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下福州地区护士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福州地区护士的二孩生育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8年1～12月选取5所福州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554名已生育一胎的护理人员,利用《护士二孩生育意愿调查问卷》对福州地区护士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554名护士的二孩意愿生育率为39.0%,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主要原因是“一个孩子太孤单”、“想儿女双全”;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原因主要有“经济压力大”、“无人照料孩子”、“带孩子太累”。护士的学历、现有子女情况为影响护士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P0.05)。结论 福州地区综合医院护士二孩生育意愿较低,护士生育二孩的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考虑时间和精力的不足以及经济负担。     

昆明市某“三甲”医院育龄期医务工作者“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调查

目的了解昆明市某三甲医院育龄期医务工作者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的二孩生育意愿,并探讨影响他们二孩生育意愿的相关因素。方法对昆明市某"三甲"医院符合二胎生育的育龄期女职工872名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软件进行χ2检验,对她们二孩生育意愿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调查人群中"全面二孩"的知晓率是98.28%;16.40%计划生育二孩,57.80%不计划再生育二孩,14.33%目前暂不考虑,11.47%以后可能生育二孩;生育意愿与年龄、学历、家庭月收入、一胎性别等因素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昆明市某三甲医院育龄期女职工对"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知晓率较高,但"二孩"生育意愿较低,"二孩"生育意愿受年龄、学历、家庭月收入、一胎性别等因素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下重庆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目的　了解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重庆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分别从重庆市五大功能区中抽取1个区县作为目标区县,在每个目标区县随机选取300~500例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选取重庆市卫生计生委员会、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14例工作人员进行专家访谈。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对重庆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2 000份,回收1 954份,有效问卷1 837份,有效回收率为94.0%。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74个,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育龄妇女936例（50.9%）。不同年龄、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婚龄、家庭类型、已育子女数的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育目的选择“自己的意愿”的育龄妇女498例（27.1%）。访谈结果显示,经济因素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已生育1孩的育龄妇女1 068例（58.1%）,该人群中,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为46.3%（495/1 068）;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意愿、更利于孩子的成长,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压力太大、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小孩。不同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的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1）。结论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放开,重庆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较以往有一定提高,但低于全国生育水平。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明显,经济因素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研究当今"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对河南省某大学6个学院随机抽取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 200份,回收1 168份。自行设计问卷调查,观察现今大学生生育意愿,并对影响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计算,分析影响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因素。结果1 168例大学生中共有794例大学生有生育二孩意愿,占67.98%。年级、户籍所在地对大学生生育意愿无明显影响(P>0.05);性别、民族以及家庭情况对大学生生育意愿有明显影响(P<0.05)。将上述影响因素带入Logistic回归方程进行计算,结果发现性别、民族以及家庭情况均为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论在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大学生生育二孩的意愿明显较高,而影响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因素包括性别、民族以及家庭情况等。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安徽省中小城市30岁及以上二孩孕妇的生育意愿与心理健康状况研究

背景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但对于超过最佳生育年龄的孕妇的生育意愿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却鲜见报道。目的　了解安徽省中小城市30岁及以上二孩孕妇的生育意愿和心理健康状况，为二孩政策的实施及配套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　2018年4-8月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法，随机选取安徽省中小城市中的铜陵市、淮南市、六安市作为研究地点，选择在妇幼保健院建立妊娠期保健卡的30岁及以上的二孩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其一般人口学资料、生育意愿及生育相关特征、总体幸福感量表（GWBS）评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育意愿、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647份，回收有效问卷618份，有效回收率为95.5%。不同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理想生育子女数目、周围人群生育情况、生育决定权、二孩性别期待的孕妇生育意愿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周围人群生育状况、生育决定权、二孩性别期待是孕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不愿意生育孕妇的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与紧张得分、GWBS总分低于愿意生育的孕妇（P<0.05）。不同GWBS评分孕妇身体健康状况、生育意愿、生育决定权和生育政策知晓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身体健康状况、生育意愿、生育决定权是GWBS评分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安徽省中小城市30岁及以上二孩孕妇总体生育意愿较强，孕妇心理健康状况主要受生育意愿影响。相关部门应采取综合性措施，以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挑战。     

探究出生人口数字背后的结构变化和影响——来自妇幼一线报告对生育数据的解读

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让生育的意愿和历史存量得到了快速的释放。从2013年11月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市妇保院二孩生育数量和占比逐步抬高,增量明显,2015年1月二孩占比达到62.5%,生育主力变成了二孩。尤其是全面放开二孩后,二孩占比在70.0%左右高位运行,增量主要来自于二孩。对相关行业影响巨大,医院的工作压力倍增,一段时间一床难求,大多数综合性和妇幼专科医院采取增加人手、扩大病区、增加病床等措施加大投入,但对医院来说,新政带来的难题却不仅是分娩量的增加,还有高龄孕产妇的增加、高危、高风险,更增加了救治的难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自2016年11月份出现最高生育高峰后,2017年生育数量便一路逐月下降,没有反弹,事实是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存量生产对医院的影响已经结束,2017年底生育量已经回到2015年较低的水平,许多人疑问为什么?     

