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商共治模式初探

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协商共治强调民主真实性、主体多元性及决策合法性等价值理念,在仅仅依靠政府管制的方式难以解决纷繁复杂的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协商共治理念融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契合"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基本定位,旨在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共担治理责任的大环保格局。作为善治的路径选择,协商共治理论框架包括主体多元性、客体确定性和权力多向性三个方面,旨在解决"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及"怎么治理"的问题。应用上述分析框架,审视制约长江流域治理有效性的瓶颈如下:客体层面的"边界失效"和"信息不对称"、主体层面"缺乏多元性"及权力层面的"运行单向性"。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基于环境管理"大部制"改革的要求,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建设推行协商共治模式势在必行。具体而言,制定《长江保护法》进行流域统一和专门立法,为多元共治的大环保格局提供法律保障,旨在以良法促善治;改革长江水利委员会为综合性管理机构,协调好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河长的关系,重塑以流域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旨在提供体制保障;借助自愿环境协议推动企业自治,辅之以信息充分披露,并提供经济激励手段促进企业自愿参与,旨在实现政企共担责任;明确社会公众参与的权利义务,注重培育环保组织以保证公众参与的组织性及有效性,实现流域治理过程的全景式监督,旨在实现决策民主;最终打造"绿色升级版"的长江经济带,实现主体共存、生态共享及利益共荣的价值目标。     

元治理视阈下中国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

针对当今社会提出的解决复杂性问题的需求,元治理理论主张简化模式和实践,以减少处理问题的复杂性,重视各种治理模式的相互协调配合;同时,要重视稳定关键角色的取向、期望以及行为准则。政府、市场、社会网络由于参与的身份和角度不同,必然会倾向于各自的偏好,但是对于环境治理这一复杂性问题,单一的治理模式均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在传统模式下,政府以"统领"而非"治理"的姿态出现,各种治理模式、市场和社会网络机制无法有效运作。发展元治理理论,强化自治理,强调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即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承担起有效选择和协调各种治理模式"共振",防止治理模式之间的互相倾轧,通过保持必要的多样性增加治理的弹性以应对环境治理这个复杂系统的责任。首先,将政府定位在"同辈中的长者",意指政府的层级治理与市场治理和社会网络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政府不能也不可能介入环境治理的全部环节;在平等的基础上政府要起到带头作用,运用法律法规,通过强制力达成环境治理模式的共振。其次,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促进竞争,使市场的成本-收益机制得以有效运行,以此引导资源和技术在市场中的流向。第三,政府在促进公众参与的同时要适当鉴别和明确利益相关者,避免参与对象缺乏代表性和广泛性,同时注意杜绝环境相关政策的利益集团主导以及"一言堂"现象,畅通诉求表达机制和完善矛盾化解调处机制。第四,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要科学、明确、具体、细化。     

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的演化博弈分析

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农村水环境也存在着"边治理、边污染"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究其根源是缺乏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因而厘清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主体博弈关系有助于突破此现实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动机制。本文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博弈主体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系统演化具有多重复杂情景,在良好的演化情景下,只要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终将趋向于引导行动,企业也相应选择净化策略,三方实现共同治理,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相反地,在不良演化情景下,即使农户愿意参与治理、或企业愿意采取净化策略,都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系统中其他主体的响应,系统将锁定于不良状态,最终造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地悲剧";在一般情景下,通过调节各方策略的参数值,发现只要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可使系统跳出不良状态,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实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只要政府和企业联合行动以切实保障农户的利益,就有利于促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提升。据此提出促进三方共同参与、保障农户利益的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对策建议。     

论环境风险治理转型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环境风险治理成为新课题,这是包括法律、公共机构、社会等使权力具体化的决策过程,且以整合的方式,通过广泛的行动者和利害关系人处理各种环境问题。论文认为在经济与科技理性独大和公众风险感知对专家知识提出质疑之后,信息扭曲、隐匿和程序参与及正当性不足正成为传统环境风险管制的最大挑战。制度逻辑正促使环境风险治理模式发生变革,应充分阐释环境风险治理的行政权正当性基础,基于合作国家的行政法治理念,以参与为基础的公私协力正成为环境风险治理的新模式,新模式是通过广泛的行动者与利益关系人处理环境问题的协同机制。在治理模式转型之下,通过提升国家立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政策制定能力、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社会主体参与的知识与能力等来形塑环境风险治理的结构。在制度建构上,应当反省长期以来技术与行政官僚的风险治理权威决策体系,在突破公私藩篱的基础上,推动科学民主化与扩大科学知识审查社群,以"生态现代化"为进路,就各种不同公私协力的类型来做不同的制度设计,通过风险交流与信息透明提升决策效能。其要旨在于,政府、产业和社会基于合作的参与,达成法律与政策目的。总之,在社会转型及风险多发的时代背景下,环境风险治理应当由传统的官僚、阶层、修补式、个别式、中央集权的命令控制路线,转变成强调预防、整合、参与、协商与弹性的公私协力模式。     

