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权法保护的利益

作为权利救济之法,侵权法所保护的权利与利益是有边界的。从政策的角度考量,侵权法在界定该边界时,既要实现对受害人权益保护与民事主体行为自由的平衡,又要协调好侵权法与其他社会补偿制度之间以及受害人权益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伦理道德观念变迁之间的矛盾;从立法技术的层面看,应借助"一般条款 类型化"的技术手段来确定受侵权法保护的利益的具体范围。在"权利泛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侵权法不是万能的,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侵权法的基本范畴

权利救济和行为自由是侵权法的基本范畴,贯穿在侵权法思考的始终。侵权法中重要问题的讨论,也都围绕这一基本范畴而展开。自由止于权利。权利救济和行为自由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此消彼长的关系,权利救济范围的扩张,意味着行为自由范围的收缩。反之,行为自由的扩张,权利可获得救济的范围也便收缩。在制定侵权法规范时,在进行侵权案件的裁判时,在考虑对受害人救济的同时,需要考虑权利和自由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并非权利越多越好。对权利的救济,也并非越多越好。     

民法上的权利技术与侵权构成关联之研究

权利和侵权行为制度是私法上的两种工具。在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基本原则建构的民法体系中,权利制度和侵权行为制度均肩负着维护自由意志和社会秩序的功能,立法者需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使其相辅相成。权利是私法的核心概念,权利宣示着个人自由的范围,对权利的侵犯产生了与基础权对应的救济权;侵权行为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侵权行为是一种禁忌性规则,对其违反则产生民事责任。本文试从民事权利的类型和侵权行为制度涵射范围、绝对权利的侵权法调整和侵权构成的相互影响两个角度,分析民法的权利技术与侵权构成之间的关联关系。     

债权的侵权法保护及其法理构成

侵权法中的权利并不以社会典型公开性为必要,权利属性的界定取决于归属效能与排他功能。以此为判断标准,债权基于其不同的面向,在侵权法中具有双重属性:债权的归属具有权利的属性,其利益内容主要表现为处分及受领;债权的实现利益不属于债权的归属效能,也不具有排他功能,具有利益的属性。后者进一步体现为实现给付利益相关之债务人意志、责任财产、给付客体及债务人人身。无论是作为权利还是利益的债权,不当得利制度、契约制度等法律部门固然能够对第三人侵害债权提供部分救济,但是从法理上及交易需求角度看均不排斥侵权法的救济;而且基于侵权法的救济与制裁功能,债权的侵权法保护有其必要性。从债权的侵权法保护的构成要件角度看,侵害债权归属即可征引违法性,其主观过错并不限于故意;对于债权给付利益的侵害,因债权并不拘束第三人,因此其违法性应以行为不法为判断基准,经由制定法对行为之特别禁令或违反公序良俗完成违法性之判断,而主观要件原则上仍然需要存在致损之故意。     

侵权法对权利和利益区别保护论

自由不包含故意侵害他人的内涵,故意侵权法只须关注受害人权益的救济即可。因此,从立法政策看,故意侵权法应当为人的一切权利和利益提供最充分的保护。由于权利和利益本身存在诸多差异,加上过失侵权法必须平衡加害人行为自由和受害人权利保护,也为了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过失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原则上应当限于绝对权。从立法技术而言,应当以加害人典型的主观状态为根据,将过错侵权一般条款细化为故意侵权一般条款和过失侵权一般条款,故意侵权条款采法国的概括规定模式较好;过失侵权条款采德国的列举模式为宜。     

关于侵权责任的几个问题

侵权行为应为除违约行为外侵害他人权利或法益的不法行为;侵权责任是因侵权行为发生的民事责任,不应仅限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物权请求权为物权的内在效力,物权人行使物权请求权时相对人负担的义务实质也是侵权的责任,不同于原来的义务;物权法上应规定物权请求权,同时侵权法上也应规定物权请求权相对人的侵权责任。从现行法上诉讼时效的概念上说,物权请求权为救济性权利,是权利人请求保护其权利的权利,应适用诉讼时效,但物权请求权等绝对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对此在侵权行为法或诉讼时效制度中应做出明确规定。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守成与创新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是《侵权责任法》经过"大修小改"而纳入法典之中的。本编积极回应社会问题并提供制度供给,吸收既有立法和司法经验并保持法的稳定性,结合时代发展进而更好地平衡自由保障与权益保护。本编的守成之处体现在体例结构、归责原则体系和特殊侵权类型等方面。同时,本编结合社会发展,推动了制度创新,包括:突出侵权责任法的事后救济法属性、保障社会公众的行为自由、适当强化侵权责任法的预防功能等方面,但这些新制度要结合司法实践进行妥当的解释。     

