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构成及其研究重点探讨

在全球化和人类活动向海洋扩张的背景下,作为总体性人地关系一个组成部分的人海关系正变得日益复杂和重要,亟需对其进行基础性的理论解读,以整合和指导具体研究的展开。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包括人类、海洋和陆地3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人类具有自然和社会2种基本属性,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海洋和陆地具有自然、社会和关系3种基本属性。人类与海洋、人类与陆地和海洋与陆地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人海关系地域系统中最基本的相互关系,其不同组合和演变塑造出了具体、多样的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当前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重点包括海洋观、海洋的开发与保护、国际海洋关系、陆海统筹和海洋社会5个方面。     

人海关系地域系统探讨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海洋作为整个地球表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海关系是广义人地关系组成部分和延展,开展人海关系研究具有丰富人地关系理论和引导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双重价值。阐述人海关系与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内涵与特性,并分析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和地域类型。进而从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角度,简要论述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演化,并分析其演化机制。     

海疆地域系统的理论框架及其研究重点

海疆的开发利用与权益维护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而中国海疆理论研究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基础十分薄弱,无法满足维护中国海疆权益的现实需求。在人海关系背景下构建海疆地域系统的理论框架:界定海疆的概念与主体构成,探讨海疆地域系统的属性特征;在划分海疆地域系统类型的同时,解读海疆地域系统要素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认为:在海疆地域系统中,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主导了海洋与陆地的空间塑造,同时该过程也极大影响着国家海疆地域系统的时空演变。海洋与陆地则在国家的主导作用下具有了自然、社会和关系等基本属性;在海疆地域系统中,人类活动促进了国家与海洋、国家与陆地和海洋与陆地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形成。在海疆地域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海疆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对自身活动的影响和地域系统的状态进行反思,从而不断促使海疆地域系统更新与完善;当前海疆地域系统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海疆理论基础研究、海疆权益维护、海疆开发与保护、海疆战略研究等方面。     

中国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评价及协同演化研究

借鉴信息熵、协同学相关理论,在分析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协同演化机制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PP模型测算沿海地区1996-2012年11个省份人类社会与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值;通过信息熵模型对人海关系地域系统信息熵值及有序度进行测算,发现沿海地区各省份人海关系地域系统信息熵呈逐年下降,有序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进一步构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协同演化模型,并采用加速遗传算法进行模型参数估计,辨识其协同演化类型,结果显示：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表现为冲突型,河北、广西、海南表现为掠夺型,上海、山东、广东则表现为协同型。最后对各种类型进行分析,并简要提出人海关系协同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脆弱性视角下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特征演化及可持续发展模式

从脆弱性视角探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将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分为资源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运用集对分析和脆弱性评估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分析1996—2014年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的演变趋势,运用三角图法对1996—2014年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进行分类,进而探究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结果表明:(1)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虽然波动频繁,但整体呈下降态势,稳定性显著增强;(2)研究期内,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没有出现单一子系统脆弱型,而复合子系统脆弱型和均衡脆弱型是其主要类型;(3)建议通过规避模式、适应模式及循环模式,加强陆海统筹,控制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充分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科学技术,培养人才,加强海洋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降低辽宁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脆弱性,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到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吴传均院士对中国海洋地理学的贡献

世界近代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须依靠海洋.中国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海洋大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吴传钓院士是中国杰出的地理学家,他提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1]这一精辟的理论.同时他也是中国海洋地理学研究的实践者、倡导者和组织者.把人地关系的研究拓展到人海关系研究.提出了"地理学要面向海洋",多次提出:中国是个重要的海洋国家,地理工作不能限于"陆军",还要建立"陆军海战队",鼓励研究海洋.对吴传钓院士亲自参加海洋地理研究的实践、对年轻人的提携、把中国海洋地理学的研究推向国际等作了较详尽的介绍.     

土地科学新著——《土地类型与土地评价》述评

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甚至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现今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建立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以求摆脱第二次浪潮中工业社会盲目相信人类的技术力量,任意改造自然的主观盲目性。因而涉及人口、资源、环境、海洋、空间等问题的学科当前均以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为研究目的。 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强调人和自然是伙伴关系,要建立人地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就强调人类首先要从控制人口数量做起,建立环境伦理道德观念。从人地关系协调出发去考虑人类对自然的作用,既要建立有益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的人工生态平衡,又要保持和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根据区域自然结构和人类的经济开发能力,以及考虑社会文化特点,去建立一个人工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协调结构。要建立这样一种协调结构,土地研究是中心环节。也就是说,这个协调的具体表现,集中反映在土地利用的合理组织上。     

辽宁沿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

在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海经济系统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对辽宁沿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进行研究。采用熵值系数法进行权重赋值,建立脆弱性与敏感性、恢复性函数关系,并对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 从脆弱性结果分析来看,1996~2009年辽宁沿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逐年降低,并从极强脆弱型发展为弱脆弱型;② 1996~2009年敏感性指数呈现多个“倒U”型连续波动;③ 1996~2009年,恢复性指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海洋产业增加值逐年增加,海洋油气产业发展出现波动性的变化,海洋捕捞产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海洋产业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为加快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化解构——基于人海关系分析框架