重庆市万州区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新生育政策背景下重庆市万州区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2022年9-10月,采用便利抽样法,利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对重庆市万州区已生育一孩或二孩的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现状进行调查,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及两步聚类分析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收到问卷632份,剔除无效问卷3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9%。调查对象三孩生育意愿得分为(12.81±2.83)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育龄女性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配偶文化程度、家庭抚养孩子模式、家庭能否提供支持及既往阴道分娩史是该地区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两步聚类分析显示,“产科医生/助产士给予的帮助”是育龄女性选择生育三孩最重要的预测因素。结论 重庆市万州区育龄女性的三孩生育意愿现状不容乐观,需创造促使育龄女性决策生育三孩的积极因素。     

山东省医务工作者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调查了解三孩政策下医务工作者的三孩生育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选取山东省34所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及公共卫生机构的327名医务工作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育意愿调查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医务工作者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327名医务工作者中，有三孩生育意愿者27名（8.26%）。不同性别、所在医院等级、职称、子女照顾者的医务工作者的生育意愿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生育意愿医务工作者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SSRS总分均显著高于无生育意愿者（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夫妻双方照顾子女、三级医院、SSRS总分较高均是医务工作者三孩生育意愿的促进因素（P<0.05）。愿意生育三孩的主要主观原因是自己喜欢小孩，不愿生育三孩的主要主观原因是经济压力大。希望得到的配套保障中，被选择比例最高的是生育养育三孩补贴。结论 山东省医务工作者的三孩生育意愿较低。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女性的关爱，均衡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及社会支持，完善补贴、保险、教育资源、托育等配套保障，合理引导医务工作者生育三孩。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儿科医生紧缺的对策研究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至此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相比,2016-2020年我国每年将新增新生儿230～430万左右[1].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儿童医疗需求势必增加,本就捉襟见肘的儿科医生资源将更显紧张.儿科医生紧缺问题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被写入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目前我国0～14岁儿童总人数约2.3亿,儿科执业(助理)医师11.28万人,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儿科执业(助理)医师存在较大缺口.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拥有1.46位儿科医师,按此标准我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缺口超过20万[2-3].“全面二孩”政策后,儿童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将更加凸显,儿科医生紧缺问题将更加突出.本文将探讨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儿科医生紧缺的对策.     

安徽省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中央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为摸清安徽省该政策惠及的人群的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政策调整对全省人口出生的影响,开展全省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报告认为,安徽省实行“单独生两孩”政策,既不会大幅提高人口出生率,也不会形成严重的生育堆积现象;如果现在就实施普遍生育两孩政策会产生极大风险,给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将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同时,政府要防范政策外生育反弹风险,保持适度低生育水平的稳定,避免周期性出生人口的大幅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性别偏好与存活子女的性别构成对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

背景　“80后”职业群体大多已生育一胎,在当前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下,该群体是否均将进行二胎计划？该群体对子女的性别偏好（GP）、存活子女的性别构成（LCSC）是否会影响其二胎生育计划？目的　同步观察GP、LCSC对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为研究社会心理因素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新思路。方法　2016年11月-2017年11月,采用现况研究设计、整群抽样方法在银川市5家事业单位和5家企业单位调查出生日期为1980-01-01至1990-01-01的在职人员,对其中已婚育一孩的599例进行分析。采用定量调查问卷收集数据,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及对子女的GP;调查对象的实际生育行为（已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性别）;调查对象的生育计划（是否计划生育二孩）。结果　599例“80后”已婚育的城市职业人群中,245例（40.90%）计划生育二孩,234例（39.07%）不想再要二孩,120例（20.03%）没想好。不同GP、GP与LCSC一致性二孩生育计划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21.020,P<0.001;χ2=22.499,P<0.001）。不同民族、户籍、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岗位者二孩生育计划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月经济收入、独生子女者二孩生育计划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P和LCSC不一致、男性、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计划生育二孩（P<0.05）;GP和LCSC一致、月经济收入<3 000元/月者没想好是否生育二孩（P<0.05）。结论　除基本人口学因素外,GP和LCSC也会影响“80后”已婚育城市职业人群做出生育二孩抉择。     

柳江县已生育二孩育龄妇女避孕节育现状及意愿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和探究某县已生育二孩育龄妇女避孕知晓情况、节育现状及意愿。方法自行设计问卷,随机选取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某县4个乡镇23个村屯生育二孩且年龄在20~45岁的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682人,回收有效问卷661份。分析已生育二孩育龄妇女现用避孕方法、避孕知情选择状况以及需求服务的要求。结果育龄妇女对避孕知识的了解程度较高,前三项依次是避孕套、宫内节育器(IUD)和口服避孕药;在生育一孩和二孩后,两组选择的避孕方式的构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育龄妇女所选择的避孕方式以使用避孕套为主转变为以使用IUD为主;育龄妇女主要依靠医务人员的讲解来选择避孕节育的方式;且有88.2%的育龄妇女造访计划生育机构进行相关的生育及避孕节育方面的咨询和检查。结论某县已生育二孩育龄妇女能够主动去了解和掌握避孕节育知识,反映出农村育龄妇女已逐渐摆脱旧有思想观念,逐渐重视避孕节育以及自身健康;而且农村育龄妇女选择避孕模式的趋势也逐渐向城市模式靠拢,这与计划生育机构的大力宣传是密不可分的。     

