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伦理视角分析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当代世界各国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实践中运用最为广泛、最为频繁的权力，已成为现代行政权力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既是对行政人员理智和良知的肯定，也是对其能力与德性的挑战和考验，其合理使用既有赖于法律程序和组织制度建设的改善，更有赖于公务员个体伦理自主性基础上的负责任的行为。     

浅析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最广泛、最经常运用的一种权力。它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运用该权力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便于行政管理;另一方面,滥用该权力又会滋生行政腐败,损害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并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同时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是摆在各级行政管理机关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伦理视角分析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当代世界各国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实践中运用最为广泛、最为频繁的权力,已成为现代行政权力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既是对行政人员理智和良知的肯定,也是对其能力与德性的挑战和考验,其合理使用既有赖于法律程序和组织制度建设的改善,更有赖于公务员个体伦理自主性基础上的负责任的行为。     

行政法治: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必不可少的权力,它的存在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是行政 自由裁量权在现代国家权力中的扩张使其在运行中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本文要探讨的则是行政程序及其法制化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常态运作的意义。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现代行政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然而自由裁量权因其“自由”的属性又使它极易被滥用,从而出现错位。为了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作,建议从完善立法、健全司法监督制度、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公民的法律意识等几个方面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论行政裁量权的规范与制约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裁量成为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行政机关被授予越来越广泛的裁量权。然而,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如何对行政裁量权的运行进行有效的规范,无疑是一项十分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一、行政裁量权的概念(一)行政裁量权的含义我国学者对于行政裁量权内涵的理解基本一致,即行政主体在法定授权的情况下,当缺乏羁束性法律规定     

试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一项重要内容,行政活动中自由裁量权滥用现象的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我们要认真分析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和法律以及政策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行政裁量的均衡原则

行政裁量即法律赋予行政主体可以选择判断的权力 ,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但在现代法治国家 ,行政主体的这种选择判断权力并不是恣意的 ,应当受到一定法律原则的限制。行政均衡原则正是作为控制行政裁量权之内部实体规则而产生和成立的 ,其目的是使行政裁量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 ,以实现其实体内容上的“均衡合理” ,体现现代法治国家所要求的实质正当性 ,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观念。行政均衡作为利益衡量之一般法律准则 ,全面涵盖着均衡各种利益关系的准则 ,可导出平等对待、禁止过度和信赖保护三项具体原则。     

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介入行政裁量权研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是法治实践中的难题,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后,为检察权介入行政裁量权从而加强对其监控提供了契机,这是由公益的柔性化、行政与公益的复杂关系、公益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深度、公益诉讼中诉权的广延性所决定的。目前检察机关可介入行政公益中的判断裁量权、选择裁量权、许可和处罚裁量权、行政处置裁量权、行政立法裁量权等。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可通过使行政裁量权得到规劝、使行政裁量权得到合理解释、使行政裁量权充实裁量依据、使行政裁量权得到合理建议、使行政裁量权得到拓展等路径介入。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和控制的必要性

行政自由裁量权被称为行政权的核心问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其正当的根据即合理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能够弥补法律(成文法)的局限性．服务于法律的价值日标,同时,也能够节减国家立法成本,实现国家权力资源的理性配置,而行政权职能的嬗变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扩展提供了客观基础。但是,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过程中,作为“经济人”的行政官员受自利动机的驱使．其行为所追求的目标必然与公共利益相背离．而理性选择下的行政机关利益的扩张,也造成了行政机关的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错位,这决定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必要性。     

行政判决·行政判例·行政判例法——一种比较的视角

行政判决有三种形态第一种表现为正式的法源,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规范,称之为“行政判例法”;第二种虽非正式的法源,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在现实中发挥着和法律规范相同的作用,可称之为“行政判例”;第三种行政判决,既非正式的法源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可称之为“行政案例”。中国需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这种建构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以行政判例模式为蓝本,走一条介于行政案例和行政判例法之间的中间路线。     

行政审批的行政法制约

我国在加入WTO议定书中已对行政审批的法律化作出了承诺 ,随之而来的是将行政审批纳入行政法治的轨道 ,以法规范和调整行政审批行为 ,改变目前行政审批改革多以行政手段为之的状况 ,实行行政审批项目法典化、主体职级对等化、过程连续化、重大事项听证化。     

