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传播框架

群体性事件爆发之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都会对之进行传播.本文认为,我国传统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经历了"蛊惑与教唆框架"到"去语境化的事件过程框架"再到"高度语境化的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三个阶段.而我国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则主要为实现"造势"与"溢散"、行动动员与"快闪行为"两种功能.     

论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特征与媒体报道

本文主要针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特征和媒体报道展开分析,认为发泄型群体性事件可分为三个阶段:群体磨合、群体兴奋和社会感染.每个阶段的信息传播特征明显,其中传播的流言被政治化,并体现群体的普遍情绪.媒体针对此类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两种报道框架:"蛊惑"与"教唆"框架、社会冲突框架.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危机沟通策略与效果——以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为例

本文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CCT）为基本框架,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等方法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期间政府部门所采取的危机沟通策略及其沟通效果进行深入的考查和检视;其中,特别增加对公众认知的分析,以完善沟通效果的测量。研究结果发现,政府在此次事件中,偏重采取淡化事件影响、规避危机责任的淡化型沟通策略,辅之否认型策略、重塑型策略和支援型策略;而以“媒体效能”和“公众效能”两个视角来检视政府所采取的危机沟通策略,效果是极其不理想的。     

危机传播视角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例

本研究立足于危机传播理论,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研究个案,从报道形式、主题框架、事件归因、新闻来源、报道基调、危机传播模式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媒体在农村群体性事件议题上的媒介表达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媒体优化群体性事件报道、提升其深度效能的策略路径:应注意进行事件潜伏期的环境监测和危机预警报道;加强危机蔓延期的沟通协调功能和恢复管理期的社会反思功能;注意把握报道分寸、建设性地进行舆论监督;尤其是在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法治价值取向上,还应加强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反思、多元主体利益关系分析等。最后对媒体建构下的施工方和地方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策略问题作了一定反思。     

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与危机传播——以贵州瓮安“6·28”事件为例

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地约200人冲击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县财政局与县民政局行政大楼,上万群众围观,整个过程持续近七小时,成为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国内类似事件的处理方式不同,贵州省政府在介入事件处理后,允许媒体进行报道,主动、及时向社会通报事件处理进展情况,使我们看到了一次“与众不同”的政府公共危机处理景象。本文试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对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关策略,以及媒体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加以分析。     

学术期刊社交媒体危机管理策略研究

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成为学术期刊受众最常用的媒体,由于社交媒体传播模式复杂,学术期刊对社交媒体舆情监测相对困难,导致与学术期刊相关的事件容易放大成危机事件,从而对学术期刊的形象构成威胁,学术期刊需要构建危机管理体系.本文基于危机传播理论,提出了学术期刊容易导致的三种危机类型:故意犯错型、意外牵连型和牺牲者型.学术期刊应根据不同危机情境与类型,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型策略、回应策略,或不回应策略,恢复学术期刊的声誉.     

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

本文以“框架理论”为研究基点,考察三类主要的新闻媒介——党报党刊、市场化媒体、网络媒体在群体性事件报道方面的差异,并分析各类媒体所建构的不同新闻框架。由于角色的区别,不同类型的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新闻框架体系,即党报党刊的权威框架、市场化媒体的告知框架、网络媒体的质疑框架。     

多元框架整合”:传统媒体都市集体行动报道方式探究——以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

本文考察的是中国不同类型的媒体对日益兴起的都市集体行动的报道策略.文章对传统框架理论(Frame theory)“符号争夺战场”论调有所突破,强调了媒体在报道集体行动议题时自身的利益考虑,并提出“媒介框架整合”概念以描述这一符号再加工过程.经由“媒介框架整合”,一方面媒体再现了事件意义;另一方面,也将集体行动纳入“合法争议领域”.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为例,我们总结了媒体在面对不同议题倡导者提出的框架时,所进行的三种媒介框架整合方式:框架延伸、框架对立和框架独白.以此,本文考察了不同政经坐标下——特定媒体市场竞争环境、特定媒体的政治环境与特定媒体的媒介角色——媒体会如何采用不同的媒介框架整合策略来建构集体行动事件的意义.     

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机理:“传播属性”与“事件属性”双重建模研究——基于195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QCA)

目前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度、烈度、参与人数都日渐上升,社会舆论也呈现了新特点,这些问题都亟待回应.本文通过对2010至2011年间发生的195个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大样本案例量化分析,探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机理.本文结论认为“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事件发生地”“首发媒体”“首发位置”“中央媒体参与报道”5大因素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关键成因,其他因素同样参与着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     

社会化媒体舆情治理协同模式构建

社会化媒体是当前互联网舆情最重要的承栽空间.文章以近年来的公共危机舆情事件为例,探讨目前社会化媒体舆情治理问题存在的认知窠臼和实践误区,将之概括为侍从型、管控型、博弈型三种问题模式.同时,在协同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构建社会化媒体舆情协同治理模式,为当前的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借鉴.     