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

社会多元化与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应急响应的诉求与能力日益加强,驱动着政府职能变革和区域治理方式创新。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依据情景态势调整策略,影响其他主体的治理收益和策略选择,形成复杂的动态博弈关系。本文把握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动态博弈行为特征,确定区域合作治理的博弈支付矩阵与复制动态方程,构建区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分析得出5个可能的均衡点,通过雅可比矩阵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的长期稳定策略集为{(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模型结果分析表明,合作收益直接影响着博弈稳定策略的进化方向,收益大于成本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策略的必要条件,任一方的合作收益小于成本,选择独立行动是双方的占优策略,最终的策略选择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所获取的超额收益、支付成本及合作水平密切相关。合作超额收益增加或合作水平提升时,博弈系统向(合作,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合作成本增加时,博弈系统向(不合作,不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制度规范不健全、组织信任缺失、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等因素影响进化均衡结果,社会组织创新发展氛围尚未形成、自组织性和自律性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提出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的协调机制及培育机制,具体策略包括:明确权责关系、畅通参与渠道、创新合作形式,以及优化管理制度、让渡成长空间和树立社会公信。     

制度模糊性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冲突频发并呈现出迅速累积和扩散的趋势。制度模糊性为政府和强势集团对城镇化利益进行策略性分配提供了行为空间,成为城镇化利益分配冲突的制度根源。在城镇化进程中,作为主导力量的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获利机会进行城镇化运动的动机,成为积极谋取城镇化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由于委托代理机制的失灵,中央政府对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利益诉求都会落空。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资本投资者等利益主体有着采取策略性行为的动机和能力。由于他们在城镇化运动中存在着狭隘的共容利益,他们更容易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形成非正式的利益联盟,来谋取城镇化收益而转嫁成本。因此,社会冲突的有效治理需要加速制度变迁以促进制度系统与城镇化的有效调适,明晰制度规则以压缩强势集团策略性分配城镇化利益的行为空间,减少地方政府对城镇化的过度干预以促进城乡社会的自然融合,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实现社会冲突的动态治理。     

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全球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环境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环境和谐与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实施《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各种形式的国际和区域环发合作深入开展,各个国家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消除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全球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方面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经济、环境与社会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发展依然不平衡,不稳定性在加大,而且世界贫富差距明显,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不足;全球能源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CO2排放不断增加,气候变化问题突出,而且一些国家生态环境问题较为严重;世界总人口数不断增加,各国就业水平难以提高,各国教育水平非常不均衡,而且欠发达国家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低,居民健康状况堪忧。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①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的发展阶段、条件和能力的不同必须予以正视;要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情,要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要为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强有力支持。②加强各国政府在环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要重视全球性环境问题,而且更要优先考虑区域性环境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③积极推动全球社会朝向均衡、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有权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以及不断改进和优化治理机制,而且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要积极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现象、使增长具有包容性、使生产和消费更可持续;要增强人们做出可持续选择的权利,特别是妇女、年轻人、失业者以及社会最弱势和最脆弱群体的权利等。     

创新绿色现代化: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绿色现代化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核心方向是为当代人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后代人提供生态财富,为全球提供生态安全。创新绿色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是实现"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在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条件下,实现能源资源消耗增长、环境污染损失增长等生态赤字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脱钩。当前中国正在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窗口机遇期,地区环境问题的差异凸显期,人民对环境质量的高度敏感期,生态治理能力的转型变革期,全球生态安全的更大贡献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应当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充分认识从单一治理向全面治理转型的必要性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全局性,进一步实现决策的科学性、视野的长远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进而全面调动不同发展主体的积极性。美丽中国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面超额完成国家"十三五"规划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中国进入绿色创新、生态投资、生态盈余新时代,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绿色现代化新格局;2050年进入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时期,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常态,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强国。为此,未来创新绿色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应当包括:重点问题与系统保护相结合,环保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生态投资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行政管理与市场工具相结合,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相结合,反向约束与正向激励相结合。     

