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适应信息通报谈判的最新进展和展望

适应信息通报作为《巴黎协定》下联结国家个体适应行动、全球适应目标以及全球集体适应努力的纽带,是目前《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APA）下唯一的适应议题,会对未来全球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产生较大影响。本文总结了APA适应信息通报的谈判进程和最新进展,梳理了不同缔约方和谈判集团对适应信息通报目的、内容、报告渠道、指南和灵活性的立场和观点,展望了适应信息通报未来的谈判走势。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开展适应行动及提供信息报告的能力较强,在适应信息通报谈判中立场相对灵活,但未来在有关适应的资金支持谈判等方面仍面临着压力,建议推动和深化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以团结更多发展中国家,促进全球适应行动,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巴黎协定》适应和损失损害内容的解读和对策

《巴黎协定》基本照顾了各缔约方的核心关切,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原则,基本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在适应部分,《巴黎协定》设立了与全球温升目标相联系的全球适应目标,明确了对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支持,并确定了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全球适应信息通报和5年周期的全球盘点。在损失损害部分,《巴黎协定》锁定了《公约》下的华沙损失损害国际机制,并基本确定了一个各国通过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共同解决损失损害问题的框架。但是,《巴黎协定》仍然没有解决很多技术性问题和缔约方之间关键性和实质性的分歧。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将继续在适应和损失损害问题中面临着出资压力,应通过增强国内适应行动、强化适应和损失损害相关研究和高效利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3个方面,为谈判争取主动并为推动全球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损失损害做出贡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谈判回顾

增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谈判进程中,能力建设部分一直进展缓慢。自缔约方第7次会(COP7)上确定了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后,能力建设的机制建设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缔约方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首次授权通过执行附属机构(SBI)建立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PCCB)。该委员会将全面协调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支持,同时监管2016-2020年的能力建设工作计划,全面系统地促进和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活动。另外,《巴黎协定》还同意建立透明度能力建设倡议(CBIT)用以增强2020年前后的机制和技术能力。随后,全球环境基金(GEF)为该倡议成立了CBIT信托基金。至此,公约下能力建设议题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际机制。未来议题的谈判将走向务实与细节。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迈向一个新阶段,中国在能力建设议题的谈判上也应做相应的调整。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评估与全球气候治理展望

《巴黎协定》在确立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框架性制度安排的同时也给出了一系列留待解决的后续任务,包括制定《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细化相应规则、制度和指南等。经过3年的谈判,2018年年底在卡托维兹举行的第24次缔约方会议对《巴黎协定》涉及的除市场机制外的众多议题做出了一揽子安排,建立了一系列指导和帮助各方在2020年后落实和履行《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为全面有效实施《巴黎协定》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导。本研究致力对《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内容和特点、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和要求、后续谈判走向以及中国的对策等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和分析。评估发现,实施细则继续保持了《巴黎协定》的“精妙平衡”,严格恪守并充分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巴黎协定》模式,在为发展中国家保留一定灵活性的基础上统一了报告和审评的“度量衡”,并进一步明确了以五年为周期提高行动和支持力度的序贯决策机制。细则可能给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和国内履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需要从观念认识、责任担当、业务协调上做好新的布局,根据国内外新趋势、新特点构建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新体系。     

“后巴黎”时代气候适应国际合作进展与展望

纵深并拓宽气候适应国际合作,是《巴黎协定》增强适应行动的主要内容,是"后巴黎"时代延续全面适应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系统地调研和梳理主要国家/集团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全球气候适应国际合作重点领域的基础上,分析中国近年来开展的政府间交流机制,双、多边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南南合作等适应气候变化合作重点工作,总结出资金缺乏、合作渠道多元化不足、国际合作模式亟待深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的挑战是中国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后巴黎"时代,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深化气候适应国际合作将落脚于深度参与全球气候适应治理机制的建设、深化与全球适应中心的合作、探索气候适应国际合作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以及进一步开拓跨国对标城市间的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巴厘行动计划》以来适应气候变化谈判进展及未来需求分析

回顾了《巴厘行动计划》以来形成的与适应气候变化议题相关的国际决议及谈判进展,分析了这些决议对推动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进程的可能作用和面临的障碍,综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2015气候协议”的利益诉求和建议。作者认为：《巴厘行动计划》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建立了适应委员会、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和应对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等;资金、技术研发、推广和使用、政策法规、机构设置与能力、信息等是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限制因素;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仍是“2015气候协议”谈判的重点和难点。针对非洲集团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全球适应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危害的补偿的提议,作者建议加强科学研究,开发评估方法和工具,探讨气候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归因;同时建议中国进一步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     

