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的契约化——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作业

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作为一个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产物,必然打下彼时代的痕迹,彼时代的社会特征是利益的非多元性、主体的非独立性。这一社会特征在民事诉讼上的反映是:在民事诉讼中忽视民事纠纷主体的自主性和主导性,突出的是法院的职权干预。在这种诉讼体制下也必然忽视当事人之间合意对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积极作用,导致我国民事诉讼规范和程序在本质上缺乏与市场经济社会实质相一致的精神--民事诉讼的契约化。因此,在当下思考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正时,我们就必须考虑如何将契约精神置入民事诉讼法规范和程序之中,以表达民事法律主体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自治性和主体性。本文系统地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契约精神缺失的原因,民事诉讼契约化与民事诉讼体制转型的关系以及诉讼契约化的制度建构,为完善民事诉讼法提供了一个新理念和思路。     

公权和私权关系的法律思考

权力和权利的平衡与和谐与否,直接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明程度。中国在实现法治进程中,应慎重处理好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合理的定位;改变公权和私权的不平衡、不对等状态,以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     

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正由传统意义上的私权蜕变为一种私权公权化的权利。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趋向乃是建构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保障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公共利益价值之所需。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表明知识产权兼具有私权属性和公权属性,二者对立又统一。其中,私权属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公权属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意味着在加强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同时应当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以防止私权保护不足或私权保护过度从而破坏知识产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法在民法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地位。     

公权与私权的博弈——以房屋拆迁为例

在城市房屋拆迁实践中公权与私权不和谐,且法律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政府机构为了自身的部门利益或者执法的便利对"公共利益"做便于自己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滥用了行政权,强制拆迁已经引发了行政权力对公民私权包括自由权、财产权、生存权的严重侵犯,出现了一些暴力抗法的流血事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为此,有必要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平衡视角下,用法律规范的手段规制公权以期保障私权。故采取的策略可以是在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私权的法律地位,对法律规范中强制拆迁相互抵触的条款进行修改,并设置严格的程序规制房屋强制拆迁行为,增加政府强制拆迁违法行为的成本。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以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和谐。     

权威与权限——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协调

现实生活中,公权介入私权的现象大量出现,公域与私域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游移。因此,应当理性认识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厘清公权与私权的边界,明确公权应当在合理地介入私权的前提下,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平衡,并通过构筑化解公权与私权冲突的完善机制促成和谐社会中公域和私域的良性互动。     

对私权滥用的思考

私权滥用现象日益增多,公权与私权的对立也愈演愈烈,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很多私权滥用的实例,比如孙伟铭案、杨佳案、"我爸是李刚案"、拆迁中的"钉子户"案等.本文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从中引发人们对私权滥用的思考.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之批判

通过分析知识产权客体的可共享性导致其必须借助公权以法律为手段的制度设计和保障,才能实现私权化.认为公权介入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实现和保障知识产权私权化的使命.私权本身的属性并没有因此改变.在此基础上,探讨知识产权法对社会公共利益价值的追求,没有改变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不可能是私权和公权的混合体.     

私权公权化问题探究

实践中,私权的公权化问题时常发生,对于公权"法无授权即禁止",对于私权"法无禁止即自由"。本文指出在法治道路上,公权不能随意侵犯私权。     

论行政规章对私权的保护

我国行政规章以对公权或者管理权的保护为基本价值取向 ,而对私权的保护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 :突出管理秩序维护的功能 ;以为相对人设定义务为主要行文方式 ;最大限度地方便行政主体而最小限度地方便行政相对人 ;法律责任的不对等规定等。为此 ,转变规章保护的价值取向 ,加强规章对私权的保护已不容忽视。规章对私权的保护应体现在下列范畴 :通过补充上位法律规则的空隙来保护私权 ;通过区域与职能潜力开发来保护私权 ;通过协调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关系来保护私权 ;通过特定事务实现来保护私权。规章对私权保护的实现建立在规章内容中私权比公权价值相对最大化、规章制定过程中相对方与行政主体共同参与、规章规范构成中禁止规则与许可规则的协调以及规章实施中内部运行与外部监督的配合。     

论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及其解决——以城市拆迁为视角

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集中反映了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关系。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找出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冲突的根源,并以此为突破口分析中国目前的公权与私权关系问题,从公权力的合理定位,完善私法制度,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方面构建公权与私权冲突解决机制。     

以控权为手段和目的的宪政之思考

宪政是将宪法文本化的意识形态从应然走向实然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形态,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价值选择和理想状态。宪政的首要且最终目的是控制公权,保障私权。由于公权的天然膨胀性,依法行使公权仅靠政府的自控往往是不够的,服务于宪政模式的"控权"思想应运而生,"控权"应该成为实现宪政的必要途径和重要手段。本文着重从"控权"思想这一角度对现代我国的宪政实践进行讨论和思考,以期为我国宪政的完善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劳动关系契约化的法哲学探析

