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法》修改理念分析——兼论《体育事业促进法》的制定

《体育法》不应是体育“基本法”、体育“管理法”,而应是“体育事业促进法”。在《体育法》颁布实施10周年,体育改革面临市场化、职业化、产业化和社会化问题而讨论对《体育法》修改、完善的时候,改变以《体育法》为核心,附之以其他配套立法构建我国体育法体系的传统思维模式,探讨《体育法》从“管理法”到“服务法”,从“基本法”到“促进法”的修改、完善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是极其重要的。     

对“体育基本法”的反思——再论“体育事业促进法”

《体育法》不应是"体育基本法"。《体育法》制定时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其作为"体育基本法"只能是对体育行政管理功能的强化;以"体育基本法"为核心建构体育法治在立法技术上存在障碍,体育法治建设的实践也并没有体现出"体育基本法"的统领地位;在以保障和实现公民体育权利为核心的《体育法》修改中,重塑《体育法》的"基本法"地位条件并不具备,并使《体育法》修改面临困难。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是提倡"体育促进法"的理念,在《体育法》修改中体现从"体育基本法"向"体育促进法"的转型。     

体育仲裁立法之法律冲突与解决建议

《体育法》规定了体育纠纷的仲裁解决制度,《体育仲裁条例》也已纳入2006年国务院立法计划。但现行《立法法》第8条第9款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由此产生了《体育法》和《立法法》之间的法律冲突,本文对两部法律间的冲突进行了法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法律冲突的几点建议。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体育法治建设在体育改革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在北京奥运会的推动下,进展明显、成果丰硕。回顾和总结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探寻体育法治建设规律,展望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发展方向和体育法治建设发展方向。通过《体育法》的修改与完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体育法治建设的新局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我国体育法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于1995年8月29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经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发布.于同年10月1日起实施.,《体育法》的制定和实施,填补了我国在体育领域立法的一项空白,是我国建国以来体育方面的第一部法律,是第一部体育大法.     

论体育法的地位

体育法是历来极有争议的法律现象,特别是有关它的地位的争论更是激烈.目前有四种观点:综合体育法论、部门法分支法论、体育行政法论和独立部门法论.由于我国目前体育立法主要是行政性立法、立法层次较低等原因,决定了我国体育法不可能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论我国公民体育权利与法律制度保障

现代社会公民的体育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体育权利的实现需要建立较为完善和实操性强的体育法律制度。体育权利内容和我国现行体育法律及制度应加强体育法规的宣传;出台与《体育法》配套的法规政策;逐步确立＂体育权利本位＂的理念,才能防止体育权力对体育权益的剥夺和侵害,维护公民实际享有体育权利。     

我国体育市场规制研究

市场需要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干预可以采取政治、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其中运用法律进行规制是最科学有效的,而且也只有国家能够对市场进行法律规制。自1995年颁布《体育法》十余年来,我国共制定体育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7部,体育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150余部,地方性体育法规和政府规章160余部。体育立法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正在逐步形成基本覆盖体育领域的多个方面、位阶层次丰富的体育法规体系。但是,我国体育市场历经十几年的发展却不理想。本文通过调查访问和整理相关法律文件,认为我国体育市场长期处于行政管制时期,应该逐步过渡到法律规制阶段,用市场规制法的思维重新思考我国体育市场规制问题,促进我国体育市场的繁荣。     

浅议体育法在我国学校体育中的实现

学校体育在体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本文从学校体育在体育中的作用出发,从思想观念、场所设施、师资力量、制度保障等方面论述了如何保证体育法在我国学校体育中的实现。     

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管理办法

1.2011年9月2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令第15号公布2.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加强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的建设和管理,全面贯彻国家体育、教育方针,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是指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培     

