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放弃职权

行政放弃职权和行政滥用职权、行政超越职权、行政误用职权等一样都是行政主体的瑕疵行政行为,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治实践给予了后三者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行政放弃职权,这一现象严重制约了我国行政权的有效行使.行政放弃职权存在于诸多范畴中,主要有放弃行政处置权、放弃行政制裁权、放弃行政许可权、放弃行政管理权等.确立行政放弃职权的法律责任必须明确其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责任认定、责任承担.     

论行政主体的职权处分权

行政主体的职权是行政法学中行政主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在学界已形成共识。在分析行政主体的职权时,理论界普遍认为行政主体的职权具有不可处分性,其以行政职权是国家权的组成部分、行政主体没有独立法律人格、行政主体权利义务不可分割等理论作为支撑。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它们不能支撑职权不可处分的论点。原因在于行政主体在职权行使过程中的意志并非从属而是独立的,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并非无人格而是具有法律上的人格,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关系中是完整而非不完整的一方当事人,行政主体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实则处分一定行政职权之权。行政主体的职权处分权一旦能够从理论上得到合乎逻辑的证明,其一旦能够成立就应该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在行政法治中得到反映,应被国家法律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法制度确立下来。     

作为职权转移机制的行政授权

近些年来，由行政机关通过授权实现职权转移的立法趋势逐渐增强，行政机关主导的授权实践也愈加蓬勃。但学界主流观点倾向于将“行政授权”理解为“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要么直接否定行政机关授权，要么将后者视为前者的特殊情形，忽视了行政机关授权意志与授权行为的独立性，未能建构实体法意义上的行政授权概念，在具体操作上也难以为授权与委托的区分提供实质标准。基于我国当前行政实践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应当明确行政授权是一种由行政机关通过自主授权实现职权转移的独立法律机制。从行政职权配置方式的法律结构分析，行政授权既不同于职权设定，也不同于法律授权和行政委托。行政授权的成立需要有权行政机关根据明确的授权法律规范，作出具体的授权行为，授权行为的法律效果在于实现行政权的转移。行政授权的法律关系虽然主要是一种内部的行政法关系，但行政授权所带来的职权转移仍旧会形成一定的外部法效力。基于程序法治原则，行政授权应当遵循特定的公告程序。     

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理论框架

正在起草中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的统一行政应急管理法。本文认为,制定该法的理论框架是行政应急是介于紧急状态和平时行政秩序之间的一种国家应急制度,它区别于紧急状态的法律特征是保持正常宪法秩序和平时管理秩序的暂时中止,运用法定行政应急职权克服和消除突发事件造成的普遍性社会危害。行政应急管理法在内容上涉及三类法律关系的重新构筑行政应急职权与立法、司法、军事等国家职能之间的关系,行政应急职权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行政应急职权与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平时管理向应急管理的转移和恢复是行政应急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过程,是开始和停止使用行政应急措施的基本依据,也是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和防止应急权利滥用的程序保障。     

论行政职权是法定还是约定

依法行政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行政机关做出的行为要有法可依,行政职权法定。随着我国法治的进程,行政法有向私法转变的趋势,契约介入了行政法领域,也因而对政职权法定产生了不同的声音,行政职权约定即行政职权契约展现在人们面前。本文对行政职权法定和行政职权约定即契约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论行政职权

<正>行政职权是指特定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对某一类或某一个行政事务、以特定行为方式进行管理的权力。界限是行政职权的核心课题,但是要界定行政职权界限必须首先分清行政职权的属性和结构。一、行政职权的属性行政职权具有如下法律属性:第一.不可融通性。即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不能象民事主体那样自由放弃、让渡、转移或代理其职权,“不可融通性”是行政职权与民事权利的本质区别。第二,不可推卸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必须克尽职守,自行行使其职权,非依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委托、移转或者迟延,行政职权不得因相对人的协议而变更。第三,不可抵触性。行政机关及公务员不得违反法定的职权界限和目的,否则其行为无效,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院院长职权结构优化论——基于《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衔接的考量

法院组织理论与诉讼原理具有深刻内在联系,从《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相衔接视角考察我国法院院长职权的层级结构,可以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大陆法系普遍认可法院院长具有适度的司法行政权,并以不侵害审判核心事务行使为前提。就我国现实而言,法院院长职权重塑的逻辑前提是审判业务与司法行政事务科学分类。对法院院长职权应划分为审判职权、司法行政职权。在审判职权行使方面遵循与法官同权原则,限制院长程序性决定权,确立院长审案分案的一般规则及动态调整机制;司法行政职权则应保持谦抑,开列院长司法行政职权清单有助于预防权力跨界。     

行政机关败诉的客观原因法律分析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败诉的客观原因是指行政机关因为自身所作行为在客观上存在错误而导致最终败诉的情况。主要包括因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五方面,对以上原因进行法律分析,有助于更好的依法行政。     

试析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

一、司法审查的基础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国家司法活动。①这里所指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的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职权行为,一经作出,它必     

滥用职权罪两种具体行为表现形式专论

滥用职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根据滥用职权罪的定义而确定的本罪外延,属于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的内容.学界对超越职权是滥用职权行为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对其概念也进行了界定,但对超越职权的内容和特征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待深入探讨,如对这一行为是否应该以职务权限为基础,存在"限制论"与"泛论"两种主张;无权限超越职权行为也是争议焦点之一.而职权范围内故意不正确行使职权的行为是滥用职权行为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它专指滥用职权罪中与超越职权行为相对的职权范围内的故意违反规定而行使职权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概念、定义和特征都有待界定.     

