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研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有较强的公共政策属性,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对于公平、有效配置和永续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定性分析法,阐述“公共治理”理论的内涵,论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政策属性,探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含义及功效、主要表现和基本特征.概述我国社会转型期第一、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发展历程,总结取得的成绩,从转型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角度分析两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定位及实现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论述转型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内在要求,从市场化经济、政治民主化进程、全球化和加入WTO背景分析转型期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从公共治理目标、编制实施理念、规划内容、公民社会网络治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功能、法律法规以及各类规划协调配合等七方面,提出实现与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对策建议.     

公共事物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评述与展望

"公地悲剧"是人口和资源环境管理面临的经典问题。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围绕治理"公地悲剧"的学术探讨中,诞生了公共事物(Commons)治理的新兴学科方向。开展有效的集体行动是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集体行动理论由此成为公共事物治理知识体系的精华。文章评述了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理论进展,通过对集体行动的概念、经典理论框架、具体影响因素及机制的系统梳理,为人口和资源环境管理研究提供理论参考。文章还分析了公共事物治理研究在我国的现状和前景,认为推进中国情境下的公共事物治理研究,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第一,聚焦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和本土实践,开展更多中国情境下的公共事物治理研究;第二,关注城市社会和数字时代的新兴公共事物,推动城市空间和数字空间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第三,重视集体行动中的微观个体行为与动机,积极运用实验方法,引入行为心理学视角,探究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第四,应对新技术给公共事物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如何利用新技术增进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公共事物治理理论、方法和政策上的不断提升,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下的"公地悲剧"问题做出越来越多的知识贡献。     

公共治理与村庄自治视角下农户土地产权认知的形成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是国家赋权的重要举措,农户对国家赋权的主观认知则建构了政策实施的重要基础。为辨析不同治理层面国家赋权对农户产权认知的影响特征及其差异性,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引入"国家赋权×农户行为能力"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和Oprobit模型,并利用苏、赣、辽三省2 47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在公共治理和村庄自治层面对不同行为能力的农户产权认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求解不同主体行为能力下国家赋权对农户土地产权认知的偏效应,识别了治理层次与主体行为能力的互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赋权更易提高农户对公共治理领域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且对行为能力较强的农户产权安全感知的激励作用大于行为能力较弱的农户,具有典型的主体"歧视性"。经验结果表明,国家赋权更易提高农户对公共治理领域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其次,国家赋权在村庄自治层面对直接行为能力较弱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的抑制作用大于直接行为能力较强的农户,但在公共治理层面则对直接行为能力和间接行为能力较强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均具有更强的正向激励。为此,本文认为政策改革需关注公共治理和村庄自治层面国家赋权的实施差异及避免主体歧视,产权认知领域的研究则需综合考虑国家赋权、社会规范和主体行为能力三个层次的内在关联。     

论公共文化环境建设的资源管理机制

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以安徽省财政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例,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充分的问卷调查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公共文化建设资源投入机制的实践与制度经验,指出了公共文化建设在资源投入及管理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财政投入的实际效益低下、资源保障机制不科学、公共文化服务软件投入不足、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矛盾等.有鉴于此,文章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探讨了如何构建公共文化服务良性运行的资源管理机制,基于宏观政策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创新公共文化建设资源管理的政策支持方式,建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长效机制,构筑公共文化环境建设的资源分级保障机制,完善公共文化建设的人才环境,创设公共文化环境建设的资源整合机制,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行评估与绩效评价机制.基于微观对策与措施层面提出:科学地确定现阶段公共文化建设的资源保障重点并明确各级财政的投入范围和基本保障的支出责任,转变公共文化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式,改变公共文化环境建设的资源投入结构,完善公共文化建设的资金管理方式,等等.     

多元小集体共同治理:流域生态治理的经济逻辑

中共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的召开再次凸显流域生态治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然流域生态治理至今仍是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难题。流域生态治理问题究其根源及矛盾冲突所在,缘于流域生态的外部效应及其公共物品特征引致的个体选择与集体目标的背离。在技术分析层面上,集体的大小以及集体中个体数量的多寡对于个体行动选择尤其是搭便车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小集体治理方式比大集体行动更具效率,既可增加个体一致行动的承诺,也可更好地贯彻有效监督原则,是提高治理效率的有效途径。考虑流域生态涉及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结合个体行为选择的技术分析,多元小集体共同治理模式将是解决现有流域生态治理困境的有益尝试。     