“后巴黎”时代气候适应国际合作进展与展望

纵深并拓宽气候适应国际合作,是《巴黎协定》增强适应行动的主要内容,是“后巴黎”时代延续全面适应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系统地调研和梳理主要国家/集团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全球气候适应国际合作重点领域的基础上,分析中国近年来开展的政府间交流机制,双、多边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南南合作等适应气候变化合作重点工作,总结出资金缺乏、合作渠道多元化不足、国际合作模式亟待深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的挑战是中国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后巴黎”时代,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深化气候适应国际合作将落脚于深度参与全球气候适应治理机制的建设、深化与全球适应中心的合作、探索气候适应国际合作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以及进一步开拓跨国对标城市间的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马德里气候大会盘点及全球气候治理展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未能就各方最为关注的《巴黎协定》第六条市场机制实施细则达成一致。会议成果平淡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过度强调提高各方减排目标力度而未能聚焦《巴黎协定》第六条相关谈判;第二,主席国和部分缔约方急切将各方尚未形成政治共识的提高承诺力度问题引入谈判进程,破坏了谈判氛围;第三,各个议题推进不平衡;第四,发达国家企图逃避责任,促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团结并形成对立。展望2020年的全球气候多边进程形势,《巴黎协定》第六条相关谈判将继续作为重点,提高力度也将成为讨论主题,但片面强调1.5℃目标可能引发重谈《巴黎协定》风险,同时发达国家背弃《公约》、转嫁责任意图明显。全球气候治理应聚焦落实承诺的力度,并平行推进《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实施。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综合应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分析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评估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巴黎协定》履约前景的影响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大事件,将对《巴黎协定》的履约产生多重影响,包括将对《巴黎协定》的普遍性构成严重伤害,动摇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气候治理体制的基础;将导致《巴黎协定》履约中的领导力赤字问题显著恶化;可能引发不良示范效应,降低国际气候合作信心;将会对其他地区碳排放空间形成不可忽视的挤压,进而推高其他地区碳减排成本;美国大幅削减国际气候援助资金将削弱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美国延迟采取气候行动可能导致全球减排错失最佳时间窗口;美国大幅削减气候变化基础研究经费将对未来全球气候科学研究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巴黎协定》履约谈判的权威性等,最后显著加大实现温控目标的难度,甚至导致目标无法实现。就全球气候治理的全局而言,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不会坍塌,但确实会受到动摇;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不会逆转,但确实会迟滞。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使中国面临多重挑战,其中之一是中国面临急剧上升的期望中国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领导的国际压力。为此,中国对内应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上限目标,对外应积极重建全球气候治理集体领导体制,即用C5取代G2,同时继续努力改变美国对气候变化的消极立场。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适应议题焦点解析及后续中国应对措施

适应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下的重要谈判内容。2018年12月举行的第24次缔约方大会（COP24）就适应议题后续实施方案达成了共识,为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在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中,如何借助新成果推动国内适应工作稳步发展,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是新形势下亟需考虑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梳理了适应议题的焦点问题、各集团和缔约方的立场观点,展望了2019—2025年适应相关议题主要工作安排,并对此提出了中国未来适应领域完成相关工作需要考虑的应对措施建议,包括：(1)深入分析国际信息报告体系与国内信息的联系,梳理国内适应工作亮点,为构建高质量报告奠定基础;(2)构建跨部门跨地区协作机制,加强信息搜集与完善,有效提高数据和信息统计功能;(3)强化气候变化适应技术、规范、标准等科学研究的作用,为制定政策规定时纳入相应技术要求、提高政策规定等需求提供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服务。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优先合作国家选择方法探讨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中国领导人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的庄严承诺,也是体现“十九大”会议精神“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具体实践。作为我国重要的对外援助方案,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实践中对外援助国的选择通常是根据领导人出访地和一些重要国际会议举办地等确定,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这也符合对外援助初级阶段的特征。为了更加高效、系统地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持续开展,产生更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文中基于定量评估的方法学对南南合作优先合作国家的选择开展了讨论。通过专家集体打分与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及权重,采用阶段阈值法将不同国家在评估指标上的表现转化为定量分值,并进行国家综合得分计算和排名。计算结果显示,南非、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位于潜在受援国前五位,文中还列出了建议优先合作的20个国家及位序。总体来看,排名前20的受援国均属于联合国机制下77+中国集团,90%为“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70%是亚投行成员国,评估结论与中国发起的重大合作倡议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不仅可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开展,也能呼应和推动中国主导的其他国际议程发展。本文尝试在传统的定性描述和评估为主的领域,引入定量评估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学应用上进行拓展。论文研究结论可以为相关部门选择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优先合作国家提供参考。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物资赠送项目评估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物资赠送项目是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自2011年实施以来,进展顺利,影响深远。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建后,对援外项目监管和评估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但相关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尚不足以对实践形成有效支撑。本文立足援外改革要求,结合对历史项目进展及成效的回顾分析,研究提出了适用于处理非结构化项目信息的系统性评估方法,构建了包含战略政策与项目实施两个视角、兼顾项目效果与质量评估两个维度的三级评估指标体系,同时可为项目实施监管、经验反馈、效果提升、传播推广等提供可用工具。研究发现,截至2020年6月,中方已实施完成40次公开招标采购,落实了与29个合作国签署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物资赠送谅解备忘录,累计提供总价值逾5亿元人民币的应对气候变化物资。该项目在支持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彰显国际责任,支持合作国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方面取得务实成效,提升了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但具体物资赠送项目的差异化特征突出、基础信息来源渠道复杂、信息化水平不足等因素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评估工作的可操作性和便捷性,以及评估结果服务项目监管的能力和效率。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新模式——探析“气候变化三方合作”

