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分析

正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所谓的议程设置理论,简单来讲就是媒体通过各种编辑手段,把某一新闻在时间和形式上反复播出和强调,赋予各议题以显著性的方式,来让受众认知并加以重视。一般而言,议程设置分成三个方面:首先,是媒体要率先确定那些内容重要的议题,然后把它放在头版头条以吸引受众注意,即媒体议程;其次,媒体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或者是公众心中自己设定的重要议题,即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政     

议程设置框架下肿瘤防治议题浅析——以《解放日报》、《文汇报》2013-2014年相关报道为例

如今,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大众传播在公众健康素养和肿瘤防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家主流媒体近两年与肿瘤相关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结合当前肿瘤防治理念,在议程设置理论的框架下,探索在健康传播过程中肿瘤相关议题在大众媒体中的呈现方式,进而对这种议题的构建进行反思。     

雷锋形象的建构与嬗变——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963—2012年“学雷锋”报道为例

1963年以来,学雷锋报道成为中国媒体的一项长期而稳定的议程。本文通过对1963-2012年3月5日当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学雷锋报道进行分析,研究此项媒介议程的形成与发展,与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关系,从而揭示出雷锋形象的构建和嬗变是如何进行的。     

宣传工作中议程设置的误区

“议程设置”是政府通过传媒进行宣传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其中心思想是：大众传媒经过连续的新闻选择与发布，影响着公众对什么是当前重要问题或事件的感觉；在媒体的议程和公众的议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即经过一段时间，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而各级政府往往通过引导各级媒体，进行信息发布和宣传，来实现对人民群众的议程设置。     

对“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的思考——以《解放日报》、《新闻晚报》为例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自1986年美国学者丹尼利恩和瑞斯对美国媒体对古柯碱的报道进行实证研究之后提出"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以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议程在媒介之间流动的存在。在过去的研究中,通常认为,一些大的报纸会影响小报的议题设置(例如,议题会从《纽约时报》流向其他的报刊),或者在当时业已占据权威地位的媒介会影响新兴媒体的议程设置     

数字时代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嬗变与革新——专访议程设置奠基人之一唐纳德·肖教授

数字时代中需对议程设置理论重新检验,结合唐纳德·肖教授的访谈和新近研究成果发现,垂直媒体的权力逐渐向水平媒体转移,社会化媒体强调议题时从传统媒体中借鉴背景内容,议程设置理论正吸纳所有媒体。传统媒体提供议程设置的第一层议题对象,而社交媒体提供第二层属性,二者可能在主题上达成共识,但在属性上存在分歧。议题融合中同时融合了主题和属性。反向议程设置中新闻记者对实际或想象的公共利益做出应对,公众议程获得关注,普通公众凭借社交媒体获得赋权。议程设置可用于测量社会稳定,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间的共识系数可作为参照,"导向需求"理论在社交媒体中依旧适用。     

网络时代“党报”如何设置议程——以《人民日报》、人民网和台湾《中央日报》对第四次“陈江会”的报道为例

2009年12月21日至25日,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率团对中国台湾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作为落实海峡两岸制度化协商的一项重要活动,至今已举行四次的＂陈江会＂对未来海峡两岸的关系稳定无疑发挥着重要意义。因此,对＂陈江会＂这一新闻富矿,两岸媒体更是不愿放弃开采的机会。《人民日报》及其网络版是党的＂喉舌＂,承担着引导舆论,议题设置的职能。本文选取《人民日报》和台湾《中央日报》网络版对＂陈江会＂的报道,对比二者的报道方式,运用议程设置理论,来分析网络时代党报议程设置的策略。     

新舆论生态下,如何做两种议程的融合者?——以《南方日报》历史建筑保护系列报道为例

新媒体时代,媒体与受众之间议程设置发生深刻变化,由传统媒体为受众设置议程,变为受众与媒体双向互动设置议程.《南方日报》关于广州城市文物建筑保护系列报道,就是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共同进行议程设置的新尝试:传统媒体从社交媒体中筛选出一系列最终影响事态发展的议题,引导舆论向理性、建设性方向发展,最终影响政府议程,促成了政府决策的出台.     

逻辑导向：“链式曝光”事件的议程解构与重构——以翟天临事件为例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报纸媒体对翟天临事件的议程建构。本研究共收集和分析了326篇新闻报道,结果显示,议程设置理论视域下"链式曝光"事件表现出水平媒体牵头,垂直媒体扩散的议程融合设置模式,属性设置的路径表现为议题→属性→议题的传递与扩散,在具体媒介呈现中"链式曝光"事件的某些议题和属性之间存在相关性,考察这些相关性后发现,媒体以一定的逻辑关系来建构议程,从而影响公众对于议程的理解。这一研究在如何发挥好议程设置功能的问题上,能够给予传统媒体一些新的启示,也为第三级议程设置理论的中国本土化研究提供些许实证材料。     

一次成功的议程设置探索

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McCombs）和肖（Shaw）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这次中博会的报道中．通过前期周密的部署与准备,湖北日报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议程设置探索．在议程时间跨度、如何设置议题和媒介互动等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典型宣传模式,将繁杂的大会政策议程转化为精彩的媒体议程,从而带动传播效果令人满意的公众议程。     

议程设置理论下的电影话语分析

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导向大众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属性和效果,电影话语的建构可以被视为一个对观众进行媒体议程设置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有可能同时包含一级和二级议程设置。通过在电影的母题、类型、叙事和视听语言等方面为特定议题赋予不同的显著性,或是为议题与议题之间建立激活标签从而改变后者的态度可达性,电影创作者可以在电影的话语建构中对观众形成议程设置效果。     

