拐卖犯罪重灾源区四川省,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量上,被拐男童明显多于女童,被拐儿童主要来自乡村,虽呈现1~6岁和14~17岁的“双峰”型特征,但整体趋向低龄化。② 时间上,犯罪年际分布大致呈倒“V”型波动态势,高发期为1981—2000年;犯罪年内分布集中于夏半年,周内分布周末高发,日期分布每月1日的被拐儿童数量最多。③ 空间上,存在一个被拐高发区和多个被拐次高发区;县域尺度上的犯罪格局呈现“高—高”和“低—低”聚集;随着时间的变化,拐出热点区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宏观贩运路径上,向中东部地区分散拐入,华北和华南是重点拐入的“南北两汇”。④ 对1981—2000年犯罪高发期的原因解析发现,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拐卖儿童犯罪的主导因素。     

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的2008―2022年跨国拐入安徽省的拐卖妇女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群体特征、时空分异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群体特征差异显著,其中作案人以31~50岁的青壮年男性为主,文化水平较低,且以汉族、苗族居多;被害人主要来自越南,且以介绍工作赚钱为由被拐骗为主,案发后多被遣返原籍或自愿留下;收买人主要为适婚年龄的单身男性及其父母,文化水平多为初中及以下。2）时间演变上,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整体呈“峰”型变化趋势,经历波动低发—起伏增长—急速回落3个阶段,发生态势主要受人口政策、打拐力度、网站平台发展等因素的影响。3）空间分布上,拐出地主要为越、缅、柬、老4国和云南、广东、安徽等省份;中转省呈弧状分布,中转市“邻界”特征显著;拐入地集中在皖北和皖中,其中拐入市呈“南北平行双弧”向东辐射扩散,拐入县则呈皖北散状点型与皖南“抱团式”的差异空间格局,地理邻近选择倾向明显,且拐入县呈“单片―扩散―汇聚”的热点变化趋势;拐卖路径上,形成“越南―云南省文山州―马鞍山市含山县”和“柬埔寨―江西省景德镇市―合肥市庐江县”等主要路径,呈现“邻国拐出―边境/内陆中转―多地拐入”的“源―流―汇”路径通道。4）拐出地和拐入地之间的推拉效应为该类型犯罪的发生提供动力,促进作案人、被害人、收买人三方与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三地之间产生交互和耦合作用,促使犯罪路径的形成。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基于“成功案例”的管窥

拐卖儿童犯罪对社会和家庭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相关实证研究较少,整体认识不足。基于公益平台的成功案例库,借助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管窥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被拐年龄与性别关系密切,易拐儿童低龄化,被拐几率与找回几率随年龄波动明显;拐出地与拐入地均乡村多于城镇,拐卖迁移主要发生在乡—乡之间;被拐人数年变化呈现"倒勺状",可分为四个阶段;年内变化受气温及空气质量影响,也与人口迁移流动频率和范围等有关;平均被拐时长为21.82年,年龄与被拐时长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识别了拐出拐入的主体省(市)域及其路径组对,揭示了拐卖的"回流"与地理邻近效应;地区间各要素的"梯度"差异有利于"推—拉"作用产生拐卖迁移。同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提出防控建议。     