危机传播中政府、媒体、公众的角色互动——以青海玉树地震为例

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在我国频繁发生。政府、媒体、公众作为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三个基本要素,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本文以青海玉树地震为个案,运用传播学中的“风筝型”互向模式对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在这一危机事件中的表现进行分析,为今后我国突发事件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政府面临的新挑战。本文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类型研究的基础上,从多学科的视角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进行了解析,并且有针对性地从＂更新危机传播理念＂、＂完善危机管理组织＂、＂搭建网络对话平台＂、＂改进危机传播策略＂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完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危机传播管理。     

群体性事件中媒体对底层群体的社会政治心理影响研究——基于“乌坎事件”的实地调研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且呈现出参与主体的底层特质.由于媒介化社会的到来,媒体不可避免地介入到群体性事件当中并对民众产生影响,而考察其在群体性事件中对底层民众产生的心理影响才是把握群体性事件的“要害”,其中影响社群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更应是瞩目的焦点.本文以“乌坎事件”事发地的相关当事人为实证调研对象,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底层群体在进行“权利维护”和“权利抗争”中,媒体起到了示范和启蒙的作用,大众传媒亦应在稳定和重塑底层民众社会政治心理方面担当重要角色.     

沃尔玛“绿色猪肉”事件的危机处理策略

本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新华网、中新网、凤凰网对沃尔玛“绿色猪肉”事件的新闻报道,从媒体对危机事实的建构、危机类型、危机历史三个角度分析沃尔玛“绿色猪肉”事件的危机情境,以SCCT理论为框架检视沃尔玛在“绿色猪肉’’事件中的危机应对情况,发现沃尔玛只重视危机策略的应用,忽略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从乌坎事件看政府危机传播在中国的本土化尝试

本研究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为框架,用内容分析法对乌坎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系列文本内容的情境、策略和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力图探索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应采取的策略。本文发现:政府根据具体情境运用相应的危机传播策略,取得媒体正面反馈概率较高。本研究还得出一系列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经验和建议。     

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危机公关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在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加剧下的一种现实表现。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中能否进行很好的危机公关,不仅决定着事件的发展方向和事件最终的妥善解决,而且关乎政府自身形象的塑造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对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如何有效进行危机公关提出了建议,即转变危机公关理念、建立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中要做到3C原则。     

危机传播中政府、媒体、公众的角色互动——以青海玉树地震为例

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在我国频繁发生.政府、媒体、公众作为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三个基本要素,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本文以青海玉树地震为个案,运用传播学中的"风筝型"互向模式对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在这一危机事件中的表现进行分析,为今后我国突发事件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媒介表达与法治进路--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例

近年来由农地冲突、拆迁补偿纠纷等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其背后折射出农村法治的严重缺失与不足。法治为公正、理性与有序地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最佳途径。本研究以晋宁“10·14”事件报道为例,主要考察分析媒体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媒介表达状况及法治进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媒体优化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提升其普及法治精神、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等深度功能的策略路径,如在农村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法治价值取向”上,还应加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反思、多元主体利益关系分析、以及化解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思维路径探讨;在危机传播模式上,还应加强蕴含“可辩驳性”法治思维的“双向式对称模式”等。     

群体性事件中社交场域的话语互动与舆论引导——以近两年各地“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不断普及。媒介化社会和高风险社会双重背景下的中国,突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出群体非理性等特征。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传播特性和开放的话语表达使得极端言论和情绪快速增殖,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在社交场域中既相互博弈又相互融合,重构了新的话语空间和公共领域。文章以近两年各地频发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为案例,从场域理论、话语分析出发,分析群体性事件中社交场域的话语互动与博弈过程,并提出群体性事件中社交媒体舆论引导的策略与路径。     

自媒体背景下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发生机理研究

【目的】探讨自媒体背景下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的基本特征，提出有针对性的引导策略，以期为完善和优化相关机制以适应快速变化的自媒体环境提供参考。【方法】以扎根分析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多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整理出自媒体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模型。【结果】获得了在自媒体背景下受自媒体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以下特征：群体成员受到相似的利益驱动、增加分担风险的单位数目、高度的组织化。【结论】通过培育自媒体时代的“公民精神”，对“组织化”行为采取“柔性”手段，构建长效矛盾化解机制能够有效地应对自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这些措施有望在自媒体时代中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失控，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