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

文章诠释了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内涵.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警察权源于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多个方面,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对立的表征.提出了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平衡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警察权益保护理论研究

警察权益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既包括警察的执法权益,也包括警察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警察权益的救济途径和制度保障路径的合理配置,是警察权益保障的当然选择,也是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公民司法救济权的入宪问题之研究

司法救济权是宪法上的一项基本人权,其行使与保障首先需要由宪法做出安排。司法救济权与诉权在制度化的发展轨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司法救济权的入宪,绝不意味着是对诉权的简单重复。我国宪法并无关于司法救济权的直接规定,这种状况不仅淡化了宪法在保护公民司法救济权方面的功能,割裂了宪法与部门法之间在权利保护上的联系,也使得司法救济权这样一项基本人权被淹没在非基本权利之中而为人们所忽视甚至否定。基于司法救济权本身所固有的特定的宪法含义,只有将其纳入公民宪法权利的体系范畴之内,才能给予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也才能给各项具体诉讼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提供最高依据和准则。     

执行新民诉法做好民事检察申诉接待工作

检察权旨在保障审判权的公正行使,从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树立司法权威。而司法的权威性对于形成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特别重要,只有当人们相信司法是公正的,才愿意服从司法裁判,法律所倡导的秩序才能形成。要做好新民诉法实施这个新形势下的民事检察申诉接待工作,要在接待中实现两个目标,以期让申诉人真正服判息诉。一是以案释法,让申诉人相信法律。     

农民工权利司法救济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农民工权利的保护仍存在诸多问题,各种歧视、克扣、剥夺农民工应得权益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通过法律路径保护农民工权利已变得刻不容缓,而司法救济又是其中最权威、最有效的一种路径。在司法救济方面一是要建立完善的民事诉讼机制,二是要构建健全的劳动争议处理模式,三是要建立完善的诉费救助制度,四是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机制,以期农民工权利受损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司法权威的缺失与理性树立

司法权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体制的不健全,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法律人职业道德的不规范等问题,导致司法权威缺失严重。对此,积极健全司法体制,培育法治文化,完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是实现司法独立,加强公民法治观念,保证司法廉洁,重新树立司法权威的理性选择。     

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与司法独立有着密切关系.司法权威包括:(1)司法具有至上的地位.在一个法治国家,法院应享有解决一切法律争议的终局权力.其核心理念是由法院来对国家和社会的强制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其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任何公民都有权得到公正和有效的司法救济.(2)司法应该受到绝对的尊重.一方面,国家不仅受法律和权利的约束,而且受公正有效的司法保护的约束;另一方面民众对司法裁判结果的普遍遵从是司法权威性的基本要义.上述司法权威要义的实现,一般是在独立的司法环境中完成的.     

权利救济:含义与方法

权利救济旨在通过某种积极方式的运用使受损权益得到恢复或者补救;救济的获得以侵害的事实、且需以实体权利的存在为前提;权利救济的主要方法为法律救济,主要包括司法救济、仲裁救济和行政司法救济。     

论民间法对法律合法性缺陷的外部救济

法律的合法性缺陷包括了价值缺陷和技术缺陷.无论是哪种缺陷,一旦发生,就需要寻求救济,其救济的基本方式有立法救济和司法救济.其中司法救济是一种针对个案的日常救济.司法救济法律合法性缺陷的资源和方式有两种:一是在法律体系内部寻求救济方案和资源的内部救济;二是在法律体系外部寻求救济方案和资源的外部救济.其中外部救济即民间法的救济.民间法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作为非正式法源且对司法实践中具有规范意义的民间法,必须具备八个基本条件.对法院和法官而言,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作为非正式法源的民间法,是一种权利.民间法作为法律合法性缺陷的外部救济资源,只有经过法律授权和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后,才能和案件事实结合,构造裁判规范,从而完成其对法律合法性缺陷的外部救济.     