“法益”概念再辨析——德国侵权法的视角

德国民法典立法时,侵权法上的"法益"指且仅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从而与"所有权、其他权利"这些主观绝对权利相区分。区分的功能在于使"其他权利"这一开放式概念的扩张功能不及于"法益",从而实现限制保护人格利益的立法目的。但随着社会、法制及观念的发展变迁,这一区分已经不适宜。现在侵权法上的"法益"概念已经与"侵权法保护的权利"合一。德国侵权法上的"法益",从来不是指权利之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我国侵权法中,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意义上设立一个"法益"概念。     

论侵权法的基本定位

侵权法是矫正正义的体现,权利立法是分配正义的体现。侵权法以权利立法所确立的利益格局为出发点,在既有权益被侵害时,发挥矫正功能。侵权法以整个法秩序为背景,旨在保障现有价值体系的实现。侵权法与合同法所面向的生活关系不同,现代法上二者在价值层面逐渐交融,但这并不影响侵权、合同二分法的存续,合同所确立的权益也在侵权法保护范围之内。     

论利益平衡视野下的个人信息权制度——在人格利益与信息自由之间

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格尊严,而信息自由则是促进社会公正透明的重要保障。人格保护与信息自由背后的价值冲突导致了二者在实证中的对峙,也使制度设计者在利益取向上陷入困境。为平衡两种利益,立法者应采取大陆法系界定权利要素的方式,科学厘定个人信息权的内涵和边界;而裁判者面对立法的僵化,需要在个案中依据一般条款对个人信息权和信息自由之冲突进行利益判断与衡量,从而实现二者的平衡。     

票据法中的平衡

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法律追求平衡，票据法也不例外。在票据权利人和票据债务人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即在强调保护票据义务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不致因此而影响票据的流通安全，影响票据债权人的权利；在维护票据权利人利益，维护票据流通安全而规定其特别的付款请求权、追索权等制度时又不致过分增加票据债务人的负担。这个平衡的支点就是抗辩制度。因为票据法中的票据权利赋予了票据债权人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的双重保护，而建立抗辩制度的…     

浅析侵犯技术秘密案件的几个相关问题

一、时效制度在技术秘密案件中的适用问题诉讼时效是指权利 ,即丧失诉讼程序保护其权利的可能性的民事法律制度。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用专章作出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诉讼时效没有作出特殊规定 ,因此 ,对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的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时效制度本身就比较复杂 ,在技术秘密侵权诉讼 ,特别是在连续侵害技术秘密诉讼中如何适用时效制度 ,则更为特殊。所谓连续侵权 ,是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间断地实施若干个由侵权行为开始 ,实施、终了而形成的侵权过程 ,如果从中抽出任何一个侵权过程 ,都可以单…     

原物返还请求权:物上请求权抑或侵权责任方式

在现行法上,既在物上请求权规则处规定了返还原物请求权,也在侵权责任法中将其规定为侵权责任。在这种双轨机制下,司法实践往往将返还原物请求权作为侵权责任予以适用,但从制度内容与功能上看,物上请求权以其抽象的构成要件,全面地保护绝对、自由的所有权或物权,反之,作为侵权责任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并不能完全救济所有权与占有分离的情况,在法律效果上,也有失平衡。所以,应当取消侵权法上原物返还请求权的规则,仅保留物权法上的物上请求权。     

纯粹经济损失问题探微

纯粹经济损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限制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其理论基础在于对行为自由和社会安全间的恰当平衡，同时也考虑到避免诉讼闸门的打开，以及对不同类型的权利进行不同的保护。司法实务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利益衡量。     

