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浅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各类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攀升,已逐渐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突出问题。本文试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以新的理念和视角对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发生机制及应对之策做出分析,探讨通过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来实现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可能路径。     

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机理与法治对策

急剧的社会变革直接导致各类群体利益诉求的空前膨胀。当一个社会法律制度供给缺失,利益表达受阻的时候,各类群体性事件则接踵而至。治理社会群体性事件需要公共理性的主导,需要法治思维之矫正。通过法律制度化建设完善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是预防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之根本。在我国,应加快《紧急状态法》的立法进程,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应急管理基本法。为此,必须着力完善我国各级政府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和管理程序,建立健全我国现行应急管理的法律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制度资源的有效供给,从而提高整个社会危机管理的实际效能和质量。     

现代通信技术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应用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互联网与现代通信技术的结合给我们社会和生活所带来巨大变化,各种获取信息的渠道日趋丰富,但这也为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的负面舆论提供了便利的平台。本文论述如何将现代通信技术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进行适当应用,以达到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防范、控制、引导的目的。     

基层自治制度的理论阐述与路径选择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通过开展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探索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面对地方治理需求侧(社会公民的期望)与地方治理供给侧(地方政府能力)之间的落差,应摒弃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二元对立模式,建立全新的"分权、互动"基层自治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多元主体纳入地方治理体系来共同履行公共职责。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基层自治提供包括培养自治能力、培育自治组织、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协商、衔接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在内的充分而有效的制度供给。     

建设幸福广东的社会转型挑战与治理模式重构

广东社会发展面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转型之痛的突出问题。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变迁与治理模式相对滞后,具体包括：治理模式出现功能性失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制度创新短缺,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经济社会地缘环境特殊;教育失误和社会舆论导向异化,出现信仰真空。在迈向幸福广东的征程中,需要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重构,需求新对策：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发展＂开明政治＂和打造＂阳光政府＂;强化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面提高广东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升文化软实力,重构社会伦理和主流价值。     

社会资本:治安防控体系构建新范式的探索

耗散结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包括"器物防控、制度防控、价值防控"三个层面上的优势互补与功能耦合。将其置于治安防控与社会进步辨证关系的历史考察,当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最具意义的是以社会资本提高为框架的社会人际互动和心理沟通整合机制的实现。     

转型社会治理中的法律结构初探

一国社会治理中的法律结构本质上取决于该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对于这一关系有两种理论类型,一种是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模式,一种是市民社会高于国家的模式。它们相对应的社会治理类型分别是统治型和自治型,使用的手段分别以硬法和软法为主。实际上这两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有失偏颇,其对应的社会治理类型也都有其不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平衡和良性互动方是最佳选择,而在其指导下的"治理"模式也最为有效。这种模式下软硬法混合施治,形成一元多样的混合法结构,最能满足转型社会时期的现实需要。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风险导向,现代产业网络核心的企业,已经越来越难以离开与利益相关方涉及经济、环境和社会等不同要素层面的交互和嵌入。更多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成为现代企业融入产业网络的标签,而且越来越借助制度的约束力,以保证切实践行。本研究在完成专门指向"制度性要素"的国内外文献和经验整理的基础上,归纳CSR责任制度化的世界理论共识和中国难题,藉此分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的现状、问题和矛盾,在此基础上,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引擎的上海地区近200家产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为调研样本,甄别和发现责任制度化的关键议题和优先顺位,进而提出当下中国企业责任制度化的多元路径实现方案。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及其处置原则初探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各个阶层的利益表达和维护机制,制度化资源严重缺失,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发。本文在认真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解决此类事件应坚持的原则,有效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建设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     

现代行政法与和谐社会

行政法的核心是调整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和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行政法的目的即在于使二者形成一种协调、互动的关系。和谐社会是行政法治的社会,而行政法治是通过"控权"得以实施和实现的。"多元控权法"是现代社会变迁引起的行政法理论的产物,它契合了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对"多元控权法"的行政法理论还应当进行具体制度的构建,以最终实现行政法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国家治理转型中的预算制度变革——兼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预算是型塑一个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工具。经由预算制度变革推进国家治理转型是各国普遍的选择。从制度内容上看,西方国家呈现出从注重政府收支的规范治理向注重支出控制、结果导向、公私合作与预算弹性的有效治理转变的趋势;我国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为中心,着力构造实现规范治理的法治体系,同时亦制定了部分旨在实现有效治理的法律规则。从制度供给模式上看,中西方预算制度形成了刚性约束与弹性约束、短期约束与长期约束、地方推动与国家主导、单一功能定位与复合功能定位的不同选择。我国预算制度的发展完善应当是在不放弃规范治理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有效治理,同时综合利用多种制度供给模式,最终实现国家善治的目标。     

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功能建构

制度建设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任务,发挥着衔接和支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良性运作的根本功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三个方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系统有效渗透并充分汲取所需资源,在对市场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生活改善与利益关系均衡,从而巩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制度化互动关系。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解决现代社会治理问题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宏观层面上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依法治国,从中现层面上的政社分开、权责明确和依法自治,从微观层面上的政府主动、社会能动和政社互动,分析了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特点和构建条件,并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制度供给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有效制度供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决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变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要求的有效制度供给,是具备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认知性要素的统一,也是遵循工具性逻辑、合法性逻辑和情境性逻辑的统一。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性得到强调,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制度供给仍然不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效制度供给要求注重强制性制度供给和自发性制度供给、特定制度供给和散布性制度供给、正式制度供给和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有机统一。     

“选择性亲和”:“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基于宜昌市基层治理的经验调查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基层法治建设面临"以规则为中心"来构建法治社会秩序的国家"表达"与多元化的地方法律规则的"实践"上的距离,这是当代基层法制建设的困境所在。经验呈现出一种"新规则治理",其是建立在规则共生和规则多元基础上的国家政策法规在基层的村庄和乡镇两级的一种"选择性亲和"。这种"选择性亲和"是"规则延伸"通过"规则融通"实现与"规则生成"的一种相互适应性。因此,本文试图建构"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三种分析框架来阐释"新规则治理"的指涉意义。新的规则治理整合了政法政策或法律制度的精神脉络以及其他各种特定的社会资源与实际多元化的需求,是成功应对现代转型乡村社会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有效武器。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论一体建设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建设发展的主观选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思想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而非分体建设、要同步建设而非分步骤建设。要从理念和思维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社会自治能力层面充分认识法治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在于: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政府主导与社会共治为基本方式,以培育法治信仰、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为突破口,以构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为重点,以形成多元融贯的规则体系为支撑,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健康发展。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权利视角

正群体性事件是指,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耦合群体,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以语言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来表达诉求、争取权益、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影响的事件。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群体性事件曾有不同的称谓:上世纪50—70年代,一般称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80年代以来,曾先后称为"群众性治安事件"、"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紧急治安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等。很长一段时间内,官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解释框架主要是"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不明真相的群众"。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在国内外新形势下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区分。群众闹事属于人民     

纵向横向网络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基于行业协会行为策略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对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并对国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很大影响。各种源于西方的宏观和中观理论都难以有效解释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变迁,因此需要从微观机制中重新寻找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解释路径。通过对行业协会的多案例比较分析,从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两个向度,可以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中受多方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行动的困境在于,拥有发达纵向网络的组织,并不一定能发展出有效的横向网络,反之亦然。社会组织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的相互增强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行为策略、内部治理结构、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和双方的资源依赖状况。论文探讨这种微观机制层面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机制,并探讨其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