劳动关系契约化是将劳动领域纳入法治进程的关键理念 ,而如何将劳动关系契约化与近代西方社会的私的 (契约化 )理论加以辨析是我国当前劳动法学乃至法律哲学的新课题。毋庸置疑 ,我国所进行的整体性改革并非是要“舶来”一些理念或制度 ,相反 ,和当代其他国家一样 ,我们也面临对劳动领域中契约化的再认识 ,易言之 ,调动法学的理论资源对崭新的社会化、现代化对传统法学所带来的冲击进行重新的理论整合。由此围绕着劳动关系的契约化进程的考察 ,本文主张利用从结果开始的一种新方法 ,力求对劳动法学理论及当代社会现实加以把握 ,从而真正满足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指导实践的理论之客观性需求。     

解析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当今社会正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而知识产权已经逐渐由私权逐渐向公权化进行转变,普遍认为,是知识产权的本质是私权,而构建法律利益平衡的基础则是公权,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知识产权的价值,当前社会,知识产权的公权化证明了其具有私权和公权两种属性,两者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影响。而产生矛盾的主要因素则是私权,产生矛盾的次要因素则是公权,这些都表明必须要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加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对其私权更要加以保护,知识产权在民法体系中具有相应的独立位置。     

司法调解的契约化

司法调解的契约化是私法领域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司法调解处于合同领域和诉讼领域的交汇处,所以它的契约化是当前我国私法领域中强调合同自由和诉讼当事人主义的必然发展趋势.司法调解的契约化发展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司法调解原则金字塔式结构体系的形成,自愿原则处于金字塔之顶端,保密、对等、诚信三项原则的共同运作以保障自愿原则的实现;二是司法调解中主持人的多元化引起法官角色的重整,以保障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愿自由交换.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的解读和反思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是知识产权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因传统的视知识产权为私权的观点在面对知识产权相较于其他私权的特殊性及其领域内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时常常遭遇无法解释的困境,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了"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即在承认知识产权私权本质属性的前提下,指出知识产权是公权化的私权,试图以此来寻到新的"突破口".但事实上,该理论因其立论依据本身就存在疑问,是经不起推敲的,它是在社会思潮运动影响下对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特殊性的一种误读.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根本属性不应该因为知识产权所呈现出的某些独特性而被改变,在当前承认并且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具有重大意义.     

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关于“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的置疑

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具有私权的属性。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而有其特殊性,以致于有些学者在不否认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的前提下提出了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并试图用该理论来解释一些知识产权面临的新问题。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是对私权理论的一种错误的解读,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不会也不可能改变或者会具有双重属性。     

知识产权属性的法理探析

知识产权为私权,我们应当正视知识产权公权化趋势,但这并不能改变知识产权的私权的本质属性。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公权化趋势的意义在于我们不能排斥国家公权对知识产权的积极介入。国家公权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方面对知识产权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更有利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能加强公民的权利意识、积极保障人权的实现、弥补国家公权介入不当所造成的损害三个方面。     

当公权触及私权——我国行政征用补偿制度探究

伴随经济转型期的发展,拆迁、征地等众多行政征用补偿纠纷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博弈演绎的淋漓尽致,当公权触及私权,如何进行合理的行政征用补偿制度设计以实现公权控制和私权保护之间的价值平衡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阐释了行政征用补偿的理论基础,由实证引出我国现行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的突出问题,进而提出了行政征用补偿的制度设想。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再论

从宪法与民法之别、权利与权力之别以及宪法第9条的完整表述来看,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公权性确定无疑.作为国家对于公共资源的一种“公权性支配”,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质是对资源利用的“积极干预”权,内容在于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加以行使,并为这三种权力施加规范与限制.在实践层面,资源国家所有权只有衍生出以资源实际利用者为主体、以对资源物的合理利用为内容的私权性的“资源利用权”,才能真正形成资源利用秩序.日常生活中在民法层面使用的“国家所有权”的本质是“公共法人所有权”,其并非严谨的法律概念,其成立须一系列条件支撑,范围较窄,其与“宪法国家所有权”的区别是划分“国有私物”与“国有公物”的前提.资源国家所有权来源于主权但不等于主权,其为资源主权的积极行使创设权力载体和概念装置,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公权与私权平衡下的中国物权法

《物权法》乃是保护权利人物权、规范财产秩序之法,然因物权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现代财产所有权社会化的结果导致《物权法》中蕴含了大量的属于公法范畴的强制性规范,使得物权相较于其他私权而言更容易受到以保护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公权力的干涉和限制。《物权法》一方面要保护私人的合法权利不受公权力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私权的过度滥用。《物权法》本身的实践需要构建一个公权与私权平衡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