修法背景下我国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

现有的国际和国内体育争端解决体系基本都体现为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各国协会、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际体育仲裁院或国内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内法院为主体的三层递进式架构。在我国,由于独立体育仲裁机制长期缺位,导致对内体育争端解决的专业性和法律效力不足,加之对外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衔接不畅,难以公平、高效地解决体育争端,甚至造成了国内争端的国际化。《体育法》的修订为完善体育仲裁机制提供了契机,其中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应以体育自治为基础,建设完善的体育仲裁机制,通过设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进一步整合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仲裁机制,保障仲裁裁决一裁终局的效力,明晰仲裁范围,与国际体育争端解决机制形成平行且竞争的协同关系。     

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体育法规制

体育赛事转播权作为一种体育行业约定俗成的惯用语,在我国并未构成法律权利。体育赛事转播“三点三层”的商业模式和法律构架能够证明,体育赛事转播建筑于赛事组织者对于体育赛事所享有的某种未经法律认可的基础性权利。学理分析表明,“商品化权”和“无形财产权”的学说并不能正确解释此种基础权利,而“物权”和“民事权益”的解释方法也难以精确的定位该权利属性。因此,赛事组织者对体育赛事所拥有的绝对权难以在现有法律体系内得到妥善解释。在比较欧美体育强国有关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定性的基础上,本文指出,赛事权利应由体育法进行规范,赋予体育协会赛事权利人的合法地位,从而借助民法和体育法间的一般法和特别法关系完整保障赛事权利,这也是解决具有行业特殊性的体育法律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     

体育强国视域下依法治体的路径选择

依法治体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基本方略和现实需要,本文在分析现阶段依法治体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体育强国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体的理念,选择正确的路径,即加快体育立法,完善配套法规,加强体育执法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提高体育执法的能力,强化体育法治意识和普法宣传,完善体育法律和执法监督体系,寻求多种体育法律服务和救济途径等依法治体的路径。     

论我国技术创新法制的“社会本位”重构

技术创新法制主要涉及专利法和相关竞争法。在我国的专利法即将修改、反垄断法已经实施的新形势下,我国现有的技术创新法制将面临总体上的重构,鉴于该重构异常复杂,我们有必要从法理学的视角进行较深入的思考。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考察相关的哲学和经济学根据,我们认为:我国技术创新法制的重构应坚持"社会本位"的立场,以维护与技术创新有关的社会性创新、社会性竞争以及消费者福利等社会利益为根本任务。而该定位要求:专利法应通过修订回归于社会本位,也就是要确立"准弱化"的专利法;相关竞争法应强化其原有的社会本位,也就是要确立"最强化"的相关竞争法;二者皆以增进消费者的经济福利为最终诉求。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反思与重构

食品安全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以法律手段保护食品安全成为必需。《食品安全法》的施行和现实情况,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提出了新要求。反思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重构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更好地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而有效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法学体系中存在中义的"社会法"吗?--"社会法"语词使用之确定化设想

我国学者近十年来在法学体系研究中,所使用的"社会法"语词可以归类为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四种.我国法律体系中也使用了中义社会法的概念.法学体系与法律体系存在着辩证关系.为了在社会法研究中解除困惑、方便使用,建议将这些相关语词统一为"社会保障法"、"社会法"、"社会法域"和"社会中的法".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共同正犯——单一正犯体系的视角

主张我国刑法也是采取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的论者,有的认为我国《刑法》第25条、也有的认为第26条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并以此作为我国刑法采取区分制体系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我国《刑法》第25条、第26条均不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不仅在这两个条文中找不到“共同正犯”或与之含义相同的词语,而且对这两个条文所指涉的犯罪参与人,也没有类似德、日刑法“依正犯处罚”的规定;况且,采取单一正犯体系的我国刑法,并不会有区分制体系的刑法所特有的那种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根本原因在于,区分制体系下须用共同正犯的规定和理念来解决的定罪处罚难题,在我国的单一正犯体系下并不存在。     

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举国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产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使体育行政管理措施完善,建立一种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功能完备、运转协调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是与国际接轨的基础。     

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实施已15个春秋,面对新形势下日趋复杂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以及轰轰烈烈的民事司法改革大潮显然已捉襟见肘。鉴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纳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内,这无疑为完善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对该制度作一全方位的扫描,着重分析其亟需弥补的缺陷与不足,推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产生持续、有效的影响,是极为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