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规划听证会代表的选择机制

听证会作为一种制度近来正不断被涉及城市规划过程的各类立法所采用。如何确定城市规划听证利害关系人的代表,笔者分析实践中其他听证事项采取的听证方式,指出这些方式存在缺乏公开性、参与性、有效操作性等缺陷,并针对城市规划的特点提出了立法建议。     

我国公众参与失效的原因及其路径探究——以城市规划领域为例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具有极高社会关联度的实践活动,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而在我国的城市规划过程中,公共参与失效成为了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对我国城市规划中公众"象征性参与"的原因进行剖析,主要有法律法规、保障机制、公众本身等几个方面,在分析有效参与的制度条件的基础上,针对参与失效的原因,提出提高我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有效性的路径。     

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听证会设计

听证会是正式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编制方式。政府规划部门应作为听证会的一般发起主体和组织者,控制性详细规划地段内的利害关系人应作为特殊提起主体。听证事项应限于对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适当将某些事项排除。对于不同的听证事项可采取不同的听证模式。听证参加人应分为居民代表和专家代表,合理设置人数比例。听证主持人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具有规划知识背景的工作人员担任,以确保其公正性;听证参加人享有陈述和质询的权利;听证会记录应作为城市规划编制和审批的必备参考。违反听证规则时应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但一般不影响城市规划的整体效力,可以补听证和申请国家赔偿方式救济。     

公共决策中的大众、专家与政府 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为个案的研究视角

<正>一、问题的提出近几年来,听证会制度的兴起,已经成为我国公共决策体制改革领域的一个重要符号。立法听证会、价格调整听证会、城市规划听证、环境影响评估听证等,已构成公共行政领域不断展开的实践。在公共决策体制改革过程中,听证会制度一度被人们视为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制度创新。     

论行政立法听证中的公共利益

在我国的行政法治实践中,听证被称为公众参与立法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且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现行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在实践中造成了许多问题,譬如立法听证的公民参与度不高,难以达到充分维护公共利益的效果。本文以《上海市停车场(库)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为例,讨论当前行政立法实践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诸如公民参与立法听证会的途径、代表的遴选方法、人数分配及其代表性,并针对这些问题论述具体解决方法,展望未来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发展前景。     

美国城市规划中的社区听证及我们的思考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在老城区改造和新社区建设中,规划权被授予给了社区,社区作为自治组织,通过听证会的形式,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环节,不仅有效维护了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也很好地平衡了社区建设中各利益群体的权利与义务,为打造舒适、安逸的社区人的社区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国的城镇化进程需要借鉴美国城市规划中社区听证的经验,让政府、公众、开发企业及其他利害关系方在城市规划听证中沟通、了解、妥协,以有效避免因规划不合理导致的社会冲突与矛盾的频发。     

论构建我国司法鉴定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对实现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司法鉴定中虽已有开展鉴定听证的情况,但在听证启动、程序规范、参与人员组织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在医疗纠纷司法鉴定、司法会计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重新鉴定等案件中组织鉴定听证会。司法鉴定行政管理部门应会同司法机关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鉴定听证会规范。在构建司法鉴定听证制度时,应重点关注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听证参与人的确定、听证主持人的选任、具体的听证规则及听证程序设计等。     

听证代表:我为何反对出租车涨价

沈梦培,听证会前的一封公开信“按照本次听证会宣传方案的统一安排,会前请不要将听证会材料内容向新闻媒体透露,也不要接受记者采访。”4月6日,作为即将参与听证会的代表,国务院参事、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接到北京市发改委下发的出租车听证会材料,并被要求“不要告诉媒体”之     

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名与实——检视北京市公共交通票价改革的听证历程

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结合是回应民主发展与行政统治性危机的必然,而其本质是一种博弈过程,存在名与实的二元分立,因而需要引入公众参与有效性命题及其标准。以博弈分析框架为基础,透过过程主义检视北京市公共交通票价调整公众参与的全过程,可知其存在参与人困局、结果封闭性、信息瑕疵、约束机制乏力以及功能定位局限等问题,制约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结合理论和实践经验,走向有效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需要系统性变革:核心理念嵌入、法律制度的跟进、信息保障和参与机制的优化以及功能定位的扩展,其中观念更新是"软件"、法律制度是保障、参与机制的优化是"硬件"、功能定位的扩展是"催化剂"。     

