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例在处理隐形法律规范冲突中的功能初探

隐性法律冲突的处理更易适合通过个案式的方法。因为同位阶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以及法律规范或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在需要确定其各自优先关系的个案中被廓清,这种关系也只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案件。判例作为法律事实与规范的桥梁可以廓清法律规范冲突,提供方法论支持并节约司法成本。     

复仇的法理问题研究——以中华法系为对象

法律中的复仇自简单社会的血族复仇承继、进化而来,随着古代法律的发展而逐步退隐。在中华法系的礼法体系中,复仇取得了"礼"与"律令"的双重存在。由于特殊的家产制社会所具有的血缘制性质、国家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家国一体的政体、以孝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基础规范"性质,以礼为主要载体的复仇在中华法系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由于礼的强势支撑,复仇在律令中虽然屡次被禁,但终清之世它一直存在。容纳复仇的礼法体系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高度不确定的工具体系,因此无法走到现代,更无缘法治。现代法律通常不规定本质上是自力救济的复仇,但是复仇的恢复性正义精神未灭,它实际上,也应该是裁判考量的重要情节。     

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

死刑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所涉及的法律和社会结构也相对复杂。非刑法规范因素对于法律裁判来讲既是一个参考依据,亦可归为一种法源形式,对于死刑案件的裁判通过其中的社会结构价值和案件本身的法律结构进行综合化的考量和推理,以确定思想裁判的范围。刑事政策、受害方态度及民意等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刑事法治要求对于死刑的裁判并不能赋予非刑法规范因素以独立的功能,裁判的价值是否能够体现还需要以刑法规范作为参照。而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又需要借助制度上的约束,才能确保对死刑案件加强司法控制的同时又确保死刑裁判的科学合理性,以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和谐发展。     

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思维的错位与修正——兼论“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

把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当作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进行研究是逻辑思维的错位。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定之间是整体与部分、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法律规范是一个整备的体系,其逻辑结构具有立法体系化表达的方法论意义,但并不直接适用于案件裁判。法律规定是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其逻辑结构兼具立法表达和司法运行双重意义,且可直接适用于案件裁判。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由预设条件、行为指向和法律效果三要素构成,一般通过几个法条结合进行表达。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表现为静态和动态两种形态。静态的逻辑结构是法律规定在立法层面的存在形态,发挥着法律规定的指引功能;动态的逻辑结构是法律规定在司法层面的运行形态,发挥着法律规定的调整功能。     

论类案类判视阈下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智能辅助裁判系统于各地法院落地生根,不仅极大地缓解了"案多人少"难题、提高了司法效率,而且在辅助法官办案的同时,也促进了法律的适用统一和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司法实践中类案类判目标的实现。而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结合尚处于发展阶段,仍存在不足之处。如何正确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类案类判,规避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完善技术和相应规范,以保障司法智能化进程的法治化运行,就成为当前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下类案发展范式研究

类案发展范式应植根于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的根本价值目标,在促进适法统一、传承审理经验、协助普法释法、促进智能司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中的类案发展范式要关注社会价值观与法律观念的变化与发展,不能完全理解为同案同判。因此,要在建立类案识别区分技术的前提下,开展类案总结的深度应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要在办案指引、审判管理、业务培训与条线指导、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度挖掘,提高审判质量和司法效率;另一方面,要着手优化类案总结机制的功能,区分不同案件类型,对于简单案件,重点开发类案应用的便捷性;对于复杂案件,则应注重人工适度介入和对法律价值理念的深耕,而不是简单的套用裁判规则。从预期社会效果来看,类案总结能够成为促进司法公开、司法便民的有效载体。     

论司法潜规则与法律的互动关系

潜规则是一种非正式规则,但是它却在社会生活中广泛真实的存在着,有人认为潜规则与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背道而驰,泾渭分明,但笔者认为这二者之间并非纯粹的对立关系。不同类型的司法潜规则与法律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法律减少司法潜规则,在某些领域让法律与司法潜规则划地而治,或者直接将某些潜规则合法化的途径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     

试析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复仇

摘要：复仇是人们基于天性和自然防卫的本能，为受到外来伤害的本人或亲属、同一氏族等进行的私力救济，寻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始正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年代，复仇的行为需要符合儒家“孝”“道”的要求。尽管古代刑法对复仇是由允许到限制直至禁止，但是血债血偿的思维方式却一直残留在人们的脑海里无以根除。探讨复仇在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存在及其作用，对于深入研究复仇和刑法的关系、厘清刑法的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的“利害关系”标准——基于“冯书军案”的分析

适格行政复议申请人应当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冯书军案"作为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的代表性裁判,确立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一判断标准。从判决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断思路中暗含了保护规范理论,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保持一致。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虽没有直接使用"保护规范理论"这一表述,但实际上从"黄陆军案"开始就埋下了保护规范理论的种子。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理论上应当适用相比行政诉讼更加广泛的申请人资格标准,但目前相关立法和审判实践皆未突破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畴,新《行政复议法》的修订应当对此作出回应。     

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用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对基本法进行司法解释;二是直接适用基本法作为裁判依据;三是依据基本法解决法律规范的冲突。基本法的司法适用具有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性质,在形式上具有附带性基本法审查特点,需要在法律上规制其带来的风险,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机制。     

法律概念的规范构造:从"既定规范"到"个案规范"

由于案件事实的变化莫测与规范文本的模糊、冲突或漏洞等情况,事实与规范并非一一对应,法律究竟是立法者制定的既定规范还是司法者续造的个案规范?通过分析司法裁判的形成过程,推导出法律是一个从既定规范到个案规范的体系化概念.既定规范只是对未来行为的预设,并不必然适用于当下的个案,个案规范潜藏于既定规范和案件事实之中,是一个有待于通过解释规则发现、选择甚至续造的具体规则,是直接适用的个案裁量基准.既定规范是指由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公共政策等组成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范体系,个案规范源于既定规范的转换和特定化以及解释者的漏洞填补,解释规则是勾连既定规范与个案规范的通道.个案规范不仅保障了法律的个案适用性和灵活性,而且对法律概念具有建构价值.     

