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植物园建设的现状与展望

通过分析国内外植物园的现状与中科院植物园的基础和优势,提出未来科学植物园的建设应以重点地区生物多样性考察和重要野生植物迁地保育为基础,以植物物种多样性有效保育为关键技术手段,以科学评价资源的功能研究为目标导向,以植物资源合理利用研发为战略重点,以运行机制创新为根本保障,加强特色鲜明的专类植物园和专业实验平台建设,着力引进和培养研究、技术、管理人才,开展迁地保育植物资源的开放性研究,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成果产生,为新兴生物产业奠定物质基础。     

中国植物园现状及未来发展策略

中国植物园已有百余年发展历史,其大规模建设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中国科学院为龙头开始了现代植物园建设。迄今,我国植物园总数达162家,已步入快速建设和稳步发展阶段。我国植物园为中国植物科学研究、资源利用、多样性保护及环境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已发展成为国际植物园体系的中坚力量和发展主流。为应对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植物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社会角色。中国植物园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以提升植物保护、科学研究、环境教育和资源利用等基本功能为前提,从国家层面强化植物园体系的整体协同发展,加强关键地区植物保护,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关于中职卫生院校药用植物园建设模式初探

随着中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卫生类中职院校逐渐开始着手建设药用植物园.药用植物园作为学生的实训基地,不仅可以培养更多的中医药人才,更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本文就将从中职卫生院校中药用植物园建设的模式着手,探讨更适合于中职院校的药用植物园发展之路.     

加强植物迁地保护，促进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

植物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由于人为和自然原因,植物多样性面临着严重威胁。迁地保护是解除威胁的重要方式,植物园和种质库是迁地保护的主要载体。全球植物园迁地保护了105 634种植物,约占全球植物总数的30%,并且保护了超过40%的受威胁物种;同时,全球500多座种质资源库收藏作物资源300多万份。中国的植物园迁地保护了20 000余种本土植物,约占全国总物种数的60%;国家农作物种质库和资源圃共保存种质资源50余万份。植物迁地保护机构在加强植物保护的同时,开展了大量科学研究和资源利用工作。文章在介绍植物迁地保护状况的基础上,综述了相关研究进展,提出了加强我国植物迁地保护的建议,以期促进植物多样性迁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     

A Newly Established Fernery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for botanical gardensfrom the Ministry ofFinance, a fern garden has recentlybeen established at the CAS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Ferns are on the top of theevolutionary tree of spore plants.Some fern species are valued asornaments, medication and food.With a 250-square-meter exhibitiongreenhouse and a 50-square-meterbreeding room, the sanctuary hasmore than 300 typical fern speciesoriginally distributed in tropical,subtropical and temperate zones invarious ecolog…     

基于科学的创新与产业:相关概念探究与典型产业识别

依据创新的原始动力,这篇文章将技术创新划分为"基于科学的创新"与"基于技术的创新",对应地将产业划分为"基于科学的产业"和"基于技术的产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许多基于技术的产业领域成功赶超发达国家,而在基于科学的产业领域发达国家相对于我国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强劲的竞争优势,我国难以超越。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该类创新形成和产业演化认识不足。这篇文章运用理论和专利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基于科学的创新、产业"的相关概念内涵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基于科学"和"基于技术"的典型产业进行了识别。提出了"产业-科学关联度指数",并实现了国民经济中大多数产业"基于科学"倾向的排序。     

基于科学的创新：对青霉素和晶体管的案例的重新分析

科学不只是以求知为目的,并且实际上能够产生新技术。这种基于科学的创新往往发生在科学的前沿,并且与新行业的形成有关。但对这种创新的模式,理论上尚未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两个著名的案例（青霉素和晶体管的发明）的重新分析,对这一类创新的模式、互动与动态进行了研究。基于科学的创新显示出由科学发现驱动的线性模式,依赖科学与技术的互动。这两个案例还显示：在某些行业,创新一直保持着与科学的联系,而在另一些行业,创新则由基于科学的模式转向基于技术的模式。这些发现对于政策和理论的含义也在文中进行了讨论。     

Building a World-class Botanical Garden in South China

The South China BotanicalGarden (SCBG) should bedeveloped into a first-classbotanical garden in Asia as the firststep, and then, after developmentover a period of time, rank amongthe leading ones in the world, urgesCAS President Lu Yongxiang on hisrecent inspection trip to SCBG,which is under large-scalereconstruction.The renovation project officiallykicked off in late 2002, when CAS,and the governments of GuangdongProvince and Guangzhou Municipal-ity signed an agreement to jointlyco…     

