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社区绿地规模和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综合问卷调查和多源绿地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分析高档、低档、近郊、远郊4类社区的社区内外绿地规模与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社区的绿地数量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高低档社区内的绿地差异大于近远郊社区;近郊社区的周边绿地数量优于远郊社区,但公园绿地可达性更差。2）提高社区内乔木和灌木比例、增加社区周边公园绿地可达性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3）低档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受到社区内植被覆盖和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显著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对绿地空间的作用不敏感。4）近郊社区居民受到周边绿地规模和社区内植被覆盖的影响,而远郊社区绿地率和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对居民心理健康有显著作用。最后,提出对于低档和近郊社区首先需要关注社区内的绿地规划,对于高档和远郊社区应注重社区内外的绿地平衡的建议。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及应用——以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为例

门户社区毗邻风景区且处于其出入口位置,在旅游发展中面临特殊的机遇和难题.依据社会交换理论,选择“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旅游利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7 个结构变量构建社区旅游支持度测度模型,以黄山风景区的4 个门户社区为研究案例,对该模型进行检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探讨模型内各变量对社区旅游支持度发挥作用的路径及造成同一风景区不同门户社区支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而言,旅游利益感知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有正向影响;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和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对社区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正向影响不显著,旅游成本感知这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不大.②各地居民感知和旅游支持度存在差异,南门汤口各维度总体得分最高,北门甘棠-耿城次之,东门谭家桥第三,西门焦村得分最低.③ 门户社区与黄山风景区的空间关系、区位条件与交通格局、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造成了各门户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差异.     

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

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利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①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影响的感知特征可归纳为“社会失序”、“文化素质提升”、“地方认同和生活环境改善”、“吸引力增强”、“综合效益提升”、“生活环境恶化”和“生活成本提高”等7个维度,居民对积极影响的感知强度整体上高于消极影响。②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与旅游影响感知密切联系,各感知因子对居民态度的不同维度有显著影响。③根据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可将常州城市居民划分为“乐观支持者”、“理性支持者”、“谨慎支持者”、“冷漠态度者”等4种类型,总体来说,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发展的态度较为积极与理性。     

门禁社区边界和家的构建关系研究

门禁社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中,空间、制度、经济和社会维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门禁社区的文化分析则相对薄弱。研究基于我国社会情境,从“边界”和“家”这两个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围墙的意义和家的构建,对国际范围内关于门禁社区的争论提供文化的视角。研究发现,“家”的构建是通过创建“边界”来实现的。门禁社区的围墙和大门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边界,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它构建了“家”,同时也成为围墙内外居民争夺“家园”的象征。     

城市居民日常身体活动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依托南京主城区居民日常身体活动调查数据,基于身体活动时空维度,挖掘城市居民日常身体活动时空分异特征,并采用混合效应模型探究身体活动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居民日常身体活动时空异质特征明显。工作日/非工作日不同类型身体活动时间安排及个体间差异均显著;工作性、交通性、家务性身体活动空间制约明显,而休闲性身体活动空间分布更具弹性;与工作日相比,非工作日不同类型身体活动空间范围变化收敛与扩散特征并存。② 活动空间范围、个人社会经济属性、自身健康状况对居民日常身体活动分异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居民日常活动空间范围决定身体活动的空间适应与选择;社会分工差异导致不同性别、年龄人群身体活动具有指向性;身体活动时间出现与个人社会经济实力倒置现象;而良好健康状态会激励居民日常身体活动的保持。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

在空间与旅游地空间的相关研究中,社区居民及其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本文试图转向微观层面,关注空间演化中居民与日常生活的力量.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核心区马降龙村为例,运用观察法与访谈法,探索由旅游发展所推动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的现象与特征.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与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讨论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居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对抗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构想的空间表征,体现具有反抗性的表征空间.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反抗性的表征空间表现出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再生等形式.现阶段,低度开发水平下居民与政府及景区管理主体的对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长期看来景区组织与居民角色的特性,以及对土地的掌控保障了反抗潜力的延续.而旅游社区的空间秩序最终将在所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中形成.旅游发展中居民扮演的角色影响其协商能力,造成不同的行动机制与意义.旅游社区空间活力最终在多主体、多目标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激发,这一过程始终展现出日常生活的创造力.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公园居民游憩满意度