三方合作是与传统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模式互补的国际合作新模式。由于具有可充分调动多方资源、发达国家和新兴捐助国的互补效应强、形式灵活等优势,三方合作目前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和参与。2016年全球已有838个三方合作项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2/3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三方合作项目,其中德国、日本、西班牙和美国参与的项目最多。新兴捐助国中参与三方合作项目最多的国家是智利和墨西哥。目前三方合作项目执行期较短、项目额度小,29%的项目提到了绿色目标。目前虽然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案例还不多,但是截至2018年底32个发展中国家和5个发达国家都提出要开展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兴趣。由于起步较晚,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目前面临着资金不足、沟通协调过程复杂、合作成本高等问题。中国应积极探索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推动不同部门南南合作、三方合作和其他多边双边合作的资源统筹,并应增强项目管理的规范性,提高项目效果和影响。     

气候变化适应行动进展及对我国行动策略的若干思考

巴厘岛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明确了将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并重的立场,并对适应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安排和部署。通过介绍《公约》下适应认识的发展过程,阐述了巴厘岛会议针对适应行动的一些进展,讨论了我国在适应方面可开展的行动和关注的领域。分析认为,目前适应已成为和减缓并重的关注议题,适应行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行动的落实还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适应基金募集和分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将有一个艰难而激烈的谈判交锋。     

气候变化适应行动进展及对我国行动策略的若干思考

 巴厘岛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明确了将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并重的立场,并对适应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安排和部署。通过介绍《公约》下适应认识的发展过程,阐述了巴厘岛会议针对适应行动的一些进展,讨论了我国在适应方面可开展的行动和关注的领域。分析认为,目前适应已成为和减缓并重的关注议题,适应行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行动的落实还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适应基金募集和分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将有一个艰难而激烈的谈判交锋。     

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问题的谈判进展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到目前为止，几乎历次会议都涉及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的谈判内容，但谈判进展甚微。通过综述《公约》谈判进程中与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主要决定，分析了适应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问题谈判的制约因素，最后提出了我国在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问题谈判中应持的立场。     

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森林退化排放(REDD)的各方观点及对策建议

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森林退化的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重要议题。从该公约的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11)以来,各缔约国就此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除在方法学等问题上存在争议外,在激励机制和毁林纳入清洁发展机制(CDM)与否上也存在分歧,巴西、中美洲及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基金的方式获得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却更倾向于CDM市场机制。结合中国森林管理方面的现状,分析了中国在此议题上可能受到的影响并提出了谈判的对策建议。     

发展中国家气候灾害及应对能力调查分析

通过一个自主设计的调查问卷的抽样调查,对发展中国家气候灾害的主要状况及开展的应对工作进行了分析,以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气候灾害及应对能力。调查结果表明,洪涝、干旱和海平面上升是受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3种最主要的气候灾害,具有发生频繁、影响范围广且造成损失大的特征。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完备的灾害管理体系,加强对气候灾害的监测预警是其应对极端气候事件、降低灾害风险的首要任务之一。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并完善监测预警系统应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