植物迁地保育与土壤生物互作机制

植物迁地保育是植物园的重要功能之一,而植物资源保育及合理利用与我国生物产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有效保育是合理利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可持续利用的根本。植物迁地保育中出现的植物生长不良或繁殖障碍等现象,严重制约了我国对经济价值高或者珍稀濒危植物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因此,分析和鉴别影响植物迁地保育的各种因素,有利于保障植物迁地保育的策略研究。土壤生物群落与植物迁地保育关系密切,而相关研究工作较为薄弱,为此建议加强土壤生物互作机制对植物迁地保育影响的研究。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S Botanical Gardens

CAS is to initiate a 150-millionyuan (about US $18 million) project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its network of botanical garden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提高大树移植成活率的技术要点

驻马店位于河南中南部,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同时具有南方和北方的气候特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驻马店市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大树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类园林绿地中。结合当地气候、土壤、光照等自然条件与目前城市园林绿化状况,从大树移植成活率低的原因分析、移植前后过程注意要点等方面介绍大树移栽的技术要点,以供参考。     

浅评当今植物系统学中争论的三个问题——并系类群、谱系法规和系统发育种概念

一般来讲,进化学派承认分支学派对系统学的研究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如应用分支分析方法重建系统发育,应用共有衍征确定分类群之间的分支关系以及应用外类群方法来判断性状的极性等,都对系统学的方法有所改进。但分支学派的致命缺点是拒绝接受并系类群。我们属于进化学派,认为并系类群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根据分子资料分析,Zabelia属可以包括于Abelia属内。Zabelia属不但在花粉上和Abelia属不同,可能由于它占有了新的生态位,获得了新的特征,如叶柄基部膨大两两联合,并宿存以保护腋芽。有理由认为它们应独立成属,并不由于Zabelia属从Abelia属分出而使后者成为一个并系类群而把它们合并。分支学派的一些学者认为生物名称作为交流的工具和生物信息储存系统应有明晰的、唯一的和稳定的特性。但具等级的林奈命名系统并不具有这些特性来命名分支和种。最后,PhyloCode被提出。PhyloCode对分支的命名方法有3种,即分支结点定义、分支基干定义和衍征定义。我们认为林奈命名系统作为传媒系统在生物学界的应用已近250年,若要废弃它而采用PhyloCode,必然会在命名方面引起一片混乱。但我们并不是说PhyloCode的拥护者所提出的建议一无是处,我们建议他们宜继续进行研究。由于应用生物学种概念于植物界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多为植物系统学家所抛弃。分支学派的兴起,推动了系统发育种概念的提出。该概念基于3个特征,即自征、区别特征和基本排它,因此分别命名为自征种概念、特征种概念和谱系种概念。事实上,目前大多数植物系统学家仍然应用着形态–地理学种概念,但我们在划分种时,必须有尽可能多的资料,特别是要将传粉、繁育系统、分子系统学资料和形态学资料结合起来。     

基于科学的创业企业发展与演化研究

随着生物制药、纳米、新材料等领域的崛起,一种新的基于科学的创业企业随之诞生。这类企业与基础科学研究紧密相连,推动着科学的创新。本文以诺奖科学家参与创建,旨在商业化其研究成果的企业为案例,从管理团队、资金来源、企业合作及产品研发四个纬度研究了基于科学的创业企业发展与演化特征。通过分析此类企业管理团队发现,基于科学的创业企业管理层通常由“前沿科学家+商业人士”的组合,既能使企业处于科研前沿面,又有效地保障了企业资源获取及运营管理;从资金来源看,创业初期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基金和风险投资,政府资助支持了企业早期研发并降低了私人投资的风险;企业发展阶段的主要资金来源主要有风险投资、公开募股、商业合作以及运营知识产权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有效支撑了企业巨大的研发支出;企业合作主要有学术合作与商业合作两类,学术合作保持企业处于科学前沿同时获得最新专利;商业合作缩短了产品的研发周期,加快产品上市,巩固了市场地位;基于科学的创业企业其产品研发周期长,风险大;此外这类企业不仅研发面向消费者的商业产品,还研发商业技术,为科研机构或企业提供技术平台。     

浅谈园林水景植物配置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成功地营造水景往往不能忽略植物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章主要从园林水景植物的种类及选择、空间类型以及应用形式方面探讨了水景的植物配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应用建议。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研究回顾与展望

上世纪80年代末,中科院的一批生物学家及时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等信息介绍到国内,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章回顾了中科院生物多样性研究20年的主要工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点研究方向建议,同时提出应加强支撑平台建设。     

后发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机会研究

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探索在后发企业参与下从科学发现到创新实现,再到创新扩散过程中基于科学的创新机会的动态演进规律,发现基于科学的机会的形成和发展来自外部环境因素和后发企业内部努力的共同作用,其经历了科学发现的机缘产生、参与新兴科学研究的机遇形成、创新机会创造、创新机会释放、新一轮科学发现的机缘产生五个阶段。创新机会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不同形态和特征决定了后发企业在不同阶段相应的行动要点,其具有“节奏性”和“序贯性”的特点。研究表明,在基于科学的创新中后发企业要充分认识“抢占先机”对创新总体局势的决定性作用,并通过跨学科、跨应用领域的融通发展,深度挖掘“显性机会”释放的“潜在机会”。     

