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诉讼法律程序改革的构想——结合我国法治建设全局而谈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始终处于高速发展与急速转型的时期,随之带来的是价值标准功利化、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等一系列问题,这无疑激化了社会的矛盾纠纷,使得纠纷解决的需求远大于司法能够提供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想保持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就需要创新建立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解决矛盾纠纷,来缓解单一诉讼解决纠纷的压力,进而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国目前的非诉讼法律程序还不够完善,因此本文将结合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阐述对其改革的五点构想。     

社会转型的司法还是司法变革的政策——对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实践的考察

在化解矛盾已经成为当前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大背景下,任何社会机构、社会力量和个人都应当自觉地加入到纠纷解决的队伍中去。人大代表参与诉讼调解对于最大限度地动员纠纷解决资源、转变法院的工作作风和审判作风、践行人民司法为人民的司法本质和增进司法民主等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必须警惕的是,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和人民司法并不是要完全撇开国家现行法律和司法技术,由法官以外的人仅仅依据地方知识和民间情理解决纠纷。我们应当追求一种能够在国家权力与民间自治、法律文本与地方知识、正当程序与实质正义、应然价值与实证经验、理想图景与严峻现实之间不间断地往返和流动的弥合型司法模式。     

国家治理中的司法策略:以转型乡村为背景

在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司法策略的产生背景源自于乡村传统治理术的衰退与纠纷解决的现实需要。为了适应社会转轨的实际需要,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司法策略的目标定位是强调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兼容;选择的方法是"大调解"与"能动司法",而村民应对的策略是司法"体内循环"与"体外循环"并举。这些司法策略整合了纠纷解决的各种智慧,包含了尽可能多的治世方略,形成了"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处理矛盾的"规制矩阵",是我国司法机关审视自身条件与能力、适应转型环境、满足政治任务的"条件反射"。它反映出当下司法是一种补充社会资源、承担公共责任、加强联动治理、确保社会稳定的"安抚型司法"。     

在法治社会背景下司法调解的法律价值

司法调解在我国非诉讼解决纠纷体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本文通过分析司法调解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认为司法调解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对解决社会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中国法律传统始终贯穿着注重和谐这一主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许多构思与实践,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阐释了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无论在司法方面,还是非司法方面都极具启示意义。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     

试论社会法庭的合理存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频发,大量纠纷聚集到法院。人民法院正逐渐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推至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前沿,司法资源日益紧缺。于此同时,我国对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达成共识,非讼解决体制受到普遍关注。社会法庭正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法庭作为一种新探索,其产生存在一定的社会根据、理论依据及司法需求,并且日益成熟,在现今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司法调解的法社会学分析——以实证研究为视角

司法调解作为一种常规的纠纷解决机制,影响其解决纠纷的因素是多元的。本文以实证研究为视角,对当事人的关系距离、司法环境以及法官的偏好与特质、案件的类型等社会变量进行法社会学研究。司法调解的选择与适用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盲目地适用司法调解进行纠纷解决并不见得比适用判决方式更为有效和合理。在司法政策上,目前各地法院调解结案率的要求缺乏科学性基础。在法律技术上,我国应确立司法调解民事纠纷解决适用的法定范围并建立转介调解制度。司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应客观评估司法调解的真实价值,科学定位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角色。     

“柔性司法”核心思想的确立——探讨中国国情语境下的司法制度变革

伴随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新经济结构的逐渐形成、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新的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给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制度和习惯带了了巨大的冲击。社会亟需司法制度对一系列新的变化进行回应。如何通过司法制度改革、司法政策更新、司法方式完善和法律对社会的管理制度创新来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促进价值实现和资源整合,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面临的巨大难题。     

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实现路径北大核心

环境公益诉讼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环境纠纷的有效解决。环境纠纷如何解决,如何消除环境利益与其他合法利益的冲突,往往关乎整个社会的生活品质。当前,应当认真审视我国的立法及司法现状,进一步建立完备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体系和科学的司法机制。     

试论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行政纠纷是社会纠纷的一种,其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随着行政权的扩张,行政纠纷大量出现,从而使和谐社会的建立面临挑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完善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必然。本文从分析现有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入手,尝试性地提出一些重构和健全现有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途径,以促进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     

