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刑事被害人“二次被害”预防机制

刑事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在寻求国家司法救助的过程中,由于司法者的不当行为或周边人群及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的错误态度和反应,都会在受到犯罪侵害后又一次遭受到物质和精神损害,这就是被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二次被害"。针对被害人在物质或心理上的"二次被害",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预防:建立国家救助制度,加强刑事和解不起诉的研究与实践,进一步细化丰富刑事诉讼程序中有关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内容,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被害人的心理疏导,减少以至杜绝不当司法行为,规范新闻媒体的报道行为,改变社会大众对被害人的不公正责难。     

“套路贷”以诈骗罪论处之适当性探讨

诈骗罪成为"套路贷"类型犯罪的"口袋"罪名,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套路贷"可分为暴力威胁型与平和手段型两种类型。以平和手段实施"套路贷"的,被害人并未受"骗"。以虚假诉讼手段进行索债的,应认定为虚假诉讼罪,不应以诈骗罪或是虚假诉讼罪与诈骗罪的想象竞合论处。打击"套路贷"应遵循刑事司法的谦抑品格,严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     

犯罪被害人过错立法与司法规制

在我国,犯罪被害人过错属于酌定量刑情节,法官在适用这一情节时自由裁量权较大,各地法院对犯罪被害人过错案件的审判结果差异性明显,这种现状要求我们对犯罪被害人过错进行规范化。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内涵为违法或者违背道德且侵害了被告人正当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将犯罪被害人明显过错和重大过错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量刑情节在刑法总则中设置;在司法文件中统一规定犯罪被害人过错从宽量刑的幅度,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对犯罪被害人过错进行细化规制。     

论犯罪被害人的过错

法律界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热情往往集中在保障被害人权利,反观对被害人过错问题的关注却显不足。近年来发生的邓玉娇案等刑事案件使我们认识到犯罪被害人过错在犯罪的产生、发展中作用很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犯罪人的定罪量刑。我国有关被害人过错的研究和立法除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稍有涉及外,刑法典中并没有被害人过错的条款,导致司法实践中刑罚适用的不均衡。笔者试图在加害-被害互动形成犯罪的刑法立场上,构建我国完整、系统的被害人过错制度。     

强迫交易罪客观行为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对第226条的强迫交易罪新增了三种行为方式和一个量刑幅度,其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市场交易中公平的竞争秩序。该罪的客观行为作为一种复合型行为,通过对手段行为中暴力、胁迫行为含义的界定,目的行为中交易行为的定性分析,以指导司法实践对该罪的刑法适用。     

共犯与身份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身份犯是指以行为人具备一定的身份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身份犯的研究应该说尚处于起始阶段,特别是对其在共同犯罪领域中的探讨就更显单薄。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构建合理刑法理论体系的必要内容而且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也尤为重要。     

论“入户盗窃”的“入户”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单独规定为犯罪成立情形,不再局限于数额要求。两高于2013年4月4日颁布施行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3条第2款规定:"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入户盗窃与一般盗窃行为不同,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行为人对被害人的住宅安宁权及隐私权造成的侵犯不容忽视。在现实生活中,入户盗窃行为常因户主反抗,同时行为人携带凶器而转化为抢劫、行凶伤人等暴力性犯罪。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入户盗窃的"入户"的范围认定存在较大分歧,研究"入户"的主要特征从而判断何者为刑法所规定的"入户"对于解决实务问题具有深刻意义。     

论刑法中的被害人同意——从英美刑法比较研究的角度

被害人同意在刑法中究竟可不可以作为合法辩护的理由或者是排除犯罪性的事由,各国立法中明确对此作出规定的并不多见。然而实践中往往容易碰到经被害人同意而实施侵害的行为,对此应如何处理,如果立法不能作出规定则在很大程度上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本文笔者将首先考察英美刑法中的做法,然后针对我国情况提出自己的观点。     

浅谈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是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十分关注的课题,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制度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犯罪数额问题研究

犯罪数额是与犯罪行为相关联并以货币形式表示的经济利益数量，它对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的定罪量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法对犯罪数额的规定大致有概括型，具体型和比例型三种方式，实现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和概括性，立法稳定性和司法可操作性的和谐与平衡是犯罪数额立法的价值目标，司法实践中应当结合刑法基本理论，对未完成犯罪，共同犯罪和罪数形态中的数额进行准确地认定。     