中国植物分类学中的物种问题

Nooteboom和Peter Raven都认为中国的分类学家往往持有狭隘的物种概念,而这是由于他们缺 少足够的标本,尤其是模式标本,因而不能充分研究种的变异性。Raven说这使他相信中国植物分类学 中真正的物种概念颇有模式概念的色彩。他们的说法不无道理。的确,中国的植物区系中可能有大量 的种其真实身份还有讨论的余地。根据单个性状或完全按营养器官性状来命名新种是常有的事。有些 学者甚至把发表新种作为其分类工作的主要目标。现有的、为数非常有限的关于中国植物变异式样研 究的证据证明有些“种”实际上是生态宗(Clinopodium)、地理宗(Cunninghamia和Indigofera)或呈地形 梯度变异式样的分类群(Lespedeza和Rhododendron)而已。根据表型的可塑性变化而命名的种曾经或 仍然被作为“好种”对待(Rorippa)。具各种不同叶形特性的种间杂种的分离系被命名为不同的种 (Ilex)。分类学上本来就已经很复杂的无融合生殖复合体由于新种的不断增加而变得更加复杂 (Malus)。对一个具有复杂变异式样的种的精心研究导致对25个种名的归并,其中有10个是80年代 由中国分类学家发表的(Clematoclethra)。诸如此类的例子随着研究工作的扩大而势必大量增加。传统 植物分类学主要或完全以形态性状为依据。外部形态性状具有比较容易观察和记录的优点。分类学种 概念能满足多种用途分类的需要。但如果把分类学种概念说成是完全凭分类学家个人的主观判断或甚 至偏爱而很难有是非之分就颇成问题了。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条件对种这个分类阶元作客观的解 释。正确的物种概念来自对植物变异式样及其分类学价值的正确和充分的理解。因此,作为标本室分 类学家,首先要研究尽可能多的标本。其次,尽可能收编来自其他方面的证据是十分可取的。这些证据 即使不是很有用的分类性状,对更好地了解或解释类群的变异式样往往具有重要的意义。分类学家可 借以发现他所寻找的分类群在表型或基因型变异上的间断。对这两种间断的合理应用将导致在许多属内种级水平的更加合理的分类。     

渔业生物资源及濒危水生动植物保护法律制度分析

本文从法律的视角阐述了渔业和水生生物资源的概念,探讨了渔业捕捞许可、捕捞渔具和渔法管制、禁渔区（期）、重要的渔业生物资源名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增殖渔业资源和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渔业水域环境保护等渔业生物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以及濒危水生动植物名录制度和保护措施,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未依法区分渔业生物和非渔业生物、未建立明晰的重要的渔业生物资源名录、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缴纳义务人范围过窄、区分野生动物为“国家重点和地方重点”的立法思想缺乏科学性、环境资源立法的行政部门性和地方主义等,由此导致渔业法规与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不协调和冲突。建议依据《立法法》修改《渔业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自然保护区条例》,清理有关的法规,维护渔业法规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协调性,厘清各自的适用范围,并依法建立渔业资源增殖基金和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基金制度。     

中国石墨烯科学研究领域的平行发展模式研究

学界中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产业化阶段共识度较高的分法为科学研究阶段,技术应用阶段和市场化/商业化阶段。作为前沿领域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代表,石墨烯产业近年来在中国高速发展,尤其是产业化中科学研究阶段。高速发展离不开政府公共管理层面的支持,因此研究选取2012年1月1日-2018年2月28日中国在石墨烯领域颁布的专项或相关政策,通过文件分析的研究方式,解析政府鼓励下的石墨烯科学研究阶段发展模式,探析石墨烯科学研究阶段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因。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所颁布的石墨烯专项政策或相关政策支持科学研究阶段采用平行发展模式,并且已渗透至阶段内的具象环节中。这种发展模式是一种区别于时间线性发展模式,即原本遵循时间顺序发展的各阶段或过程在某一段时间内同步发展,在节约时间成本上具有较大优势,体现着中国政府独具思考的战略选择与促进方式,同时其背后原因探析也较好地解释了中国政府在石墨烯科学研究阶段发展战略布局的特色路径选择。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resource endowments to science-based entrepreneurial firm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resource endowments of science-based entrepreneurial firms are influenced by the way technology transfer is organised at the parent organisation. We studied one public research organisation in detail (IMEC, Belgium), by questioning all managers involved i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founders of all science-based entrepreneurial firms set up between 1986 and 2002.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three generations of companies at IMEC, mirroring the organisational changes in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ies and displaying distinct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ing an incubator structure for spin-offs seems to be a learning process during which little decision making can be exerted over senior management's social network in the financial and business community for securing the financial, technological and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science-based entrepreneurial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