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趋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各项经济协议顺利履行的重要保障。通过比较分析,该机制在管辖制度、磋商程序、救济措施、争端解决机构及预警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缺漏,应当借鉴WTO/DSU、NAFTA、ASEAN及亚太地区新兴双边FTA的相关规定加以完善。随着CAFTA进程的深入和各成员对采纳法律方法解决争端的共识的不断增加,CAFTA可以建立、发展和逐步完善司法化或准司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论WTO框架下ADR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ADR是诉讼和仲裁的辅助手段,它对一些不易及时解决以致不能达成共识的争议能迅捷经济地加以解决,这也是社会进步和法制健全的表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商事争议呈复杂多样化发展,诉讼不应是解决争议的唯一渠道,而应是实现公正审理的最终途径。ADR争端解决机制给我们的启示良多,特别是在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要求我们构建涵盖多种选择的争端解决方式,从而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的民商事争议。     

修法背景下我国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

现有的国际和国内体育争端解决体系基本都体现为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各国协会、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际体育仲裁院或国内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内法院为主体的三层递进式架构。在我国,由于独立体育仲裁机制长期缺位,导致对内体育争端解决的专业性和法律效力不足,加之对外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衔接不畅,难以公平、高效地解决体育争端,甚至造成了国内争端的国际化。《体育法》的修订为完善体育仲裁机制提供了契机,其中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应以体育自治为基础,建设完善的体育仲裁机制,通过设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进一步整合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仲裁机制,保障仲裁裁决一裁终局的效力,明晰仲裁范围,与国际体育争端解决机制形成平行且竞争的协同关系。     

海南农垦土地权属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海南农垦土地权属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着土地纠纷调处管理机构设置不科学;土地权属纠纷较多,特别是场社纠纷中存在的部分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退场纠纷＂时有发生,农场已经确权登记发证的土地被周边农民占用又引发新的纠纷导致土地确权工作难度较大,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应当完善土地权属纠纷调处机制,有针对性地设置专门的土地纠纷调处机构,统一具体纠纷案件的调处部门,科学划分职责权限,着力解决农垦土地纠纷,在此基础上加强农垦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论中国如何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拘束力争端解决制度

有拘束力争端解决制度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制度的第二步．穷尽第一步即争端方通过自身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或依靠外力如斡旋、和解、仲裁等之后才能适用。谊制度适用于南海争端。中国应在南沙群岛划定领海基线，运用跳出机制，申请临时措施，要求船员或船只迅速释放。依靠“历史性权利”声索海域权利等方面更好地利用有拘束力争端解决制度。     

我国体育协会章程与体育纠纷解决方式的研究--以足球协会章程研究为中心

体育纠纷呈爆炸式地增加,研究体育纠纷的解决方式成为必要.体育协会章程在纠纷解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我国足球协会章程中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代表性.通过研究发现协会章程中有关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建议统一体育协会章程对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 ,明晰、简化内部纠纷解决机构的设置,强调作出的处罚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并在章程中规定在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使用穷尽时,可以选择仲裁和诉讼.     

中国特别程序论纲

一般程序与特别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基本的分类。民事诉讼立法过于重视一般程序而忽视特别程序导致了诉讼程序成为一元化的程序规则,也加剧了一元化的程序与多元化的社会、多样化的纠纷之间的矛盾。民事诉讼法学需要加强特别程序研究,扩大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达到快速、有效地解决民事纠纷的目的。本文对特别程序作论纲式研究,从改革现有特别程序入手,然后将海事诉讼、劳动争议诉讼、人事诉讼纳入特别程序体系,最后将一部分公司诉讼和知识产权审判也纳入特别程序范畴,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大民事诉讼特别程序体系。     

纠纷及其解决:原因与路径的另一种思考

纠纷解决方能维护社会秩序之安定,而纠纷原因之探究则为纠纷解决研究之起点。基于对当代中国建构纠纷解决机制的宏观认知,尽管纠纷的发生往往与利益有关,立足于法律的视角,虽属于权利义务的现实分配之纷争,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来看,这种纷争或许与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重建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应是彻底解决纠纷、恢复当事人之间私法秩序的重要基础。     

两岸投资保障协议中争端解决条款的困境及其出路

争议解决条款是困扰两岸投资保障协议谈判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上的困境,不但体现在现行的国家之间的投资条约中的投资争议解决模式无法为两岸投资保障协议提供范式,而且体现在现行国内立法上的局限上。可行的途径是在区分不同主体之间的投资争端的基础上,寻求不同的解决方式。本文强烈建议充分发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设立的经济合作委员会的作用来解决相关投资争端,同时避免以政治化的方式利用现行的仲裁争端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