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司法乱象及规范回归路径

非法经营罪设立之后,通过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的扩张适用,使得该罪规制的行为类型愈发广泛。这主要是由于"严打"思维的延续以及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误读,使得重刑化、司法犯罪化倾向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最高司法机关的"破法"解释及类推解释的带领下,司法实践中上行下效,使得非法经营罪涵摄的范围愈发广泛,规范性、明确性愈发丧失,成为名副其实的"口袋罪"。破解这一司法乱象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在微观层面上,确立非法经营罪的解释规则,以形式违法性、实质违法性以及兜底条款同质性解释规则的遵循为解释路径,校验行为与规范之间的符合性;在宏观层面上,由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对司法解释的厘清来对罪刑法定原则、存疑有利于被告理念进行宣扬,同时立法机关应当发挥立法监督作用,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发挥立法统一性和协调性,衔接好前置法与刑法的关系。     

非法经营罪的多维度治理

作为“口袋罪”的代表性罪名,非法经营罪具有立法与司法等方面独特的产生语境,其本质上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兜底性罪名.司法实践中,该罪与其他罪名乃至其他兜底性罪名之间存在着规制范畴之争的实践危机.然而在我国转型期的背景下,非法经营罪仍具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因此,应充分运用司法方面的治理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刑事司法、刑事立法等理念多维度相结合,分层次、有阶段的路径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     

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的体系性构造

罪刑法定原则是限制国家刑罚权肆意发动的法治原则,其核心在于疏通出罪机制,以最终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因而是出罪原则,而非入罪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将罪刑法定原则塑造成为兼顾入罪与出罪的通用原则,丧失了其原生特性,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为被告人入罪提供支持、同案异判现象突出以及阻碍超法规阻却事由的适用等三重现状.为克服这样的困境,力争在每一个案件中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人权保障机能,可通过三重构造以充分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即杜绝裁判中引述"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入罪的法律依据;建立并强调"罪刑法定原则"与"同案同判"的内在法治联系;发挥犯罪概念"但书"的作用,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的实现.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刑事审查——以一起非法经营案件为视角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三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经营行为,第四种非法经营行为的其他规定实则作为兜底条款,保证非法经营罪可以有效打击所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由于司法界对非法经营罪其他规定的调整范围尚无定论,行政执法部门更是无所适从,导致对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迥异.文章仅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案件为视角,通过研究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刑事审查,探讨该方面完成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     

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解读及限制

经济社会发展促使经营领域出现形式各异的牟利行为,因为不符合《刑法》第225条前三项的规定,司法者往往通过司法解释以及审判实践将其纳入该条第四项,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基因日益显现且口袋径有扩大趋势。这必然导致实践中同案不同判、刑罚适用不统一、司法解释越位以及理论中对非法经营罪客体和"国家规定"含义的争论等一系列问题。实践中应紧紧围绕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严格限定"国家规定"的范围,预防司法犯罪化。唯有如此,才能限制其口袋径的进一步扩大,顺利实现司法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最终目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根基、 困惑与走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改革离不开刑事司法理念上的革新与发展：分配正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诉讼效率、诉讼认识论、实用主义等可为其提供理论、政策支撑；但也会产生与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实体真实诉讼目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基本理论原则的冲突问题，并有解构诉讼构造、消弭法官独立调查事实的可能性；可从坚守罪刑相适应原则基本内涵，依靠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保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要义等方面实现理论协调与发展。     

论司法实务中适用罪刑法定原则的若干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刑事法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９７年修订刑法的最重要成果。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刑事司法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新刑法实施二年多以来的实践证明：司法实务中如何正确、全面地贯彻执行罪刑法定原则尚有许多课题需要认真研究。笔者结合办案实践,试就司法实务中如何贯彻、执行罪刑法定原则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罪刑法定与法无明文规定的界定 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即使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司法机关也不得定罪处罚。但…     

社会角色与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

刑事司法职业伦理对于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符合法治期望而又立足现实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引领刑事司法职业者的司法实践,从而最大化地保障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利益.刑事司法职业者既是公务员又是刑事司法专门工作者,其职业伦理观应结合这双重角色加以界定.从公务员这一角色而言,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应包括忠诚原则、公正原则、责任原则、廉洁原则等内容;从刑事司法专门工作者这一角色而言,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应包括依法独立原则、平和原则、法益平衡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真实原则等内容.     