城市公园是承载居民日常游憩的主要空间,度量居民在城市公园的游憩满意度对于改善公园的游憩品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城市公园的游憩特征和影响因素,文章构建了用于测度居民游憩满意度(RRSI)的结构方程模型;并以北京城市公园为例,在量表设计和问卷调查基础上,对居民游憩满意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影响居民游憩满意度的三大潜变量中,可达程度对居民游憩满意度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深入分析发现,可达程度中的“公共交通”、“与居住区距离”,感知质量中的“景观品质”、“休憩设施”、“公园治安”、“文娱活动”、“标识系统”,感知价值中的“门票及消费”等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作用更明显,是影响居民游憩满意度的主要因子。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善城市公园游憩品质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     

都市边缘区农村集资房时空演进特征及驱动机制 ——以20世纪90年代广州白云区为例

基于ArcGIS、SPSS分析平台,以广州白云区为例,对农村集资房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ArcGIS空间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时空演进由“点状”发展走向“交通线状”蔓延,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对交通干线的依赖性明显;2）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农村集资房项目相对所属镇街行政中心的空间集聚效应由于区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别。通过SPSS数理分析发现：1）农村集资房市场发展与商品房市场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性,农村集资房开发与房地产市场发展相伴相随;2）政策是农村集资房时空演进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左右着农村集资房的发展方向。政府力（权力）、市场力（资本）和社区力（抗争）等3种力在不同时期作用方向有所不同,推动着农村集资房的形成与发展。     

陕西省韩城煤矿区居民环境污染调适行为

陕西省韩城矿区煤炭资源丰富, 但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当地居民对此深感焦虑。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不同属性的居民对环境污染的调适行为差异以及影响因素, 供政府部门参考。通过454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 利用卡方检验、秩和检验和探索性路径分析方法, 得到以下结论:①大多数居民都很少或没有采取有关措施来要求改善环境。其中“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是居民最常用的要求改善环境的措施。②性别分组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污染的调适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对居民的水污染、噪音污染调适行为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对大气污染调适行为有显著影响。居住时间对调适行为没有显著影响。③“为了经济或就业愿意忍受污染的程度”对“考虑搬家”和“上诉”的调适行为有负向显著影响。“对环境污染的总体评价”的感知对“上诉”、“在家中规避”和“向同事抱怨”的调适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居民“组织维权行动”有显著影响的是采取“上诉”和“向同事抱怨”的两种调适行为, 以及“对环境污染的总体评价”的感知。“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感知则对“组织维权行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面向社区生活圈构建的郊区居民社区依赖性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在郊区化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提高郊区居民日常生活对社区空间的依赖性对于缓解城市发展压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有重要意义。论文将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研究框架,将居民的社区依赖性划分为社区依赖、社区依靠、社区认同和社区排斥4种类型。以上海市为案例地区开展实证研究,基于2017年郊区居民行为调查的一手数据,分析居民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基本特征及其群体间差异,并利用多项Logistics回归模型,研究社区空间特征对社区依赖性的影响。对不同群体和不同社区特征下社区依赖性的模式进行总结,以期为郊区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研究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群体的社区依赖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小汽车拥有情况对于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作用方向相反;社区设施密度主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功能性依赖;社区绿地率对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主观评价主要影响情感性依赖。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应改善社区环境质量,合理配置绿地、开敞空间和休闲设施,提高社区商业设施等级和质量,同时也要注重加强社会环境的建设。     

邻里建成环境对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空差异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一直受到国内外地理学者的重视,邻里建成环境作为结构性制约因素,在休闲行为研究的交叉学科中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关注其对休闲行为影响的时间差异的研究严重不足;此外相关研究多从是否产生休闲行为或活动量的角度去验证,缺乏建成环境对休闲空间特征影响的衡量。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以广州市为案例地,结合居民的出行活动日志调查与人口普查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建筑POI普查数据,探讨居民休闲行为时空特征及居住地的邻里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呈现出高度集中特征,高度集中于12:00~14:00,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12:00~14:00、4 km内;休息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集聚的集中性减弱,活动持续时间增长;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9:00~20:00、1 km内。邻里建成环境的不同维度指标对休闲活动距离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工作日上午并无影响显著的因素;中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商业中心可达性的负向影响;下午,休闲距离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休息日上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的负向影响;中午,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公交站点数和到最近开敞空间距离的负向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则是呈现先正向后负向的影响;下午,受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公交站点数的负向影响、休闲设施数量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休息日是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是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     