中国亲生亲卖犯罪的时空格局与决策机制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拐卖儿童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亲生亲卖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决策机制。结果表明：1）被卖儿童呈现“低龄化”特征,多以1岁以内婴儿为主,男童远多于女童;出卖人多为中青年男性或青年女性,以无业、农民和工人群体为主,主要通过熟人社会网络/特殊职业群体/拐卖犯罪人介绍、借助网络媒介主动联系、或经买家/中间人诱导劝说将子女出卖给具有强烈需求的买方。出卖原因包括经济困难、未婚生育、子女众多、中介拉拢、偿还债务等。2）时间演变上,犯罪年变化可划分为稳序低发,快速增长、持续高发,平稳下降3个阶段;月变化上出生和出卖时间呈现同步变化趋势。3）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川―山东―福建”为核心的“三源”拐出,以“山东―福建”为核心的“南北两汇”拐入的空间格局;迁移路径上,总体呈现“西南源区省际拐出,南北汇区省内流动”的特征,省际迁移多在利益驱动下由拐卖犯罪集团主导,省内流动多因满足买卖需求由临时一次性结伙犯罪形成。4）亲生亲卖犯罪主要受背景因素、先前经验和情景诱导的综合影响,由潜在犯罪人在决策评估“收益-成本-风险”后作出有限理性选择。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多维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拐卖儿童犯罪作为一种影响恶劣的社会现象,已引起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侧重宏观分析,当前亟须聚焦犯罪热区作精细解析。本文以中国拐卖犯罪主要源区贵州省为研究区,采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计量等方法,揭示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拐卖儿童犯罪的多维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6岁男童为核心受害对象,拐卖导致的儿童迁移以城乡间交叉流动为主。② 犯罪在1944—2018年间呈“中段高发、首尾低发”态势,空间上集中于贵州西北半壁,尤以贵阳为最,微观地点上高发于人员流动频繁的开放型空间。③ 犯罪路径以“黔入东部”和“川滇入黔”为主,以省内跨市流动为辅。④ 犯罪主要受人口自然变动、生育政策、流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     

西南地区拐卖犯罪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拐卖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典型拐出源区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利用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审判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检验等方法,探索西南地区拐卖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分布上,拐卖犯罪整体高发于2009—2014年,呈“三峰两谷”波浪形变化,“三峰”出现于2009、2012与2014年,而于2010和2013年出现“两谷”;最高发月份为12月,拐卖妇女次高发月份集中在3、6、7、9月,而拐卖儿童次高发月份为5、7、8、9月。2）空间分布上,拐卖犯罪呈显著的“东南—西北”轴线状分布,与川渝、云贵交界线高度吻合,省际交界区域是热点地域;省域空间分布以云南省为最,重庆市最次;微观地点多发生在人流量大的医疗、车站等场所以及乡村住宅附近。3）拐卖犯罪案发量受人口性别比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少年儿童抚养比和客运量具有负向影响;其中,人口性别比、客运量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对拐卖妇女犯罪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影响因素分析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预防机制、强化打击机制3个方面提出防控治理对策。     

拐卖犯罪与“后拐卖”研究的关系地理学探新

在地理学视角上,拐卖犯罪是一种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兴起,关系地理学给拐卖犯罪研究提供一种多元、复杂、动态的拓扑关系逻辑,有助于探究拐卖犯罪现象和相关主体间的关联性与过程性。以关系地理学为视角,首先梳理关系地理学在拐卖犯罪问题上的理论张力,获得关于拐卖犯罪的关系地理学基本认知;然后从空间、地方、主体性内涵上解构拐卖犯罪以及“后拐卖”情境,进而以此为依据,总结和建构关系地理学嵌入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的研究逻辑。研究发现,父权文化下的“性别”和“身体”为拐卖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市场”,作为最小的空间尺度,身体的实践是研究拐卖犯罪的重要入口,在拐卖犯罪活动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中,存在着空间性的身体规训和权力割裂。同时,拐卖犯罪会带来多元的历时的影响,被拐儿童和妇女在后拐卖情境下会存在地方关系和主体间性的重构。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都需要引入关系地理学视角,以“关系”视角打通逻辑思路框架。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

基于从公益平台获取的上万条寻亲记录数据,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探究1980~2015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发现：① 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总量上男童多于女童,频率上低年龄段高发,可分为4个贩运类型。② 犯罪量自1980年以来呈现“倒勺”型波动态势,1989~1998年为高发区间,犯罪受打击力度与人口政策影响明显。③ 犯罪量月变化呈现两个轻微倒“U”型格局,犯罪季节变化较小,夏半年高于冬半年。④ 犯罪呈现“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的“三片两线”的“场-流”空间格局特征,并有一定的带动与回流效应。⑤ 当前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集聚程度减小,而扩散程度增加,由区域性犯罪发展成全国性犯罪。最后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未来的研究作了展望。     