论刑法中的“以营利为目的”和“以牟利为目的”

我国刑法分则中分别有条将以营利为目的和牟利为目的规定为犯罪的构成要件，章认为两的刑法含义上并无本质不同，立法上宜统一规定为以牟利为目的，并对以牟利为目的的司法认定略作探讨。     

谈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滥用职权罪”的必要性

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是当前腐败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我国现行刑法却对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罪”缺乏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以“玩忽职守罪”论处,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行为人主体主观上是故意的,后者却是过失行为,本文概括了“滥用职权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提出了立法设想。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后续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也即封存是否等于消灭,立法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对于如何处理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刑事政策及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出发,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之目的。     

环境刑法司法解释评析

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是处理环境犯罪的重要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却没有重视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并且轻视环境犯罪的追诉程序构建和环境犯罪预防,在司法解释技术的运用上也过度倾向于采用司法克制主义。为了更加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充分发挥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必须强化环境刑法的生态保护功能,重视环境犯罪追诉程序设计和环境犯罪预防。进一步改进环境刑法司法解释技术,从而达到完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     

论中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新型的处理犯罪的司法模式，其产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北美的实践。由于恢复性司法以尊重被害人利益为核心，强调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能有效地抗制犯罪和保持社会的和谐，因此在西方颇受欢迎。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高犯罪率，作为抗制犯罪手段的传统刑事司法已有心无力，引进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因此显得尤为紧迫。本文在对恢复性司法理论进行了简要说明后，着力对其在中国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分析。     

绑架罪若干问题探讨

绑架罪是以“绑架行为”这一单一行为为客观构成要件的严重暴力性犯罪。“绑架行为”既包括暴力、胁迫、麻醉等常用的强制手段，也包括一些非强制性手段；既包括狭义的绑架行为和非法拘禁行为，也包括其继续状态——勒索行为，这二者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可以同时存在，也可以相继实行。现行刑法关于绑架罪的起刑点大高，不利于罪刑相当原则的正确适用；关于量刑的法定情节和犯罪主体的规定也有不足之处。     

刑法教学改革研究的新视角

我国刑法的修改,以及学术界围绕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展开的讨论,都是对以尊重人权、保护人权为价值理念的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本文拟以人权保障功能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结合教学实践谈点看法。一、从时代发展到刑法理念的变革在教学中,阐明学术界及司法实践中强调刑法惩罚功能而忽视保障功能是有其时代原因的,应将这些原因向学生讲解清楚,便于学生对这种历史现象的存在有全面性的了解和认识。长期以来,受我国传统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基本都保持着一种单一的犯罪控制的工具主义法律观。有学者形容说:“以暴力镇压…     

被害人过错问题法定化研究——以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为视角

犯罪与被害关系素来存在犯罪中心主义倾向。但被害人学、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兴起引发了从犯罪与被害互动角度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被害人过错,是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基于互动关系视角,通过介绍我国被害人过错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现状,分析我国被害人过错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域外立法实例,进而提出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可行途径：总则宏观规定与分则具体罪名规定相结合。     

警惕“泛刑论”——从刑罚负价值谈起

针对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存在的将某些不法行为设立犯罪纳入刑罚的呼声及可能导致的“泛刑”倾向,笔者以吸毒、卖淫嫖娼这两种犯罪学上的“无被害人犯罪”为例证,在考察国外相应立法及刑事政策基础上,结合刑罚的负价值对其予以否定,并由此引发出“刑法应谦抑”的命题,主张通过充分调动诸如伦理道德、侵权行为法、行政处罚法等替代措施来规制这些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作为最后手段的刑罚仅在“不得已”之时为用。     

恢复性司法框架下被害人求偿权研究

刑事诉讼中，国家追求的目标是追究和惩罚犯罪，而对被害人来说可能更关注自身受损利益的恢复和补偿。然而，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保障被害人求偿权的实现作用有限。借鉴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维护被害人求偿权的立法和实践，并吸取恢复性司法的崭新理念，有助于构建我国被害人获得犯罪损失弥补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