电子数据财产利益的侵权法保护 ——以侵害数据完整性为视角

电子数据中的财产利益在侵权法上该选择怎样的保护路径,尚缺乏系统研究。以侵害数据完整性为视角,德、中两国在司法实践中均将对数据存储载体所有权的保护延伸至其中存储的电子数据,但这一方法却不能适用于网络存储形态的数据。对此,两国学界都有不少观点主张应确立一项新型的数据权利,但从侵害数据完整性的实质来看,电子数据财产利益并不适合绝对权的保护模式。侵权法对利益的保护除了权利模式之外还有行为规制模式。行为规制模式中的“违反保护性规范的侵权责任”对于数据财产利益的保护更具有优势。在明确保护范围的前提下,通过在民法之外筛选相关的保护性规范并将其纳入到侵权法的保护范围,是目前最为稳妥与有效的保护路径。     

从“山寨现象”看禁止盗用原则及其应用

山寨现象的本质是自由模仿行为在权利垄断下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模仿行为不侵犯知识产权,则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禁止盗用原则是判断其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作为自由竞争的例外规则,禁止盗用原则聚焦于竞争关系中的竞争者行为,而非盗用对象是否受知识产权法保护,以维护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禁止盗用原则通过其兜底功能来矫正技术发展等因素导致的传统知识产权法对激励创新保护不足的现象,以协调自由竞争、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等。正当的自由竞争划定了禁止盗用原则的边界,而禁止盗用原则也体现了自由模仿的法律限度。我国的相关司法实践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规定创立了禁止盗用原则。     

侵权法中权利与利益的区分方法

我国理论和实务界虽有不少在侵权法中建立权益区分保护体系的建议,但缺少对如何区分侵权法上的权利和利益的深入研究。德国民法学对侵权法上的权益区分提出了“归属效能”、“排除效能”和“社会典型公开性”三个教义学标准。归属效能的核心在于将确定的利益内容归属于特定主体;排除效能的核心在于主体得排除他人的一切非法干涉;社会典型公开性的核心在于使社会一般主体有识别利益客体的可能性,从而兼顾潜在加害人的行为自由。同时符合这三个标准的,为侵权法上的权利;反之即为利益。在受害人权益保护成为侵权法优先价值的背景下,以上法教义学标准遇到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障碍,应从法政策视角弥补法教义学解释力之不足。     

知识产权法的价值构造: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研究

利益平衡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原则。知识产权法具有保护知识产权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双重目的,利益平衡成为知识产权法价值构造的内核。知识产权法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利益平衡机制。通过剖析知识产权法中所涉及的各种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制度设计,可以建构一个以利益平衡原则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产权法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利益平衡也可以作为认知知识产权法的理论模式与方法论原则。     

论人格权法定、一般人格权与侵权责任构成

人格权设定上的意定主义模式与法定主义模式各有利弊,惟为兼顾个人的行为自由计,且实行法定主义仅仅斥拒当事人基于己意创设人格权,并不限制法官进行创造性司法,从而无害于人格权法的开放性,因此人格权法定主义模式更为可欲。在人格权法定主义下,即使为避免人格权法的封闭性,也不必采取一般人格权的制度设计,设立人格权一般规定或者采用保护其他人格法益的概念表述,足堪保持人格权法开放性的大任。在侵权法对侵权责任的构成采取非限定性模式的法制下,实行人格权法定主义,甚至在人格权法上不设立人格权一般规定,或者在列举了诸项具体人格权后,不设置保护其他人格利益的概括性规定,也不能阻止民事法官依据侵权责任的概括条款将社会生活中应受保护的与人格有关的利益吁求确认为人格权并加以保护。人格权意定主义与人格权的自然权利性相契合,惟此种定性存在不足;由人格权法定主义肇致的人格权法定权利的属性并不会降低人格权的尊崇性与神圣性。     

论声音权的独立及其民法保护

声音权是一个独立的具体人格权,这有其独立的事实基础和逻辑基础,也是很多国家立法的新选择。从权利的构成来看,声音权也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具体人格权。声音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民法保护上与其他人格权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保护时间及侵权法保护上的不同。由于声音权在维护自然人的声音利益、自由与尊严方面的意义,民法应加以确认并予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