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奥斯丁法哲学再探

约翰·奥斯丁是现代西方法理学中的重要人物,分析法学的创始人,以提出"法律命令说"而著名,他的法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来自于两大阵营:一是形形色色的自然法学家;另一是一些后起的法律实证主义者。这些批判影响巨大,以致遮蔽了奥斯丁法哲学的本来面目。其实,"法律命令说"并非奥斯丁法哲学的核心与标志,纵使人们批驳倒了"法律命令说",对奥斯丁的法哲学整体来说损害也并不大。奥斯丁的代表性思想是:倡导对法律进行分析性研究,主张建构起一般法理学与法律教义学,最终使法学成为一门科学。在众多的批判之下,奥斯丁的上述代表性思想不仅没有失去生命力,反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致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奥斯丁仍然是一个人们无法绕过的思想家。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新发展的主体向度

迄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中国已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清末民初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法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吸纳，其中含有对法哲学问题的初步思考，如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的《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中就采用了日语的“法理学”名称，并于1904年在《新民丛报》第四卷第5—6期发表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主张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法文”的解释，而且包括法文以外的法理研究，     

法理学三十年之法的价值问题研究述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已走过三十年的成长历程,法的价值问题是中国法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对三十年来法理学界关于法的价值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述评,一方面使我们对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有一个总括性的了解,看到中国法理学人的学术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对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展示,使我们认识到法的价值问题探讨的多维性、复杂性。促使我们将该项研究推向深入。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

在新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法理学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断裂”。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 ,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 ,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 ,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但当代的法理学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未来的中国法理学应当培育世界知名的法理 (哲 )学家 ,应当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而又能够与世界法理 (哲 )学界展开对话的独创理论与学说体系 ,应当能够反映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总体精神及其成就     

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

法理学不应被降格为琐碎的技术,而应坚守精神的高度,应为一种德性的法律生活提供精神的牵引与人文的支撑。法理学界在围绕法律全球化、法律理想图景、法制现代化、法治与和谐、法治与社会公平、人权保障、司法改革、法学方法论等问题展开的研究中,中国意识、问题意识、实践意识的日渐凸现,加速了法理学研究的分化与聚合、进深与提升。取道中国,立足当下,发乎问题,关注实践,将是未来中国法理学成长的支点。     

李步云与当代中国法哲学

李步云既是当代中国颇有成就的法理学家和宪法学家 ,又是“新时期”最早“自觉”到“法哲学”的法学家。他是从当代中国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局限性”意识出发 ,而提出其法哲学主张的 ,其法哲学体系是围绕法的唯物论与认识论、法的辩证法与发展观而构筑并加以逻辑展开的 ,是对法理学问题的既深入又超出。为中国法理学研究提供基础、方向和标准 ,是李步云法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     

法哲学与法理学词源发展与关系浅析

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自其共存之始便诸多争议.尤其是在我国,二者常常被混用.要想理清法哲学与法理学之间的关系,必须追溯到二者的产生之时,回望其发展演进的历程,在动态的法学思想史中寻找“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初衷.所谓的“法哲学”实际上是由大陆法系国家所创造的概念,是指对法的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考,是关于法的哲学;而“法理学”则是由英美法系所创,是一个处在发展演进中的概念.我们需要深入各自的语境中去理解二者的概念,理清二者的关系,在引入西方法学理论时做到清楚的鉴别和准确的理解.     

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理学的"理想图景"

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概括为“现代化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现代化范式不能简单地否定,它是中国现代化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30年法理学的发展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即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矛盾、研究法律与尊重法律的矛盾。进入21世纪,中国法理学研究应当实现从过去简单地将西方作为中国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榜样、楷模或标准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向关注中国问题、用中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的转变,确立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中国意识。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

作为中国近代法学开山祖之一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形成贡献巨大。他是近代最早全面探讨法的概念与本质、法律与法理的关系、法治主义与法治精神、立法、立法权与国情、自治与法治等一系列法理学基础问题的人。但是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使命的影响 ,梁氏的法理学著述注重译述西说而不重创造、注重启蒙救亡宣传而不重学理探索、论题宽泛浅尝辄止等 ,这些特征也正代表了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     

论哲学化的法理学

法理学名称经历了从部门哲学、法哲学、法律哲学、法理学到哲学的法理学的演变过程;法理学学术问题有描述性问题、规范性问题和哲学问题三种基本类型;研究法的哲学问题的法理学实际上就是法的世界观的学问,具有人的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特征;在当今时代研究法理学哲学问题的最好途径和最好方法是对历史中的法理学进行理解和解释。     

