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城市房价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少城市进行了"撤县设区"和"城区合并"等行政区划调整。已有研究主要探讨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推动力及其对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城镇体系的影响,鲜有研究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变化的影响。基于1999-2013年280多个地级市和2009-2016年上海市19个区的房价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撤县设区和城区合并对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特大城市,撤县设区对城市房价有正向影响;对于一般的地级市,撤县设区短期内会减缓城市房价的增速;此外,城区合并对被合并城区的房价往往具有推动作用。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为其他事件影响的评估研究提供参考。研究结论可为地方政府的房价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撤县设区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

撤县设区扩展城市空间和功能,加速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城市房地产价格。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检验分析撤县设区改革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① 撤县设区改革对房价具有显著性的抑制效应,且该效应具有短期性;② 分城市来看,I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实施撤县设区后,对房价上涨有更显著的抑制效应;③ 城市扩张越强,撤县设区对于房价的抑制作用越强,而人口流入、基础设施建设会适当降低撤县设区对房价的抑制效应。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机理——以杭州市为例

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对城市空间扩展产生了新的需求,撤县（市）设区是中国城市市辖区实现扩容提质的主要手段之一。以杭州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后杭州城区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扩展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通过撤县（市）设区,杭州城区的建设用地东扩趋势明显,萧山和余杭两区的建设用地新增面积和扩展速度均高于平均水平,且两地建设用地空间存在多中心集聚特征,成为新一轮的杭州建设用地扩展高密度区,城市功能不断凸显。总体来看,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是间接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通过引导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实现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向新设市辖区的转移和集聚,提供城市空间扩展的载体。撤县（市）设区后需要通过后续的城市规划修编、土地性质和权限调整、生产要素集聚与空间重组等路径,对城市空间扩张与空间演变产生直接影响。     

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改革对经济强县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以顺德为案例,对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撤县（市）设区”以及基于地方积极性的“省直管县”2个阶段中行政区划体制和管理自主权变化、经济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体制变化对顺德经济发展的影响,并结合DEA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水平2方面对其经济发展变化进行多阶段自身纵向和区域横向对比。结果表明：1）撤市设区,有限弱化了顺德规划管理等重要事权、财权财力和核心人事权,不利于顺德经济的长期增长,降低了经济效率;2）强县扩权、省直管,推动顺德财政独立,强化其一般事权和核心人事权,有利于顺德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3）撤市设区后,行政管理层级增加,县级政府对各部门有效制衡被弱化,县域发展意志被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弱,为撤并工作顺利,县级制度部分保留”的背景下,市县两级政府分歧下的区域分割等问题难以解决,区域一体化受限明显,这是顺德乃至佛山整体长期经济发展弱化的重要原因;4）强县扩权、省直管后,行政管理趋于扁平化,“大部制改革”“简政放权”权限与动力得到强化,县域发展意志得以实现,是顺德经济发展强化的主要因素。     

撤县设区命名采词分析

正近年来,由于我国撤县设市工作的告一段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相继迅速掀起了一股撤县设区热潮,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之高和意义之大,是令人叹服的。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考虑,目前我国的撤县设区主要集中在三种类型:一是重点调整了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级发展规划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节点城市。如在重庆、天津、杭州、石家庄、青岛等11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开展了撤县(市)设区;为了落实国家"一带一路"、京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市县差距不容忽视撤县设市亟待解冻

撤县设市是促进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县已撤县设市，中西部地区也有不少县改设为县级市。客观上，撤县设市给绝大多数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而未能赶上撤改的县，由于区划定位、群众意识、政策扶持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力的差距，与同类县级市的差距正越来越大，影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地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特征及演变

多中心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和判断是制定适宜区域空间政策、推动其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核心区和城镇密集区,其空间结构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以珠三角县级行政单位为基本空间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珠三角地区2000,2005,2010年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进行研究。珠三角地区经历了从"核心—边缘"特征明显的单中心模式到"多中心"结构特征显著的发展历程,其演变模式总体上符合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理论。但在城市区域的空间尺度,钱皮恩的"离心模式、组合模式和融合模式"对其空间结构演变具有更好的解释力。现阶段,珠三角地区基本实现了经济中心和人口中心的空间耦合,但各中心在职能上仍然有所差别。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服务业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与空间分异特征

结合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中国服务业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而运用聚类分析和Theil系数探讨中国三大地带间、三大地带内和31个省(区,市)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程度、市场发育程度、交通通信水平、经济全球化水平和人力资源丰度是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31个省(区,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发达、次发达、较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五个基本区域类型;中国服务业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总体稳定、略有波动;不同省(区,市)服务业内部结构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差异;1990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整体差异水平扩张迅速,而三大地带间、地带内的区域差异变动较为缓和,东部地带内省际差异进一步扩大,对全国总体差异的影响最大。     

城市型政区建置历史地理基础及其效应分析——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

在以近代产业和公民思想的区域集聚为特征的城市型政区理论诠释基础上,阐述1925年广东省江门设市的历史地理基础,包括明清以来潭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活跃,海关设置、铁路兴修、侨资投入,近代产业兴起等,由此改变近代广东政治地图,并产生强化江门城市近代治理形式,采用西式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形成经济生长极,带动区域发展等多种效应,是近现代广东政区建置史上一件盛事.     