中美环境正义问题及实践差异的比较研究

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的产生原因以及表现形式与西方国家的环境正义问题有着明显的背景化差异,对比分析中美环境正义的发展脉络与演进逻辑,能更加理性地解析和诠释中国环境正义的话语表达,探寻环境正义本土化的建构空间及实践路径。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从问题表现、目标指向以及实现策略三个方面对中美环境正义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环境正义问题主要表现为族际环境不正义,侧重于国家内部空间的环境问题研究,从有毒有害废弃物填埋场的地理分布扩展到气候变化、居住环境、能源开采等方面,聚焦于以种族与阶层为核心因素的环境风险与环境福利的不平等分配问题,以基层民众为主要参与者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借助环境正义运动等实践形式,尝试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推动环境正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维护和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权与健康权。我国环境正义问题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区域间、国际间环境权益与治理责任的不合理分担和分配,面临着国家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双重环境不平等问题。围绕人民群众的切身环境利益,我国以人民为中心从环境民生的角度出发,通过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行为,转变发展方式与发展理念,以生态治理落实环境正义,以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治理,减少环境问题的产生,从根源上解决环境不公问题。通过以上对比分析,以期凸显环境正义在不同空间下的差异化表达,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环境正义研究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声誉诉求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家禽养殖户污染物处理方式选择为例

面临严峻的农村面源污染形势,政府现行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无法实现有效监督。构建自主治理制度,激励农户践行亲环境行为,将成为未来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路径选择之一。如何有效规范农户污染处理行为,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基于声誉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在农村"熟人社会"场域下,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农户家禽养殖污染处理行为为例,利用全国8个省330户家禽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通过4个指标测度了农户社会声誉诉求的强弱,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加权平均方法分别构建了农户声誉诉求的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应用Probit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声誉诉求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行为存在抑制作用的假说,并比较了现行政府规制措施的实施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引导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的抑制作用显著,而政府管制措施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个人对声誉关注程度越高,违反社会准则的成本就越高,个人就有越强的动机遵守社会规范、自我约束污染物废弃行为。"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中存在较强的社会规制作用和社区成员参与公共环境自觉维护的激励机制。第二,在强制性环境管制难以有效实现的农村环境下,政府通过引导和宣传诱致农户自觉践行亲环境行为,构建环境自我监督机制,或可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强化社区成员声誉效用和社会责任意识可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相关法律和公共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补充。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基于“过程-结构”视角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比较与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也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中极为紧迫而又突出的薄弱环节。围绕着如何打破"公地悲剧"和实现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学界提出了科层型、契约型和网络型三种合作治理模式。在总结三种模式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文章从"过程-结构"的视角出发,通过阅读大量文本案例和结合一定的实地研究,精选出太湖流域的河长制治理、库布齐沙漠的修复治理以及三江源曲麻莱县巴干乡的虫草与垃圾治理等三个现阶段环境合作治理的代表性案例,深入分析了三种环境合作治理模式在具体实践情境中的选择和运行机理、比较优势和局限,并讨论了特定情境下环境问题与治理模式的契合性。研究表明,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的选择是既定制度(政策)、结构与作为能动者的组织、个人互动的结果,对环境合作治理模式优劣的评价不能脱离特定的情境和场域,每一具体的合作治理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局限与适用条件。研究同时表明,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的选择必须适应特定环境问题的物理、生物和社会属性,必须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所具备的资源禀赋相匹配。最后,文章从政府的"元治理"、互信契约、利益共享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环境合作治理模式所"共享"的增进合作的规则及条件,认为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摒弃以自身为单一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并积极推动各种适用于不同情境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以积累更多的推动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和提高整体性治理能力。     

基于市场结构视角的环境规制政策社会福利效应分析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目标。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依然存在规制对象及地区不均衡、经济受损差异大和环保受益分配不平等问题。本文以古诺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社会福利函数,将环境规制对象和环境规制措施的市场结构条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环境补贴政策及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会受外部性和市场结构影响,当市场结构及外部性不能测度时,无法准确估计两个环境规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②无论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存在市场势力市场,当环保商品与非环保商品外部性绝对值相差小于19.2个单位时,环境补贴政策社会福利效果大于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果;③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时,且环保商品及非环保商品外部性不同时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政策或环境税收政策会提高社会福利;④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且外部性较小,即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或环境税收政策会降低社会福利。由研究结果可知,中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治理效果:①积极推进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和绿色生态正外部性的监测和测度,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建设在线监控系统,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准确性;②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引导消费者偏好和利用市场自身力量实现市场向环保商品发展趋向。     