论销售盗版音像制品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在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下,必须对第225条第4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进行合理解释,这样,既能明确法条的含义以便司法适用,又能限制口袋罪的范围以保障人权。非法经营罪的本质特征是违反国家有关许可经营的规定,不具有法定资格而非法从事某种经营活动或者滥用经营资格的经营行为。因此,销售盗版音像制品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刑法第218条和第225条之间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     

网络有偿删帖发帖的入罪路径探讨

司法解释将有偿删帖发帖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这一方面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罪质特征,另一方面违背刑法体系解释的解释原理。司法解释的不断出台需引起我们反思,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趋势急需遏制。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司法意义——从一起强迫介绍妇女“做小姐”并收取中介服务费的案例谈起

在刑事审判阶段,作为刑事司法主导力量的法官应当在刑事审判中坚持价值中立、地位中立。在定罪方法上应当公正,即必须有利于限制刑罚权并且不得超法规加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取向的必然结论。在认识论上应当坚持相对主义。法官有权以刑法规范为据而改变控诉罪名。     

著作权犯罪司法解释条文适用若干争议问题探评

当前,我国著作权犯罪司法解释条文适用中存在若干疑难问题,应当结合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具体分析:"发行"专业化阐释在罪刑法定原则限度内解决了销售侵权复制品事实虚置的刑法漏洞,应予坚持;非法经营罪规制无证盗版行为有其刑法理据,被弃用是出于刑事政策考虑,特定情况下可继续适用;侵犯著作权罪不应适用犯罪未遂。     

非法经营罪的扩张:态势、挑战与应对

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后设置的新罪名。该罪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背离了《刑法》第225条规定的原旨,逐渐变成笼罩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口袋罪"。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成文法的弊端以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外,主要还是在于立法技术上,在条文中使用了高度抽象性的兜底条款和空白罪状,使得实践中定罪量刑标准不一。其不合理扩张不仅与罪刑法定主义相背离,还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相冲突。面对非法经营罪扩张问题,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司法解释的角度对其进行限缩,规制完善,推进立法与司法实践相协调,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关于建构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定位分析

建构我国的刑事判例制度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 ,反对法官造法。两大法系在司法制度、人文背景、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本源意义上的判例法制度。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的弊端以及刑法理论对司法实践良性发展的需求 ,客观上要求刑事判例制度不宜再走司法解释之路 ,应当将刑事判例制度定位在一种司法审判的参考、理论研究的载体之上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及面临的挑战

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决定性原则,也是刑事司法的指导性原则;应当将罪刑法定原则宪法化,以充分实现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几方面之外,还包括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具体性、正当性、合理性、相对稳定性;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发展中存在着犯罪化和非罪化的严重;中突、重刑化和轻刑化的明显冲突、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特定与否的冲突、刑法的主动性和及时性调整与部门法滞后性和排他性调整的冲突、不利于被告的扩大化解释与保障人权的冲突等。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干问题研究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案件近年来不在少数,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中部分判例是对此罪的滥用。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学方面看,把握此罪的构成要件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从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相关判例可以分析探讨此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危险方法的认定和公共安全的认定。司法实践应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不能任意扩张此罪外延,进行扩大解释。     

通过司法的罪刑法定:从刑法解释到程序性解释北大核心

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是司法适用的前提。在刑法解释的范畴内,存在基于法律语言的刑事立法的模糊性、刑法解释对于刑事政策的无力等外部困境和一般普通人理解与预测的难以判断的内部困境。超越这一刑法基本面,而逐步发展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解释这一立体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程序性解释的思维路径、回归刑法文本以及认真对待法律推理、判例方式、法官认知与解释方式,构成了程序性解释的主体内容。最终,在刑事一体化的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才能真正实现。     

关于网络游戏中“外挂”行为的刑法思考

伴随着我国网络游戏市场的快速发展，外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日益显现，外挂行为的刑法评价不仅仅是一个司法实践问题，也已经引发了巨大的理论争议。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外挂行为的定性并未能实际影响到司法实务中对于外挂行为的定罪，基于追求“定性准确”而采取的“保险式”定性，几乎千篇一律地退而求其次，避开侵犯著作权罪而将制售外挂的行为定性为非法经营罪，这一做法忽视了外挂行为的本质属性，更是对于刑事立法中非法经营罪和侵犯著作权罪法条关系的一种严重误读。深入思索外挂行为的本质特征，剖析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的宏观定罪规则和法条结构，对于外挂行为的罪名选择，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通过司法的罪刑法定:从刑法解释到程序性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是司法适用的前提。在刑法解释的范畴内,存在基于法律语言的刑事立法的模糊性、刑法解释对于刑事政策的无力等外部困境和一般普通人理解与预测的难以判断的内部困境。超越这一刑法基本面,而逐步发展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解释这一立体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程序性解释的思维路径、回归刑法文本以及认真对待法律推理、判例方式、法官认知与解释方式,构成了程序性解释的主体内容。最终,在刑事一体化的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才能真正实现。     

非法经营罪竞合问题研究

非法经营罪的竞合问题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重大争议。之所以会出现复杂的竞合现象,一方面是因为非法经营罪作为市场秩序的前置性规范和市场准入类犯罪的一般条款,另一方面是因为非法经营罪第4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不断扩张。因此,非法经营罪的竞合认定,首先要明确非法经营行为的特定性,即与市场准入无关的经营行为不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其次要区分非法经营罪的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