国际旅游岛建设以来海南省产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采用产业区位基尼系数、地理集中率、产业梯度系数和回归分析等方法,从产业整体、三次产业和字母行业3个层面分析国际旅游岛建设以来海南省产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目前海南省产业整体和多数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与多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异程度高,主要分布于少数沿海非民族市县,呈明显的沿海-内陆、非民族-民族地区与北-南向类似U型的分异格局;产业整体、三次产业与10个字母行业从业人员数空间分异趋于加剧,空间分布趋于向少数市县集中,而产业整体和三次产业增加值与6个字母行业从业人员数空间分异趋于减缓,空间分布基本趋于向北部沿海地区以南分散,意味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带来了旅游相关产业规划所确定的重点产业的空间拓展;海南省产业空间分异格局是要素禀赋作用效应、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分工经济效应、制度诱导效应、空间近邻效应和外部经济效应叠加的结果。结果基本验证了中国产业空间分异的一些研究结论,也表明海南省需要扶持内陆和民族地区发展公共服务业和优势产业,适度引导产业向部分内陆和民族市县集中和分散,以增强产业空间布局的均衡性。     

长株潭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加快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举措。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支撑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推动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文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为加快长株潭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程，应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开发区的作用，抓好岳麓山大学城的建设；壮大高新技术主导产为。打造一批名牌产品；建立产学研合作研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市场，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领导，营造良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     

厦门市产业结构特征与跨世纪发展构想

厦门市在经历了改革开后的一段高速增长之后，产业发展环境和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分析厦门市产业结构现状和产业跨世纪发展的基础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厦门市新世纪主导产业发展构想。     

测量上海产业网络的点入度和点出度——超越后工业化社会的迷思

利用上海市2007年144个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基于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的点入度和点出度,将产业划分为Ⅰ型（高点入度、高点出度）,Ⅱ型（低点入度、高点出度）,Ⅲ型（低点入度、低点出度）,Ⅳ型（高点入度、低点出度）。研究发现：① Ⅰ型、Ⅱ型、Ⅲ型和Ⅳ型制造业点入度均值分别比各类型服务业高0.52、0.45、0.04、0.27,表明制造业相对服务业具有更强的后向拉动效应。② Ⅱ型和Ⅳ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高于Ⅱ型和Ⅳ型制造业0.29、0.16,而Ⅰ型和Ⅲ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小于Ⅰ型和Ⅲ型制造业0.32、0.17,表明服务业的前向拉动效应存在着分异。③ Ⅰ型、Ⅳ型制造业及服务业的点出度对GDP均具有正向的相关性,提高对这些产业的使用有利于提升GDP。Ⅱ型服务业的点入度对GDP具有负向的相关性,点入度较低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银行业、证券业GDP分别为该类服务业前3名。Ⅱ型服务业点出度、Ⅲ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点入度和点出度对GDP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尽管制造业GDP占比下降,制造业仍在上海产业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海应超越后工业化的迷思,降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加强金融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产业网络关联多样性和非关联多样性,促进航空、航天、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中国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空间辐射能力

通过对中国地市级以上行政区域及部分县级行政区域金融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空间相关性的分析,将金融业的空间区位差作为衡量区域性金融中心辐射能力的指标,并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下,拓展传统的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对中国区域性金融中心辐射能力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发现：中国金融业存在着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区域性金融中心具有显著的空间辐射能力;中国区域性金融中心空间辐射能力不仅同本区域经济规模、金融环境和人力支撑有关,而且还受到相邻区域的经济因素和相邻区域间经济差异的影响;中国金融产业空间扩散不同于传统产业,有其本身固有的特点,其受贸易活跃程度和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并不明显。进而,本文提出了研究的理论启示和政策建议。     

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影响路径——基于海南的经验分析

利用2010年海南的政策实践作为自然实验，基于1996—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测度了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合成控制法能够很好地拟合国际旅游岛建设实施前海南省的经济增长路径，通过对比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经济变量的实际值与“反事实”值之差，证实国际旅游岛建设能够有效推动海南地区经济增长；2）国际旅游岛建设确实通过需求侧的消费和投资路径以及供给侧的第三产业发展路径对海南的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果提出完善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政策建议，以服务于中国海岛经济发展和海洋强国战略实践。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研究

基于云南省1992~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偏离份额分析、基尼系数产业分解方法,分析产业结构演变对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受到产业结构偏离和竞争偏离影响较大,滇中县域在产业结构上优势显著,但相对竞争力较弱。滇西和滇南县域竞争优势明显,但不具结构优势;最近10 a来,滇东县域在产业结构、竞争力方面占优,与滇西和滇南县域的差异拉大;从基尼系数产业分解结果看,第二产业是导致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扩大的首要因素。此外,第三产业对县域经济差异贡献不断加大,对县域发展不平衡影响日益凸显;产业基尼系数变化分解结果揭示,产业集中效应扩大了县域经济差异,而结构效应则可以缩小县域经济差距,据此提出以产业结构调整来协调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