倒置的传导：反向议程设置视角下被遮蔽的舆论沟——以唐山打人事件为例

在公民之声日俱影响力的社交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受到多元意见掣肘,难以在一对多的意见市场上弥合舆论沟。本研究从反向议程设置理论视角出发,以“唐山打人案”为研究案例,通过stata软件将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建模,并设置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公众议程是媒体议程的格兰杰原因,而媒体议程却不是公众议程的格兰杰原因。技术赋权之下的公民声音颠覆了过去由传统主流媒体主导的议程设置机制和舆论走向,上一个时间节点的社会舆论往往会成为下一个时间节点的社会议程。在议程传导模式倒置与舆论场分化中凸显融合社会议题与弥合舆论沟的现实需求,主流媒体作为整合与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主体,担负起寻找达成社会合意新渠道的使命。     

浅析新浪微博首页的议程设置

本文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对新浪微博首页的版块和内容进行了统计和分析。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新浪微博的议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网络议程设置的特点;微博环境下媒体议程设置功能有所减弱,网民的自我议程设置功能凸显;媒体议程设置和网民自我议程设置有一定重合;网络议程设置的主体广泛、议题多元;微博对于生活类、文化娱乐类议题设置效果较明显,而重大新闻类议题关注度较低。     

议程设置在图书选题策划中的应用北大核心CSSCI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出版是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图书是一种大众传播产品,图书的选题策划就是议程设置的过程。《蚁族》的议程设置模式是把媒介议题变成公众议题,引发社会深层思考:《秘密花园》的议程设置模式是把公众议题变成媒介议题,引起读者广泛共鸣。两本图书的议程设置思路有差异,但都做到了"接地气",因而能引起读者的认可、共鸣、响应,也推动了图书的热销。编辑在做选题策划时要有眼光、有魄力做恰当的、巧妙的议程设置。     

谈加强媒体的 舆论导向功能

信息时代的人们总是从媒体中获知自己所需求的信息,因此信息中的舆论导向至关重要。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即公众通过媒体来知晓事件或问题,并按照媒体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换言之,媒体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构成正比关系。这一实证性结论为舆论导向理论提供了基础,因为媒体会影响人们的关注对象,也就是说媒体议程会影响公众议程,传媒的影响力由此而生。此外,议程设置理论还进一步指出公众的关注往往会引起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采取措施,即公众议程又会影响政府议程。     

危机时期人民日报的新闻舆论引导

媒体议程设置明显受政策议程设置影响 人民日报在2008年5月13日～6月12日之间对汶川地震进行了充分及时的报道,进而影响了公众议程设置,满足了全中国在该时段对此热点事件的关注。     

《纽约时报》30年涉藏议程设置研究

《纽约时报》通过议程设置,构建了一套涉藏负面话语模式,这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通过对时报30年涉藏议程设置的考察,发现:30年来,时报总体主要围绕"国内涉藏暴力事件"和"国外达赖出访事件",聚焦涉藏"政治议题",以涉藏"人权"和"主权"为主线,通过"负面"基调构建,设置涉藏议程。研究还发现:1987年西藏暴乱事件是时报涉藏议程设置的一个拐点,在此之前时报涉藏报道不多,而且议题分布态势呈多元化,议题"显要性"特征不明显,并且报道基调总体偏"正面"。但87年暴乱事件激发了时报涉藏报道热情,时报开始聚焦"政治"议题,以"人权"和"主权"为主线,设置涉藏议程,并且议程基调开始偏向"负面"。     

议程设置中的时间变化：基于社交机器人、媒体和公众时间滞后分析

社交媒体是一个复杂的媒介系统,其中社交机器人、媒体、公众等传播主体混合交融形成了最终的社交媒体议程。本研究基于新冠疫情早期Twitter数据,综合运用图形观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探讨了社交机器人、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和时间滞后。研究发现社交机器人和媒体都对公众议程产生正向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贡献度逐渐上升,而社交机器人的贡献度则呈现波动和整体下降趋势。其次,社交机器人引起公众响应的最佳时间滞后为1小时,影响持续时间是9小时;媒体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设置公众议程,最佳时间滞后为12小时,影响持续时间也更长,为24小时。最后,针对不同性质次级议题分析发现,社交机器人主要是在“具体的议题”引起其他议程响应,最佳时间滞后和影响持续时间均较短,而媒体主要是在“抽象的议题”产生议程设置,最佳时间滞后和影响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中国环境议题建构及议程互动关系分析——以“PM2.5”议题为例

本研究以环境议题"PM2.5"为研究对象,以议程设置为理论框架,着重于属性议程设置,分析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期间"PM2.5"议题在中国的议程设置过程,考察真实世界指标、政策议程、媒体议程、网民议程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舆论与真实世界并非完全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媒体报道与网民议程相关,但相互间设置关系较复杂;媒体和网民议程的信源及对象选取差异较大;两者议程属性皆偏重"现在-问题"型,停留在"浅绿色"环境观念阶段;媒体议程情感偏中性,网民议程多负面。本研究改良了传统议程设置过程模型,提出我国环境议题建构的问题和应对策略。     

媒体为媒体设置议程:谁引领,谁跟随?——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的评论议题为例

媒介议程的来源问题是议程设置理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其中就包括媒体之间的议程设置.本文通过分析评论议题即新闻由头的具体由来,旨在探求当下我国媒体中哪些媒体在媒体为媒体设置议程的过程中处于引领地位及由此带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