中国拐卖人口重罪案件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

拐卖现象由来已久,不仅扰乱社会秩序,也给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严重伤害。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受害者,对犯罪者尤其死刑犯的研究开展不足。为此,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人口死刑犯,解析中国拐卖人口重罪案件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死刑犯以男性为主,犯案年龄以25~45岁为最;死刑犯的文化水平低,小学文化占比过半;刑满释放的罪犯实际服刑的平均年限为17年。② 典型拐卖人口重罪案件的犯罪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核心节点为犯罪者,受害者和收买方处于边缘位置。③ 死刑犯被执行时间随年份呈“M”形波动,分为“增长期”“波动期”和“减少期”3个时期;存在2001年和2010年两个峰值年份。④ 死刑犯的籍贯地在全国呈现出“两片一点”的空间格局,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福建省。具体来看,西南地区的死刑犯主要集中在云南省（昭通市和文山州）。此外,死刑犯的空间路径呈现“西南-华北”“西南-华南”与“西南-新疆”的流窜作案特征。最后,从多维度整合分析的视角发现拐卖人口重罪案件的形成主要受“差异梯度力”的影响,不同地区的自然社会条件为拐卖人口犯罪的发生提供了基本要素。     

中美人口贩运问题治理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中美人口贩运历史和现状,从国家方略、法律法规、工作机构、预警系统和受害者救助与安置回归5方面,比较了两国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结果发现,中美人口贩运治理国家方略,均是在“以人为本、协同预防、依法打击、积极救助、妥善安置”的框架下制定的。中国更多的是针对打击国内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全面性,而美国则是重点治理商业性跨国人口贩运。中国治理的特色在于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一旦方略、法律法规形成,能够迅速覆盖全国执行;而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加之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美国治理人口贩运问题的全国执行度、联动性还需进一步考察。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和治理拐卖人口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具体包括：1）加大对《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的实施力度,各地需因地制宜地明确行动措施;完善与国家法的衔接并合理吸收借鉴,持续推进针对打击人口拐卖的专门立法,增强应对能力;2）加强国际合作,重视社会建设和治理跨国、跨地域人口拐卖问题;3）细化反拐工作机构,成立专门工作组,设置专项经费,畅通建议渠道;4）构建并完善“团圆系统”配套制度建设。     

中国职务犯罪的时空分异、关联网络与防控对策

基于1985—2020年的321个副部级及以上犯案官员信息,综合运用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分析职务犯罪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犯罪行为的时空分异与关联网络,探讨犯罪发生的原因机制并提出防控对策。结果表明：1）职务犯罪者男性远多于女性,初犯者以中青年为主,落马时多为中老年,犯罪类型以贪污、受贿为主,主要涉及能源行业与国企、事业单位。2）在时间上,初次违纪违法年份集中于1988—2008年,呈现“高位波动,集中三峰”特征;“落马”人数呈现“四峰两组,先小后大”态势,2011年后呈陡崖式上升,与社会经济变化和反贪腐力度有关。3）在空间上,职务犯罪者籍贯地多分布在华北、华东、华中,且于山东、江苏、上海、天津、北京和河南、吉林、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热点;任职地集中分布在华北和华东华中的部分地区,在京津冀、山西出现热点与大量集聚,在河南、四川、重庆、广东存在部分集聚;任职地变化的犯罪者多为迁移至北京直至落马,也有36.57%的犯罪者落马时在其籍贯地工作;职务犯罪者犯罪行为的辐射效应呈现地缘关联和“熟亲信”纽带,形成具有个体生命轨迹特点的“移动犯罪网络”。4）职务犯罪的发生可用公共选择等理论进行解析,是犯罪者根据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进行犯罪成本与收益比较后的决策行为,亦可从人-时-空方面进行综合防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