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世的和新出土的陕西金文及先秦文献看西周的民事诉讼制度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法发展的完善时期,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奴隶制民事诉讼法律。陕西出土的传世的及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明确而真实地反映了西周民事诉讼制度,再佐以先秦文献总结出西周民事诉讼制度的概貌。西周的调解制度、巡回审判制度以及宗法制的影响,使西周民事诉讼制度对中国司法制度有独特的影响。     

浅析古代赋税法律制度

赋税是统治者为维护国家机器运转而强制征收的一种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赋税制度是随着政治和经济制度或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就必把这种制度形成法的形式即赋税法律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的赋税法律制度变革,它们的变革对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赋税制度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概述和分析了中国古代的赋税变革,并揭示了其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税改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论宗族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宗族制度是中国古代以家长制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殊社会体制.梁启超先生曾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①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数千年的宗族制度,本身寄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之中、依托于农耕生产方式而存在,同时又构成了传统社会正统价值体系、政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几方面要素,包括儒家学说、伦理观念等思想因素,以及外在的专制体制、社会等级制度,无不与宗族观念、宗族制度密切相关.     

中国民事诉讼制度:透视、评析与改革

当代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属于一种强职权主义模式,各种诉讼程序的启动与终结具有强职权主义色彩,法官主宰整个庭审过程,当事人则处于被动的配角地位。这种模式是基于当时的经济因素、社会政治因素而产生的,弊端表现在损害了诉讼的民主性,降低诉讼效率,导致法官专断。 作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应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基本思维,减少国家干预,强调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赋于其充分的诉讼权。     

中国古代家长权与古罗马家父权之比较研究

家父权作为奴隶制时代社会的特殊文化制度,在中西方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制度的产生和演变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那么,罗马法中的家父权与中国古代的家长制度可以作为中西方家父权文化的代表。通过对于二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罗马法上的家父权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格局的变化,逐步减弱直至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中国古代的家长制度则随着君主集中制度的加强逐步凸显,随着封建体系的彻底灭亡才发生变化。本文在分析两种制度中有关家父权的具体规定以及两种制度中家父权的变迁时,着重于分析二者产生不同历史结局的原因,以及对中西方文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     

民事诉讼调解本质论

民事诉讼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制度,在当代契合了中国新的经济、政治、文化语境。但对该制度的本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并缺乏理论和系统的研究,影响了该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本文赞同民事诉讼调解的本质是以意思自治为灵魂,以处分权为基石,以审判权为保障的当事人追求利益最优化从而达成解决纠纷协议并由法院审查和确认的诉讼活动。本文透过民事诉讼调解的表象系统阐述该制度的本质,以期为该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理论方向。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变迁和成文法律形成的社会基础

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相比，中国成文法律的出现至少晚了1500 年，这是比较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形态的不同，而要搞清中国成文法形成的原因，关键在于真正理解西周到战国时期社会变化的性质。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国家”中，社会的基本组织是以“户”为单位的“核心家庭”；而成文法律即以这样的自由民为对象，是“城市国家”建立和维持其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基于青铜器铭文的最新研究表明西周是一个“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其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则是拥有大量人口和土地，并对其成员承担着法律责任的“宗族”。因此，西周时期并没有形成成文法律的需要或条件。但是，公元前771 年西周灭亡，中国古代社会在列国战争中从“邑制国家”逐渐向“领土国家”转变。特别是作为“领土国家”一级行政组织的“县”的出现，为“核心家庭”的发展提供了机体，也使国家第一次与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发生了直接关系。对“县”里的自由农民以及城市中出现的大量平民管理之需要，促使成文法在中国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应运而生。换言之，在美索不达米亚成文法律是古代“城市国家”的必需，而在中国它是古代“邑制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过程的产物。     

中国行政法学的外国法渊源

虽然中国古代曾有发达的行政体系和成熟的文官制度,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最初却是现代化大潮中的舶来品.在当代行政法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自身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无疑为行政法学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土壤,并塑造了中国行政法学的基本品格.     

清末修律中的民事诉讼制度变革

每一位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者都明白清末修律对中国法律制度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既反映在刑法、民法等实体法制度上，也反映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类的程序法制度上。前者历来是学者关注的重心，而关于后者，相关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却少之又少。就民事诉讼而言，是清末修律过程中诞生了中国的第一部单行民事诉讼法典；是清末修律奠定了其后几十年里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基调；是清末修律将西方民事诉讼法的基...     