司法裁判考量社会舆论的正当性

司法权具有社会权力的属性,司法独立原则强调的是法官的人格独立,因此,法官自主地考量社会舆论并不违背司法独立原则,反而彰显司法权的社会属性。但是司法裁判对社会舆论的考量是有界限的,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部分,必须遵守证据裁判原则和直接言辞原则,不能考量社会舆论。法律评价部分可以考量社会舆论,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前提。要在司法裁判与社会舆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可以从司法精英化与司法大众化相结合、限制媒体报导与借助媒体报导相结合、审慎考量与积极引导相结合等方面入手。     

试论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及其制度基础——兼及大陆法系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机制

大陆法系以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具有坚实的历史、文化以及制度基础,研究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的运作逻辑十分必要。但是,从预定前提即制定法出发、非扩充性论证的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并不能为实现司法公正、实现法治社会提供实质性帮助,因为法官常常要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进行裁判,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也不能完全排除个性化、主观性因素对法官判断活动的影响。因此,加强司法程序制度建设,使当事人、社会通过适当的途径参与司法裁判活动以控制法官的裁量权、通过司法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对司法裁判进行正当化论证就成为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     

司法改革的一面镜子:裁判文书如何“变脸“

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头戏之一,判决书改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热议。"千案一面"的判决书如何"变脸"?究其根本,只有裁判文书的制作主体发生"变脸",才能推动它的法律产品——裁判文书进行"变脸",而制作主体的"变脸"取决于管理、奖惩、考核、监督等一系列配套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麦考密克法律论证理论视角下的辩护权

根据麦考密克法律论证理论,辩护人在法庭上陈述和建构案件事实能够为法官提供备选的演绎规则,从而推进司法裁判程序.该辩护行为及其事实性权威证成了辩护权,并形式化为法律条文,开示辩护权背后的社会压力.以此讨论辩护权的中国样态,关注法律条文之间的内在张力,描述辩护权救济渠道不畅、审辩冲突加剧等情形,揭示辩护权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冲突.借助外部性反思视角,评析我国刑事诉讼格局对辩护权运行的影响,最终明确辩护权的有效落实仰赖以审判为中心、控辩地位平等、充分尊重权利的法律论辩.     

法秩序统一视野下法律解释的规范性研究

法律解释作为对法律规范含义的进一步明晰与释解,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律解释因法律适用而产生,不同部门对于不同法域下的法律规范所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解释,使得当前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呈现出冲突、无序、失范的现象。在法治中国建设中,法制的统一与顺畅是法治的前提与保障,法律解释作为法制体系框架内的一部分,加强其规范化、体系化建设,使法律规范与法律解释之间以及同一法域内的法律解释之间有序、协调,进而使其统一于我国现有的法秩序体系中,对于当下法治体系的建设意义重大。     

论传媒与司法的冲突——表象·原因·破解

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但二者又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传媒与司法冲突的主要表象在于:媒体过度介入司法,影响司法独立;司法无力回应传媒,妨碍新闻自由;公众不当参与表达,损害社会公正.传媒与司法冲突的具体原因在于:传媒监督缺乏有效规范、司法独立缺乏制度保障、参与公众缺乏法律知识.传媒与司法冲突的破解之道在于:媒体规范其监督行为、司法增强其自身素质、公众提高其法律修养.     

暴力拆迁中“私力救济”研究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拆迁也成为在街头巷尾热议的一个话题.旧城改适,城市扩建,本应该是利国利民的工程,但是在拆迁过程中使用暴力的手段,公民的合法权益已遭到威胁.由于现有司法制度方面的缺陷以及对政府信任感的缺失,公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样也采取暴力的方法抵制,即产生了所谓的“私力救济”问题.在政府与公民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之际,政府也不应该一味地排斥私力救济的方式,应该明确其法律定位,界定其合法的边界.进而规范政府的行为,加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完善相关的行政和司法行为,树立起政府的公信力,从而切实解决由这种“以暴制暴”的救济方式产生的矛盾和问题.     

无词的言语——浅谈鲁迅笔下对以怨报德者的复仇

在鲁迅复仇主题作品中拯救者在与离弃者之间的对立冲突中以其无词的言语流露出内心情感世界潜隐的悲悯、委屈、愤懑、隐忍等多种复杂的生命体验,这既是鲁迅自我的精神写照,也表达了鲁迅自我压抑的复仇理念。     

房产新政背景下的裁判立场研究——从民事案件的视角

在房价过快上涨的背景下,2010年国家出台房产新政,各地限贷、限购政策随之出台。由于对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理解与执行的不统一,全国各地对房产新政引发的退房案件裁判各异,不利于引导人们理性购房。原因在于法院普遍调解解决纠纷弱化了司法规则;民意对司法的侵蚀,使司法不能有效回应;法律规则本身的纠结影响了裁判的统一。只有正确辨析房产新政的法律性质,才能找到规范统一司法的路径。为此要警惕因过度调解而牺牲规则,因提倡调解而丧失原则,因迁就民意而回避法则。建设法治社会,司法不仅应考虑社会效果,更要考虑社会预期及裁判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