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语境下行政诉讼调解研究

在我国司法能动和大调解背景下,行政诉讼调解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学理论的考察、司法实践、国外经验证明,实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具有可行性,但行政调解制度的建立需要相应的制度配套,解决制度间的矛盾和冲突。     

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之研究

通过对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文本变迁的追溯和实践运作的考察,可以发现原本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司法建议制度已经上升为行政审判的中心制度。而促使司法建议地位提高的原因在于能动司法观念之兴起,司法建议能够满足行政纠纷解决之需要和回应行政审判尴尬之处境。立足于功能主义的立场,可以发现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裁判引导型、裁判补充型、纠纷预防型和裁判执行型等四类司法建议。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运作成效并不完全以行政机关的回复率为衡量标准,司法建议能否有效说服行政机关才是问题之关键。为了确保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运作从随意走向规范,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分类机制、激励机制和公开机制。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与重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缺陷主要表现为范围上的狭窄和司法审查权受到制约。重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应确立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选择正确的立法模式,拓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行政诉讼范围的反思与重构

应当抓住我国加入WTO的有利时机 ,借鉴世界上主要国家规定行政诉讼范围的通常做法 ,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行政诉讼范围的规定 ,废除司法审查法定原则 ,实行可以审查的假定原则 ,重构我国的行政诉讼范围 ,建立一种人民法院对政府的所有行政行为都可以进行审查的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     

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析

长期以来,内部行政行为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真空地带,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对广大公务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行政机关职能的有效发挥.本文从能动司法理念出发,结合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年来的现实情况,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内部状况进行了深入探析,同时从理论依据、现实需要等多方面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作了分析,以期完善行政诉讼制度.     

公私合作协议探析

公私合作协议作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体现,面临着法律属性不确定和诉讼救济模式不统一的问题.因此,在公私合作协议纠纷产生时应选择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模式;在司法审查对象上应以"关系"审查为主,以"行为"审查为辅;鉴于私权利主体一方不履行协议时行政机关只能运用行政权,无果时还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仅有违契约之精神,...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制度的探讨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因主要在于行政职权的不可处分性。而事实上,行政职权是可以有限处分的.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认可了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有其优势所在也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笔者在进行了一系列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构想.     

论我国专利行政诉讼的优化——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专利行政诉讼是对专利行政的司法监督、为相对人提供保护的一种诉讼方式。我国专利行政诉讼制度起步较晚,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不足。以法经济学为视角,对专利抽象行政行为的可审查性、"循环诉讼"和审判程序进行分析,为我国专利行政诉讼制度的优化提出建议。     

司法裁量权与我国司法审查监督的范围

司法裁量权与我国司法审查监督的范围朱维究陈少琼当今世界法治国家都有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监督的制度，西方各国或采取三权分立制下的司法审查制度或实行行政诉讼制度。我国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由成文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制度。与西方各国比较，有些人认为我国司法...     

谈权力因素对行政诉讼之制约及其对策

一、行政诉讼制度运行中的权力制约因素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给行政相对人在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侵犯的条件下提供了一条司法救济的途径,同时也开辟了司法审查权制约行政权的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诉讼是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一方平衡的调节器.但是,外部诸多权力因素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之正常运行阻碍颇大,后果颇为严重.     

“双服务”理念:行政观念与制度

在兼顾公私益的“双服务”理念下 ,既有行政观念及其制度暴露出诸多欠缺。为适应既要服务于公益又要服务于私益的现实需要 ,现代行政观念应当是服务观念、公私益兼顾观念和行政能动性观念的整合 ;在制度建构上 ,行政目标立体化、行政手段科技化、权力行使分散化、行政活动民主化和行政方式多样化应当成为制度的转型趋向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与可附带司法审查性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完全是一回事。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专门审查和附带审查两种方式,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于前者,然而,在我国现行法院体制下,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具有可诉性,不宜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在实践中事实上具有可附带司法审查性,我们可以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完善现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附带司法审查制度,这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     

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现代行政国家行政任务不断增加,行政机关为完成行政任务,不得不同私人部门合作,公私合作兴起。公私合作行为是弥补公私合作背景下传统行政行为形式的不足而孕育产生一种新型的行政行为,主要体现为行政契约和私法上的契约。通过“治安承包”这种典型的公私合作行为形式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期达到考察公私合作行为的法律形式。     

以新的视野构建中国行政法学体系——《中国司法审查制度》评介

<正>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开始走出了单纯研究行政管理方法的狭隘视野,开始从行政法律关系、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行政权力渊源、行政程序、行政原则、行政责任、行政法调整对象、行政权的本质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我国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和三年行政诉讼的实践,有力地推进了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虽然行政诉讼在实践领域面临着困境,但全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却呈现着一种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罗豪才教授主编的《中国司法审查制度》一书,对我国行政法学体系进行了全新而大胆的构思,读来使人耳目一新。     

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司法政治学的视角

新《行政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运作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的过程。从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文本出发,不难发现社会稳定压力与地方法制竞争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运作,也主要依赖于数字考核的指标控制而非行政法治的自我拘束。从中国行政诉讼模式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根源自相同的法理,均旨在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而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     

浅议调解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建构

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之一。然而,能否在行政诉讼中引入有限调解制度却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将对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进行可行性分析,探讨行政调解制度的必要性,提出在现行制度下构建一套适用于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的设想,从而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实现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     

论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举证时限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制度之一,其能够确立和完善主要是源于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原则和诉讼效率价值的要求。我国立法虽较早确立了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但是发展至今,存在重大的缺陷,需待重构。重构时应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指导目的,确立单一的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对我国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司法控制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我国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司法控制制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建议从三方面改革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以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控制:(1)受案范围由列举主义走向概括主义;(2)放宽起诉资格限制;(3)实现司法控制标准具体化。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之研究

首先,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价值基础和确立原则,然后,分析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现状与确立模式上的缺陷,指出受案范围过窄已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最突出的问题,应当使用概括式加上否定列举式重构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次,主张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取消行政终局行为。最后,还应当从法律所保护的行政相对人利益角度、当事人角度和司法审查的内容等角度扩大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     

比较法视野下的司法能动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服务保增长、保民生和保稳定是我国开展司法能动运动的背景和原因。为大局司法、为人民司法是司法能动运动的思想基础。司法调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及以送法下乡、送法上门为主要形式的诉前干预性司法等是司法能动的主要举措。我国的司法能动本质上是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传统司法,与西方司法审查语境中的司法能动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司法只能有限地参与政治,过于超越其权限范围的司法必将被立法和行政反超越,从而动摇法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