郊区化背景下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影响——以广州为例

本文从健康地理跨学科的视角入手,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10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选择10个城区街道的927个样本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式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居民城市建成环境、健身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基于WHO-5反映心理健康量表的评分,郊区样本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城区样本的平均12.788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相对于城区居民,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长距离的通勤及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时空约束更为明显,健身活动频率更低、时间更短、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住宅附近。这种差异除了受个人经济社会属性、邻里社区融入等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弥补过度市场化逐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缺失,维护社会空间公平,完善中国式郊区化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改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郊区规划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城市居民休闲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面临转型,探讨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休闲与幸福感是新时代城市地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结合休闲的时间与空间要素,构建“休闲-幸福感”理论模型,以广州市为例,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城市居民休闲行为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均会对城市居民的休闲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休闲时间的影响更大;休闲时间、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休闲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而休闲满意度则受到休闲时间、休闲空间和休闲参与的影响;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是建立休闲与幸福感内在联系的重要中介机制。     

基于城市建设发展视角的佛山休闲空间演变分析

城市休闲空间的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扩张与城市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文章以佛山为例,从历史的角度回溯佛山城市休闲空间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并将叙事的脉络深刻植入到佛山城市建设发展的总体框架中。明清时期以前,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背景下,佛山的墟市、街道、河涌等成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交换中心,集市繁荣起来,而居民的休闲生活在商品的贸易中逐步萌芽,休闲空间雏形形成。明清时期,由于商业中心确立和土地利用形式的改变,城市规模扩大,休闲空间则成为根植于人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改革开放后,佛山城市休闲空间得到全面拓展,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新佛山,基于当地传统与记忆,关注休闲空间的修复与革新,着力于改善残旧的旧城地区,致力于提供一种普遍的可识别性,以及相同历史与文化现实的归属感,从而促进休闲空间和城市历史街区的交流与延续。     

从公共纪念空间到公共休闲空间：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空间生产

转型期城市公共纪念空间从神圣空间向居民休闲空间的转变成为学界和社会的关注热点。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为例,运用空间生产理论以及观察法、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城市转型中从神圣纪念空间向市民休闲空间的转变过程、空间主体所起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2次空间转换,1954―1978年烈士墓园的空间生产阶段以及1978年到现在公共纪念与休闲空间生产的阶段。2）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作用和居民自下而上的休闲需求是推动烈士陵园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3）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作用,塑造了烈士陵园多样化空间局面。从政府角度来看,不论是空间规划还是符号化空间的建构都是为了更好地强化其神圣空间特质,公共休闲只是一种衍生功能。从居民角度看,休闲需求在居民生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由此形成了混合公共空间。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在广州市13个保障房社区收集的一手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分析了保障房社区居民情绪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住房条件、社区建设）和社区社会环境（社区社会网络和社区凝聚力）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社区内的保障房比重与情绪幸福感相关。此外，居民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情绪幸福感显著相关。身体健康水平与情绪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且对于婚姻状况和住房条件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而言起到中介效应。因此，保障房的规划和建设要兼顾社会环境建设和物质环境建设，以提升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体验。     

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及其居民感知——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空气污染监测与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广州中心城区33个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居民对空气污染感知。主要结论为：1）各区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风险及其空间格局分布差异较大,低暴露风险公园所占比例较小。2）空气质量指数（AQI）、PM_1.0和PM₁₀与社区公园面积呈显著负相关;AQI、PM_1.0、PM₁₀和PM_2.5与斑块形状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二氧化碳（CO₂）与离城市主干道距离呈显著负相关,但社区公园1 km缓冲区范围内城市道路密度与其空气污染关系不大。3）超过1/3的居民对社区公园空气污染程度的主观感知优于客观测度的空气污染水平。4）可替代活动空间以及社区公园可达性影响居民空气污染暴露风险。由于社区公园面积规模较小,对空气污染减缓作用有限,未来应尽可能规划面积规模较大、可达性较高、形状更饱满且远离交通主干道的社区公园。     

广州不同阶层城市居民日常家外休闲行为时空间特征

以2013年广州市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休闲活动频次及时长、休闲活动的时间集聚、距离分布、时空分布密度和时空集聚特征等方面分析不同阶层居民休闲活动特征。研究发现:居民工作日家外活动以生存型为主,休息日以休闲型为主,高阶层居民比低阶层居民在工作日休闲活动时间长,休息日活动频次高;居民在工作日的休闲活动受生存型活动时空约束明显,各阶层在休息日的休闲活动持续时间明显增长,主要集聚于近距离;居民休闲活动大部分集中于中心城区,工作日早晚活动空间变化大于休息日;低阶层居民晚间休闲活动集聚范围明显比白天收缩,中高阶层以上居民工作日晚间休闲活动集聚范围明显比休息日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