民事检察在民事诉讼中的空间及路径探讨

十多年的司法实践已经证明,民事检察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救济当事人的受损权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所面临的困境也已严重制约着其职能的履行。对民事检察的改革与完善应当秉承宪法对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围绕法律监督的主题进行,同时应当处理好检察权与诉权、审判权的关系,在合理的空间范围内加大民事检察力度,拓宽民事检察广度,实现其应有的法律价值和社会效果。     

诉讼与信访分离的司法意义

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大战略是诉讼与信访分离,其重大意义在于使得司法的终局裁判真正确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切实树立;逆向促使司法机关公正裁判,提高司法公信力;人民群众的权利救济能够通过司法实现,并使得人民群众感受个案正义等等.     

创“公正、效率、权威、满意”四型法院的法理基础和实践

"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灵魂和生命,"效率"是司法质量和时效的保证,"权威"是国家意志在司法领域的体现,"满意"是检验司法质量的尺度。人民法院只有公正、高效的处理案件,树立司法权威,以人为本,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消除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浅析被追诉者诉讼权利宪法化

单纯的依靠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权利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保障,这种免受侵害的作用没有产生很好的效果.只有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纳入宪法、树立起宪法权威,为被告人权利宪法化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设计比如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救济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实现,完成我国的司法改革的任务.     

以“公交司机为救人超速闯红灯”事件论法的正义和秩序价值

法的价值在生活中集中体现为自由、公平、正义、秩序.社会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多样性组成了复杂庞大的法律体系.利益主体相互冲突使法律价值冲突成为一种恒常的法律现象.正义与秩序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坚持秩序优先,而不是法的正义优先,只有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才能创造出良法,从而实现法的价值,保障社会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行政诉讼中被告的特点及其答辩权利的法律思考

行政诉讼是适应法治社会需要而由权威、公正的司法机关对不法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予以司法救济,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一种司法程序,是法治国家保护公民免受强大国家机器压迫而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同时又是法治国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

司法改革应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法治秩序构建的最佳切入点。既有的司法体制中存在的地方化与行政化倾向，也一直妨碍着司法独立原则的承认和推行。法官人事改革需要从解决具体问题起步，并通过人事制度改革来推进案结事了、平定纠纷，进而重构我国的社会秩序。对此，其中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和司法公开。加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应着重发挥当事人的代理律师对司法的监督。要在人事制度上推行专业化、精英化路线，为此应该把员额制作为切入点。通过员额制精简法官的规模，让最优秀的专业人才担任法律判断者的工作，决定对公民自由和财产的取舍予夺这样极其重大的事项。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树立法官的权威，从而树立法制的权威。     

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探析

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途径,宪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它的直接法律效力。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可以适用于诉讼。我国虽未真正建立起对公民基本权利这一宪法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但已呈现出了司法救济的雏形。建立和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对宪法实施的有效监督。     

从司法实践角度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与保障

司法公信力是公民对司法机关作出具体司法行为的认同力,是司法建立在公众心中的信服状态。司法公信力对树立司法权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缺少公信力的司法形成不了法律救济的应有权威,同时也难以树立法律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7日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指导思想中强调:"坚持推动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全面提升司法能力、司法效能和司法公信,推动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主义法制环境"。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灵魂,是司法机关工作的目标、价值的追求。文章将从司法公信力基本理论着手,介绍司法公信力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价值体现,分析目前我国司法公信力存在的不足,并从实践角度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我国警察健康权的缺失及其保障措施

我国警察健康权的缺失,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分析警察健康权缺失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保障警察健康权的具体措施:通过多种途径弥补警力的不足,避免警察积劳成疾;增加袭警成本,减少暴力袭警事件的发生;最后提出警察健康权受损后的补救措施,即受侵害警察可以通过司法救济途径向加害人请求赔偿和建立警察因公伤亡保险制度。     

判决的既判力与司法公信力

判决的既判力是指法院所作出的确定性和终局性判决所具有的普遍拘束力.在当下转型社会时期,纠纷解决总是面临“社会纠纷的历史延续性和当下解决纠纷的妥协性”之间的内在困境,这一内在困境无疑在制约着司法的公信力.在现代社会治理当中,判决的既判力是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合法性基础,而对判决既判力的尊重,则是现代社会治理展开的逻辑前提,也是实现善治以及建构现代司法的制度性信任与合法性权威的最终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