高龄男性不育症中西医研究进展

从生育角度看,男性年龄超过40岁生精能力明显下降,称为生育高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主动或被动地推迟了婚育年龄。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6.7岁,10年间推迟了1.5岁。再者,我国自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很多已育有一孩的中年男性积极响应,计划生育二孩。一般认为,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不宜晚于35岁,影响生育力的因素非常复杂,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性功能减退,精子质量下降,子代患病率升高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年龄增长是生育力下降最不可抗拒的因素,越来越多的高龄男性有再生育意愿,高龄男性的生育问题也越来越多。该文对40岁以上男性不育问题进行了简要阐述,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对于高龄男性生育问题的重视,提高高龄男性的生育安全意识,并做好生育前咨询工作。     

护士给药差错390例的分析及干预对策

护理工作有连续性、动态性、直接性和具体性,且与患者接触时间长,即使护士严格遵守"三查七对"制度,仍会发生护理差错,高新技术应用,也使护理工作的难度和风险增高,使护理人员出错几率相对提高[1].英国一项为期5年研究表明,59%的医院用药差错与护士有关[2].用药差错是由于在开处方、配药和给药过程中发生错误,而导致给患者提供错误的药物、错误的剂型和错误的用药时间,这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2].如何确保正确给药,杜绝给药过程中差错发生,是护理管理中的重要问题[3].本研究回顾分析某二甲医院上报的护士给药差错,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和减少护士给药差错的干预对策.     

三孩时代下中医药对高龄夫妇的助孕策略

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高龄夫妇的生育意愿明显升高,其在生育方面也面临着多重难题.中医药对高龄夫妇身心特点的认知及助孕策略具有系统的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探析三孩时代下高龄夫妇的生殖特点,从中医之"形"与"神"两方面探讨其身心状态,从中医之"整体观念"把握高龄夫妇的体质;以经典之脏腑辨证,辨证施治、随证立法,从中医特色...     

资讯速递

头胎盲目剖宫产 生育二孩有危险 因为头胎选择的是剖宫产,一些女性虽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却遗憾于不再具备生育条件。我国的剖宫产率世界“领先”,剖宫产造成的问题随二孩政策的实行日益凸显。盲目剖宫产不仅损害健康,再次怀孕时还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如果子宫伤口愈合不好,容易发生大出血。即便是愈合好的子宫,协调性也远远不如完整的子宫,宫缩会相对乏力,再次妊娠极有可能发生子宫破裂、产后出血、前置胎盘等问题。此外,剖富产本身就有损健康。     

临床护士离职现象研究进展

护士离职现象因其对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护理服务质量、病人满意度等造成的影响,一直是各大医院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护士的短缺和流失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截至2012年,我国每千人注册护士只有1.85人,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每千人2名护士的标准;同时,高强度的工作量、紧张的护患关系,让护士的留任意愿亦不稳定.有研究[1]显示临床护士离职意愿高达58.7％.因此,深入了解护士离职现象,对现有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探寻可能影响其离职的原因,为管理者、组织集体制定干预措施有重要意义.     

基于临床实践能力提升的护士规范化培训实践研究

护士规范化培训是完善护士毕业后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培养和发展新护士核心能力,优化能力结构并使其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重新获得新的职业知识和技能,提高临床护理质量极为重要[1-3].2016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印发《新入职护士培训大纲(试行)》的通知,明确规定“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新入职护士培训工作,建立新入职护士培训制度和培训方案,以提高护理队伍整体素质和临床护服务能力”.护士规范化培训是提高新入职护士护理专业知识和临床护理技能的重要途径[4-5].我国现阶段护士规范化培训一般分为岗前培训和岗位培训,但各医院具体培训内容、方法不尽相同,培训效果难以达到同质化[6-10].本研究主要通过落实床旁教学,采用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微型临床演练评估量表(Mini-CEX)、随机床旁技能直接观察考核法(DOPS)方法进行效果验收,以提高护士规范化培训效果.     

“单独”家庭何时可以孕育“两孩”？——新华社专访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负责人

问：“单独两孩”的实施,将给人民群众带来哪些实惠？ 答：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是一项顺应民心、合乎民意的重大举措,将使更多的家庭能够生育两个孩子,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和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同时,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逐步实现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统一,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将惠及每一个家庭。     

网约护士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探讨网约护士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意愿及影响因素,为提高网约护士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积极性提供参考。方法 2022年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广州市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医院的279名网约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互联网+护理服务”意愿影响因素量表和组织支持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网约护士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意愿得分(12.39±1.61),控制一般资料(职务、获得从业资格时间、居家护理服务经历)的影响后,发现感知风险、感知价值、便利条件、工具支持是网约护士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R²=0.641),可解释参与意愿变异的64.1%。结论 网约护士参与“互联网+护理服务”意愿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为患者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意愿受感知风险、感知价值、便利条件和工具支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