中国农村法律权威重建的思考

主要通过农村中出现的一些实际事例,说明中国农村中现存的一些主要问题。然后通过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回溯以及其同现今治理模式的比较,指出现在农村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以士绅阶层组织的宗族势力为载体的伦理道德权威的消逝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直接干预的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国家政治权威的离场造成的农村权威的缺失。我们需要重建权威,但在现代国家的宪政和法治理念下,我们能够建立也必须建立的新的权威只能是法律权威。而这种法律权威的重建,在现在的农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这种权威。     

论审判权与执行权关系的良性构建

进一步深化民事审执关系改革,应充分认识执行权的司法权本质,并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其行政性特点。因此,二者在职能配合与职责分立上,必须在立法上为执行权正名;充分认识审执兼顾,避免机械办案恶果;深化执裁分立。从执行权自身特点出发,应注重纵向上管理方式的改革,横向上构建执行官的单独序列以及推行执行警务化的试点。     

美国总统缔约权的宪法规定与历史变迁

在美国缔结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的权力主要归属于国会。总统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享有部分缔约权，这部分权力属于行政权中的“内含缔约权”（ inherent authority）。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入，美国国会开始将缔结部分经济与贸易协议的权力让渡给总统，这部分权力属于“授权缔约权”（delegated authority）。授权缔约权的范围有多大？总统是如何获得这些权力的？通过授权缔约权缔结的国际协议具有直接适用效力还是间接适用效力？美国宪法对此没有规定。要厘清这些关系，除了仔细研读宪法相关规定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的立法实践以及总统缔约权的变迁历史。     

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基本理论探究——以对权力属性的分析为起点

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的行使也不可避免,但在地方权力行使的同时我们对这种权力的属性却没能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关系很难理清,进而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就具有某种盲目性。在我国,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一样都是在统治权力的权属与权能分离过程中治理权力行使的体现,只是两者的分工不同而已。为了使人民更好地行使统治权力,必须合理地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这种权力配置在静态上要求职权法定;同时,由于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这种权力配置还要求动态的权能配置的法治化和权力行使的正当化。因此,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应然状态就是通过静态的权限划分和动态的权能配置实现权力行使所指向的特定目的,而不至于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     

司法确定力的形成逻辑

司法确定力是与法院的宪法地位密切相关的,宪法对法院的独立地位以及解决纠纷、救济权利和发展法律的功能定位,是司法确定力的权威渊源;司法确定力来自于司法的管辖权威,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受理案件,运用法律知识、司法理性和司法经验,按照司法规律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权威判断,为司法确定力提供了前提;司法确定力源于司法的整合权威,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立法时的民意与法律适用时的民意、普遍正义与个别正义、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有机结合建构了司法的整合权威,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司法确定力依赖于裁判的执行权威,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文化意识和国家强制执行生效判决的权威能量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强的保障。     

SURRENDER OF JUDGMENT AND THE CONSENT THEORY OF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take the first steps toward providing a refurbished consent theory of political authority, one that rests in part on a re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rrender of judgment and the authoritativenes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n the standard view, whatever grounds political authority implies that one ought to surrender one's judgment to that of one'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n the refurbished view, it is the surrender of one's judgment – which can plausibly be considered a form of consent – that make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ractically authoritative.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November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     

调取证据应该成为一项独立的侦查取证措施吗?-调取证据措施正当性批判

我国侦查实践中的调取证据是一项独立的、具备干预性的强制处分措施。调取证据措施之所以具有上述性质，与侦查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误读密切相关。这种误读违背体系解释，有违法明确性原则，不利证据排除。应将现有的调取证据措施整合进扣押措施，使之成为提出命令式的扣押，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平衡查明事实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对扣押措施的运用做出相应的限制。     

我国司法终极性的缺失与确立

现代司法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具有终极性。司法的终极性使得诉讼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手段。但在我国,司法机关的权力受到了严格限制,人民法院尚不能够成为民众保护自身权益的最有效地方。提高司法机关的宪政地位以及扩大司法机关的权力对当今的司法改革是必要且必须的。     

论司法裁判的合法性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是司法裁判权运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为司法裁判活动提供了正当性理由。现代法治理论中有关司法裁判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存在不足之处。对人们司法裁判合法性信仰的最大威胁来自司法专横和腐败。     

法权意义上的生态人格

法权意义上的生态人格是指环境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所归属的主体所具有的维护环境权益的尊严、价值取向和品格。这种人格的取向体现了对环境法的价值认同与对环境权的尊重;这种人格的确立不仅是我国环境保护法治社会形成的基础,更是实现公民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这种人格的培育必须通过实行政府生态责任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环境立法,制定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推动绿色司法,加强环境法律教育,培养生态保护法律意识等路径来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