裁量基准公众参与模式之选取

公众参与作为一种直接的民意表达方式,可以提供类似议会立法一样的民主形式和内容,因而成为补充裁量基准正当性基础的首选方案。但是,基于裁量基准行政自制属性和行政成本的考量,它仍然不宜作为一项强制性义务强加给行政机关,而应由行政机关自主决定。实践中,行政机关应当以裁量基准的"质量要求"和"可接受性要求"为基本参考因素,比对相对人与自己的预期目标是否一致,根据其特殊性及实际情形,在"改良的自主管理决策"、"分散式的公众协商"、"整体式的公众协商"、"公共决策或共同决定"四种程度不同的公众参与模式中选择适用。     

非法定行政程序及其司法审查

学界对行政程序的关注主要限于法定行政程序,而对非法定行政程序有所忽略。非法定行政程序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之外的行政程序,它虽具有弥补法定程序不足的功用,但也容易滥用因程序裁量权而忽视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对于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非法定行政程序,法院应当按照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进行审查;违反该原则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滥用职权之情形,法院可据此撤销相应的具体行政行为。     

论行政相关人

行政相关人指参加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私主体。行政过程就是行政权力、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相关人的权利等相互作用的过程。行政相关人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相关性 ,其与行政主体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 ,与相对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增强对行政相关人的研究 ,对于依法行政、促进行政程序制度建设、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执行罚的数额及其法律规范

以＂天价滞纳金＂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天价执行罚＂在行政强制法制化的进程中广受诟病,＂天价执行罚＂的产生主要源于法律对执行罚的数额规范不够明确甚至缺失。国家用规章尤其是用人大立法的形式对执行罚的数额作出明确规范具有积极意义。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     

略论行政法视野下的商标评审

现阶段加强对商标权的行政保护是十分必要的,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免不了引起行政争议,合理实现行政救济是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关键。商标评审委员会作为商标行政复议机构,在平息商标行政纠纷中发挥了独特的功能。本文结合行政法理论对商标评审机构的法律地位、商标评审行为的法律性质以及评审过程中的特殊规则进行了探讨。     

论城市作为一个行政法概念——一种组织法的新视角

在现代国家与社会,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城市法律理论,但在现有研究中,城市并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尤其是行政法概念而存在。由于缺乏主体地位以及内部行政组织的单一化,法律意义上的城市实际上处于隐匿状态,对此,需要从组织法视角切入,在行政组织多样化和行政权力自治化两个方面加以重构,以构造一个主体化的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借助对城市权力问题和公共自由的思考,行政组织及其相关法律理论也需要进行更新和再造。     

行政侵权责任及其确认

行政侵权责任表明一种损益性的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致害行为的法律后果。行政侵权责任作为一种事后调整机制,是对公权力行为的否定和对其损害的补救。行政侵权责任是一种行政主体对受害人承担的以利益给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法责任,这一责任的实现需要以其责任的确定为前提。行政侵权责任的确认是行政侵权责任成立的基点,是行政侵权救济的前置程序。     

论行政法解释的发生条件和存在形态

行政法解释是行政法适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是由于行政法的适用的特点和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决定了行政法解释必然存在着行政机关的解释和司法机关的解释两种形态,同时决定了行政法解释两种解释形态的不同的法律效力。     

审判中心视角下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

"以审判为中心"的政法政策同样适用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它要求法院发挥自身司法能力和司法制度能力,有效地介入涉法行政争议之中,并藉此保护法益。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是法律监督上的国家权力结构关系。法院优位于行政机关,法院作为独立裁判者指挥诉讼管理关系和裁判过程。以审判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法院司法能力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优位角色,应完整地发挥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能力,即发挥立法、司法解释、司法组织及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功能。行政诉讼司法准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诉讼管辖、庭审制度等,是否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方向,主要看其是否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和法益有效保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政策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影响了法院的诉讼角色和功能。回归司法权和诉讼制度本质,宜在行政争议、行政行为和法益之间构造出一致性的诉讼结构关系;宜从组织和体制改革转向程序改革,发挥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在塑造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上的作用。     

论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简

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是伴随着政府服务功能的发展，从行政裁决范畴中独立出来的一种服务性行政事实行为。然而，以《专利行政执法办法》为样本进行剖析的结果显示，知识产权领域的行政调解目前在性质上仍然被视为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调解过程习惯性地被烙上了行政执法的色彩，其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应尽快实现从传统执法到现代服务理念的更新；通过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办法》，从制度层面切实推进行政调解服务主体的多样化、服务对象的类型化、服务程序的精细化和服务损害的可救济化。在实践层面，应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克服基层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障碍，实现行政调解和司法程序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