海洋地缘政治探讨国家政治活动与海洋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大的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本文构建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化分析框架,探讨人海关系要素构成和国家与海洋互动机制,梳理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进路径、内容构成和阶段特征。国家意志和需求、国家文化基因、技术变革是驱动国家与海洋关系互动的主要因素,中西方国家在人海关系演化过程中均呈现“以陆涉海,以海养陆”“以陆拓海,以海通陆”“以海制陆,海陆冲突”“陆海统筹”等阶段性特征。现实主义与和合主义、冲突扩张与消极保守、全球视野与华夏中心在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变中形成鲜明对比。未来中国需把握好批判继承和改造借鉴的辩证关系,形成海洋命运共同体范畴下的海洋地缘思想集合,丰富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理论体系。     

自然地域系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在回顾国内外自然地域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分析了自然地域系统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 ,自然地域系统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与争论 ,如对于地带性学说的不同理解、自然地域划分原则、生态地理区域划分的性质、划分指标体系的选择、中国自然地域系统若干重要界线的划分、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关于山地的划分与归属等。指出了自然地域系统研究在理论方法、研究和考虑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反馈以及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发展趋势。     

中国人居环境的地理尺度研究

人居环境是与人居活动、人居文化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总结了国内学者开展人居环境研究的现状,尝试对人居环境研究的地理尺度进行划分,对不同地理尺度下人居环境的内涵、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以及人居环境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研究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① 人居环境的研究方向日益综合化、系统化、微观化;② 人居环境的资料搜集、数据获取、模型方法日益现代化、信息化、虚拟化;③ 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不同地理尺度人居环境的概念并不统一、人居环境的过程与机理研究不足。据此提出了未来不同地理尺度人居环境的研究动向及前瞻趋势。     

Tidal gravity in Britain: tidal loading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arine tide

Summary. Tidal gravity measurements have been made at six sites in Britain with two nulled LaCoste and Romberg Earth tide gravitymeters. The M ₂ observations from these and two further sites are compared with calculations of the tidal loading from the seas around the British Isles and the major oceans. Models of the M ₂ marine tides are convolved with Green's functions for appropriate radially stratified Earth mode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 ₂ observations and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are less than 0.6 μ gals and it is shown that these differences contain furthe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errors in the marine tide models. The M ₂ marine tides on the north-west European continental shelf are reasonably well known and this allows a useful test of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tidal gravity measurements for the inverse ocean tide problem in areas where the ocean tides are less well known. The differential gravity loading signal between pairs of gravity stations is shown to be important for considerations of the uniqueness and accuracy of the inverse problem. M ₂ tidal gravity loading maps for the British Isles and Europe have been produced which are of use in making corrections to various geodetic measurements.     

Sustainable Utilisation of Fisheries as Governmentality: Constraining the Potential for Ecosystems‐Based Manage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stitution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Zealand marine environment. First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stainable ecosystems’ and ‘sustainable utilisation’. The distinction is important if we are to make sense of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various stakeholders (fishers, fisheries companies, scientists, fisheries managers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use ‘sustainability’ in the management of New Zealand's marine environment. We then examine how contestation results i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becoming a governmentality. We propose that such contestation transforms stakeholders into subjects whose everyday practices and relationships are influenced by seemingly incommensurable understandings of the lexicon that surrounds sustainable management. We conclude try considering how the potential revelation of new unknowns may be needed in order for disparate stakeholders to forge a unified approach to New Zealand's marine management.     

大都市空间扩展的廊道效应与景观结构优化*──以北京市区为例

由于存在城市中心梯度场和廊道效应梯度场,在单纯经济利益趋动下,城市本质上存在摊大饼倾向,这将严重破坏城市合理景观结构与生态平衡.文中运用廊道效应原理,研究人工廊道与自然廊道相互作用过程,结合北京中心市区不同时期空间扩展格局,分析城市景观8个方位廊道的扩展量、扩展速度及变化趋势,提出将自然廊道体系纳入北京大都市区规划,形成人工廊道与自然廊道相间分布的星状分散集团式景观格局,以有效阻止建成区摊大饼过程.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分析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分析对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其目的是量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和水平，其核心是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和定量评价模型和方法的建立。文章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共5层的树状指标体系，根据指标间的内在联系选取主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法构建数学模型。     

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南海渔民的流动性与集体记忆建构

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其流动性时空规律,更要关注其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从流动性与集体记忆视角出发,选取海南省东部典型渔村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深入理解渔民在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建构,主要从流动、停泊、定居的3种不同状态归纳渔民流动中的时空盈缩、物质条件和流动路径节点,从时间、地方和权力三要素探讨渔民集体记忆的形成。研究发现：1）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2）渔民的流动状态和过程赋予海洋以地方特性。人船组合拓展渔民自主流动的能力,“陆—海—岛”流栖空间中的地物和景观凸显集体记忆的物质依赖性。3）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代际更迭削弱了原有的人海关联,流动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集体记忆结构性消退,渔业村镇的全球—地方的跨区域色彩逐渐被剥离,回归到同质化的域内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