“科学主义”对大陆法系影响的考察与反思

中国当下法学界对法律知识属性及法学学科定位的探讨,正推动着新时期中国法律与法学的智识转型。而在此进程中,也开放和引发出了对＂科学主义＂问题的反思。由于＂科学主义＂渊源于大陆法系的知识脉络与谱系,再加上近代中国法治建设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因而,对于＂科学主义＂在欧陆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大陆法系的影响进行考察和反思,便具有了深刻的意义。＂科学主义＂在近代欧陆国家的产生缘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兴盛和欧陆各国公共领域的缺乏,而＂科学主义＂一经形成便对近代大陆法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引发了诸多问题。实践表明,只有文化论法律观的引入和确立,才能从根本上超越和克服＂科学主义＂对法律及法学发展的不良影响。     

论中国民法的法学实证主义道路

我国民法当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可归结为道路选择的问题。要避免法学因法典编纂后如影随形的法律实证主义潮流堕落为"法之蛀虫",继续保持蓬勃的发展势头,为世界民法担当原创使命,并沿一带一路催生新共同法。这是一条法学实证主义的道路。但在法史上,法学实证主义只是法律实证主义等术语的陪衬,近代以来后法典时代的民法发展为此要走很长弯路,才有意无意间重还先贤的定见。应从法史、法哲学、方法论三大维度,认清法学实证主义的根本追求是打开法律实证主义及法典带来的枷锁,确保现行法能自由地进化,确保个案正义,同时却又不断提升现行法的稳定力。这一道路选择将回应再次超越国界、取法乎上、打造新共同法的时代吁求,使中国民法的发展道路深深嵌入世界民法的发展背景之中。而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有望从中得到妥当的解决。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对西方法学"语言学转向"的解读

法律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下半叶,伴随哲学研究的发展,西方法学研究也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先后出现了语义分析法学、新修辞学法学、法律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法学等学术派别,这些派别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并给现代法学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体现了当今学界的潮流,值得我国法学研究借鉴和吸收.     

论功能主义思想之于西方法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作为法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结合的产物,西方法社会学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深受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与方法论思想的影响,功能主义思想就是对西方法社会学影响较深的一例,它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了西方法社会学的发展:第一,功能主义思想的引入改变了传统法学研究中注重分析法律结构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的思维惯习,提供了从法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考察法律的"外部"视角;第二,功能主义思想提供了从法律与社会整体的联系来考察法律问题的系统的视角;第三,功能主义思想中对"功能"内涵更为全面的阐释丰富了法社会学中的法律功能研究。     

逻辑与经验：现代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分析与借鉴——以哈特新分析法学方法为视角

逻辑和经验是实证主义的两大研究方法.在法学研究史上,因对这两种方法取舍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法学流派.在当代法学研究中,逻辑和经验方法的相互结合的倾向日趋显著.以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便是逻辑和经验实证主义方法结合的典型例证.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转变的实质,与其说是向自然法的靠近,毋宁说是实现了逻辑与经验方法的结合.它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与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转型时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论纲

社会转型必然要求法律转型 ,相应地必然逐步促使法学理论的更新。作者强调 ,政治文明就百一种知识政治和法治政治 ,知识经济必然要求知识政治 ,适应新经济的新法制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在可持续发展、法律全球化、农村法治建设等问题上 ,法理学要主动适应、有所作为。尤其是 ,法理学要把西部开发法治和民族法研究作为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 ;在不久的将来 ,“应用法理学”将应运而生。本文提出了中国法理学正面临的九大课题。     

法治在民间的困惑——对羌族习惯法的考察

现代法治建设应是立足于本土化之上的国际化 ,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 ,更要注重保留民族传统中的文化之根 ,吸收其中的合理成份 ,进行创造性转化。刻意于对别人的模仿而缺少对现实国情的反思 ,是不可取的。     

法律起源的进化生物学解释

法律起源研究是观察和探讨一切现代法律现象的前提,是法理学的基础问题之一。不同法学流派以及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等学科都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至今无法取得基本共识。如果仍然局限于传统研究范式,其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性已经不大。生物进化既包括有机体进化,也包括文化进化,二者均为进化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文化现象至少1400万年前就已在生物界中出现并进化至今,因此法律必定脱胎于文化进化史的某个阶段,这就为在法律起源问题研究中引入进化生物学范式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