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     

区域环境风险:生成机制、社会效应及其治理

随着区域一体化和我国以区域开发为代表的区域性经济的推进,具有区域特性的环境风险加速到来,成为社会整体风险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实力雄厚的区域,却面临着环境质量下降问题,凸显了具有异质性和同质性双重特性。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从经济一体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两个方面阐释了区域环境风险的发生机理;进而揭示了区域环境风险的外化、放大与波及效应;最后,结合社会治理创新理论,尝试提出从管制到治理的区域环境风险治理转向及其路径选择。     

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京津冀雾霾合作治理演化博弈分析

当前京津冀地区在雾霾问题上面临环境外部性困扰和集体行动困境,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作为雾霾合作治理集体成员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割裂集体行动中收益与损失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纠正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的政府失灵。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京津冀三地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规制行为上表现为私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动态重复博弈。针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执行状况,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视角,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构建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策略的猎鹿模型、拓展模型的演化、随机和动态的博弈过程,探究地方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集体行动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博弈主体行为演化特征和演化稳定策略,采用数值仿真方法分析不同情形下系统演化轨迹及演化均衡状态,考察随机因素对系统演化均衡状态的影响以及实现区域环境合作联盟的动态演化均衡机制。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在区域整体中的环境偏好系数和搭便车收益与集体行动收益的比值。因此,中央政府要健全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为京津冀地区建立一致的区域环境质量标准,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在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收益,以立法的形式对约束地方政府承担环境治理责任的强制和选择性激励措施加以确定。此外,将雾霾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实现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责任落实的帕累托改进。     

由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理论析公共环境治理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日趋发展,人类毫无节制的向自然索取使公共环境日益恶化,公共环境的保护成了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迫切需要解决。文中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理论的分析,分别将多中心理论、自主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现今公共环境治理问题相结合,构建多中心管理主体模式,并引入我国黄河水污染治理作为例证,得出解决公共环境问题的方法、途径。     

中国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是破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是倒逼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途径。由于雾霾污染具有更强的空间溢出性和空间关联性,依靠单边治霾和局部治霾难以从整体上、根本上解决区域性雾霾污染问题。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加快形成"以地区联动为要义、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公众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格局成为彻底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根本路径与必然选择。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结合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探究了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和逐底竞争困境的形成根源与破解思路。研究发现,在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的形成根源层面,地方政府的自利性、空气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与治霾集团的规模是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利益的推动作用和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是逐底竞争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逐底竞争困境是集体行动困境的进一步恶化。在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的破解思路层面,本文提出需要解决区域边界设定、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和协同防控政策三个突出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建立贯穿南北、联通东西的八大治霾联动区,打造八区联动的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网络;二是构建全民共治格局,不断创新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体系;三是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的协同防控政策,将责任和考核"向上落实一级",将环境执法权和监管权"横向隔离一级"。     

城乡收入差距加剧还是抑制了大气污染?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因素,并且目前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治理大气污染成为中国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该研究以2003—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以PM_(2.5)浓度反映大气污染,运用时期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拟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技术进步、能源利用、环境规制等变量后,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明显带来大气污染程度提高,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西部地区这种正向影响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说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治理大气污染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趋同性,需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环境分权与区域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途径,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是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环境分权出发,探索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权责分配关系。将环境分权纳入环境与经济整体分析框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探索环境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内在作用机理,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区域绿色发展空间正向溢出显著,本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其他区域的绿色发展。②全国层面环境分权、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监察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③环境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互动效应整体为负。在地方环保部门拥有较大环境管理权力的同时,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提高将造成区域绿色发展的恶化,其影响大小又与环境管理权力的类别相关。④不同地区环境分权的经济环境效应存在差异。随着国家对环境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东部地区,但环境分权与财政分权结合所得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为实现中国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在考虑地方财政权力的基础上,从区域差异与环境管理权力类别差异两方面入手,建立差异化的环境管理体制。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环境系统人员数,以此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网络;另一方面,环境行政与监测权力应适当下放,环境监察权力应适当上移。同时,应下放环境保护责任,增加环境转移支付,在实现地方权责匹配的基础上弱化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的联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