论唐代帝王对传统礼制的破坏——读《资治通鉴·唐纪》有感

中国古代礼制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传统礼制的发展轨迹，亦为从西周建立．战国的瓦解，又到汉被重新扶正，隋唐时期的成熟，再到明清时期的腐朽没落。在这其中，唐代礼制上承周、汉，下启宋、明，是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演变的产物。但是，笔者在阅读《资治通鉴》过程中发现，唐代的多住帝王在某些事件的做法上是违背传统礼制的，甚至是对礼制的破坏。     

论西周监狱管理制度及其启示

在西周监狱管理中 ,形成了囚系制、圜土制和嘉石制等三大制度 ,展现了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狱制的标本。西周监管制度的建立 ,是奴隶制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是西周统治者实施“明德慎罚”狱政思想的结果 ,是西周社会文明及进步的重要表现 ,同时也体现了西周奴隶制狱制的先进性。     

我国律师现状及其发展之思考

目前，要求中国律师业快速发展的呼声很高，但客观理性地讲中国律师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较快，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迟缓，有些甚至不能维持生存。律师的发展，固然受经济制约，但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律师制度在政治体制的框架中是作为民主与法制的一种象征，而非社会民主法制的一种平衡和制约力量，律师制度不能保障律师充分发挥作用，律师政治地位低，致使律师的作用十分有限，也不可能为整个社会所重视和认可。当前，世界上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社会平民化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各国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不可能不…     

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对商品经济的制约

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对商品经济的制约盛建国中国古代的户籍管理制度历来是最为严密的，其户籍管理法规的完备与严格，堪称又一世界之最，是维护中国古代专制体制的一个重要支柱。一、户籍管理法规的历史演变中国古代有关户籍管理方面的法规起源很早，西周的根本大法《周...     

论非典事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

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非典事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认为非典疫情虽然直接危及的是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挑战的对象则是我国政治体系的公共管理职能、权力运行方式、社会动员和整合资源的能力等.正是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中国政治获得了相应的进步.因此,如果说非典事件对我国经济影响在结果上主要是负面的话,那么其对政治的影响在结果上则主要是正面的.其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疫情危机直接调动了政治体系潜在的一系列制度资源如政务信息公开、责任刚性、公共管理规范化等;这些制度资源在社会常态条件下是难以显现的;二是已调动的政治资源向社会常态管理领域的拓展;三是造成疫情蔓延的政治因素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警示作用.     

我国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的现状浅析

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权利保障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它关系到了当事人的权利行使、社会公平。其最大价值是保障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不因诉讼费用的限制丧失进入法院的机会。本文在分析我国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的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它的具体缺陷进行剖析。     

论法律伦理化与古代调解制度的关系

中国古代法律伦理化的进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中国后来从法律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发展。在各种制度的设计上,我们也都能明显地感受到法律伦理化的痕迹,包括调解制度,也因为法律指导思想的改变,而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论西周时期的监狱行刑制度

西周是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周统治者提出的“明德慎罚”立法思想的指导下，西周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监狱行刑制度，其中的劳役制度和感化教育制度，体现了西周时期的法制文明和进步，是中国监狱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研究这一时期的监狱行刑制度，对于后世监狱制度的发展和近现代监狱学科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监察法的历史价值——中华法系的一个视角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古代政治权力乃至最高权力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消极的防范作用。而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监察法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对于当前的监察法制建设很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古代的监察法由于缺乏与民主制度上的关联,所以无法培育出西方近代社会用法律约束权力的法治观念。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上、下册)

本书是一部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论著。与以往的反贪史和廉政制度史的相关论著不同,也与以往把腐败简单地归纳为剥削阶级的属性不同,本书将腐败与反腐败作为古代国家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伴随的一种政治现象,探讨其产生的根源、政府的对策,以及历代思想家对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思考。全书各篇分别从时代特点、腐败表现形式、监察与法律制度、反腐败思想等几个方面对每个朝代的相关问题作     

论民国初期律师制度的建立及特点

<正> 律师制度是一项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法律现象的律师制度是在一国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早的律师制度产生于西方古罗马奴隶制时期,近代意义的律师制度发展完善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产物。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经过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发展过程,以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点鲜明著称于世。然而,我国古代并没有产生律师制度,这是由于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手工业、商业不发达,在政治上又是专制的集权统治,不存在产生职业律师的各种条件。律师制度传入中国,是自19世纪中后期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伴随着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在西方已有悠久历史的法律现象才出现在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