《行政诉讼法》与抽象行政行为

在中国行政法学上,抽象行政行为是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应的一个学术概念.一般认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项 "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内容是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定义是,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活动的民营化和行政法学

从行政法的视角探讨了日本民营化的趋势,在描述了民营化最新发展情况之后,介绍了"民营化"概念的多样性。同时,论述了民营化的法律地位(是普通的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和民营化的宪法规制。在辩证分析降低行政成本与提高行政质量之间的矛盾关系之后,探讨了在民营化案例中个人责任与单位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     

论行政调查中之行政强制行为

行政调查系指行政机关为达成特定之行政目的,所从事之各种资料搜集活动。行政机关于从事行政调查时,依据"职权调查主义",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并承担调查事实之责任。惟有调查遇有困难,可由当事人依法律规定提供协助,但对事件之澄清责任仍应由行政机关承担。当事人若未尽协力义务,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否则不得强制其履行。任意性之调查行为不具处分性,无"行政执行法"之适用。间接强制之调查行为应属行政处分。违反此种协力义务者应受行政罚上之罚款作为制裁之手段,故不得再依"行政执行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直接强制之调查行为属事实行为,但事先要求当事人接受调查之行为,应仍具处分性,应受"行政执行法"之约束。直接强制调查行为在法律保留之要求上较无疑义,惟调查时应遵守比例原则和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于从事行政调查时,法律若未有赋予其得强制进入之权限,则行政机关原则上仍不得采取强制进入之方式。行政调查于声请令状后皆可从事行政搜索,于个别法律之规定中,单独明定得声请令状实施行政搜索应有容许空间。有关临时进入检查,应践行通知之程序。惟基于较为重大之公益之考虑,且经事先通知将无法达到调查目的之情形,应可容许有不经事先通知之临时检查。倘当事人拒绝放行,须视此种调查是否有得直接施以强制力之规定而定,若法规允许,自得以强制力排除当事人之阻碍,否则仍只能以间接制裁之方式。当行政机关已进入关系人之场所实施检查时,不论是否以直接强制力进入,除进行相关检查外,原则上不得附带从事搜索行为,或对相关证据予以扣留。     

论抽象行政行为与普遍性行政措施

行政机关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均属于行政立法行为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这类行为称为普遍性行政措施。作为法律实践策略,可以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定义为行政立法行为,从而将其排除出抽象行政行为范畴。     

监狱、劳教管理机关等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

监狱服刑人员、劳教人员是特殊群体或特殊公民，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的人格不受侮辱，他们的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在对他们的管理工作中，管理机关是否可能出现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些人群是否可以诉求行政复议的救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行政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协商

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过于注重行政治理的威权性,而忽视了公民的主体性,因此难以适应现代行政治理之发展诉求。而行政协商是一种注重行政治理过程中公民与行政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凸显行政过程的公民参与性,以及行政治理活动之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行政方式。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我国传统单方性、命令性和封闭性的行政治理模式之弊病的反思,回应并诠释了合作行政、柔和行政与开放行政等现代行政治理模式的发展诉求。当前,超越行政协商所面临的制度与现实困境,并不断促进其融入我国行政治理实践,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治理模式之现代转向,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治、行政善治之发展。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

在现行法律体制下,行政规定不属于法律渊源,不是行政诉讼中法院必须适用的法律依据。但行政规定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在现实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规范功能。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规定既不能完全抛开,又不能完全信任。为了回应社会现实,应当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内,融入部分实质法治的要素,附条件地承认行政规定的效力,并由法院依照这些条件和规则予以审查。     

论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之预期违约

大陆法系的法、德等国已经将行政契约作为一种新的行政活动方式纳入到行政程序法典之中,我国正在起草的行政程序法以专章的形式来规范行政契约,对行政契约的研究已经从适法性之争深入到对行政契约制度细微层面的探讨。就行政契约履行障碍中的预期违约制度而言,因行政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行政契约预期违约制度在构成要件及其法律后果方面的特殊性,出现了立法意思代替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履行中意思表示的特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