中国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

在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协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管制以及相关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市场制度环境、环境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政府环境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本文从企业技术效率的角度,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地市级企业技术效率,基于联立方程组检验了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环境公共支出中用于科研等技术开发性资助支出较少,没有对企业的技术效率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而现阶段中国环境规制水平普遍偏弱,制度质量和环境公共支出规模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创新激励,预期中的"波特假说"效应并不显著。因此,中国政府应在规模上进一步加大环境公共支出力度,大力提升环境规制水平以越过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U型拐点,在结构上提高在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健康教育上的支出比重,充分发挥环境公共支出建设良好外部技术创新环境的积极作用。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对城市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反映了基础设施投入与所产生的城市环境有益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是衡量运营效果的重要指标。本文运用基于二次目标函数的DEA交叉效率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显示,35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整体状况并不乐观,特别是一线城市表现很不理想,表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基于聚类分析的评价结果进一步显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与投入规模间也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析表明,除投入结构不合理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压力过大而致使环境承载能力相对不足是导致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从短期来看,以具有相似投入规模的高效城市为标杆调整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结构,是低效城市改善环境效益的有效举措;从长期来看,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指导合理推进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国际典型可持续发展城市为标杆优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模式,是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效益状况的必然选择。     

论环境公共规制有效性约束体系的完善

外部性与公共产品是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基点各国实行了包括税收、补贴、市场交易、行政强制等在内的多种规制政策，各种政策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需据实选择。我国现行的环境公共规制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公共规制手段过手单一，政策效果难以保证；环境保护收费制度不完善。政策效果受限；环境保护税制不健全，导向作用不突出：排污权交易制度尚处手试点阶段，作用空间太小。为了有效实现环境保护目标，需要进一步构建并不断加以完善多元化的环境公共规制体系，即：改革环境收费制度，加强资金管理；完善现行税制，发挥税收的环保导向与激励作用；综合利用财政激励机制，扶持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全面推行排污交易制度。     

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变革之道:从部门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

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对环境管理提出的需求出发．论述了环境管理制度从部门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的必要性．分析了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内在矛盾．进而依据环境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稀缺性和竞争性特征．提出环境管理制度向公共管理转型具有内在驱动力和必然性．认为产权缺失是环境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根本原因、有效环境权益结构的构建是实现环境资源公共管理的基础。     

模糊环境下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评价研究

公共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运行的支撑体系和物质载体,提高它的利用效益已经成为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资金的投入对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基础设施资金分配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地投资给不同的城市建设企业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根据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环境的模糊性,通过使用三角模糊数,在引入交易成本的基础上,考虑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建立了基于模糊环境下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合模型,使得在给定风险最大容忍水平的前提下,追求政府资金收益最大化。本文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合模型运用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中,在考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数量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2000-2013年的最优投资比例。研究结果显示:国家一直将北京作为重点投资城市,在受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下,其它三市的投资比例逐渐减少,并在2012-2013年期间北京的投资比率达到了64.41%,这对天津和重庆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在2012-2013年期间天津的投资比率降到了5.22%。在四大直辖市中,上海的公共基础设施数量一直占有相当的优势,加上世博会的影响,上海的投资比例在2000-2011年期间一直保持稳定上升。综上可见,北京和上海仍然是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为了全面加快城市建设,应该在抓重点城市发展的同时加大对偏远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的投资建设支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     

论环境公共决策中风险沟通的法律实现——以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当前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根据引发事件事实状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事前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事后救济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所抵制的是有关环境风险的决策结果,实质上是在主张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认知风险的权利。着眼于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针对的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主要运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与公众参与权利的实现入手,探究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的根源,寻求化解之法治路径。当前环境公共决策在结构和程序上呈现出封闭性,与决策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被排除在外,其认知风险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风险沟通不畅导致社会可接受的风险共识不能形成,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引发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由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环境公共决策中专家的理性地位被动摇,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诉求更为强烈,其对风险的认知直接决定了对最终决策结果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政府无法独占风险决策地位。在社会层面形成具体风险认知的共识以便决策结果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成为环境公共决策取得实质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化解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在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为此,环境法应当将公众作为环境决策的合作者,要求决策者主动、全面公开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对公众意见给予及时充分的回应,寻求其理解和支持;实现环境信息公开的风险沟通功能;通过程序性的设计促进风险沟通的实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当前有关立法已反映出对风险沟通的重视,但只是萌芽。     

空气污染、空间外溢与公共健康——以中国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为例

空气污染对居民公共健康的影响,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关注。但大多数学者研究从样本的独立性出发且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忽视区域之间空间相关性,所得结论和政策建议需谨慎对待。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基于Grossman中国宏观健康生产函数,选取2001—2014年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作为样本,选择以PM_(10)和PM_(2.5)作为空气污染的代理指标,在充分考虑空间效应和严格假设检验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此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对居民的公共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即PM_(10)和PM_(2.5)每增加1%,导致哮喘疾病和内科门诊等疾病人数不断上升,且影响都比较大,尤其是对哮喘疾病的影响分别为0.2236%和0.2272%。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影响最大;其它财政医疗支出、卫生技术人员和人口密度等要素对居民公共健康的影响较小。由于空气污染的负外部性,研究还发现,区域之间空气污染的"溢出效应"对领域居民公共健康存在显著的影响,说明忽视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会使得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估计产生偏差。从长期看,空气污染对本地居民公共健康的直接效应都显著为正,PM_(2.5)间接效应显著为负,但PM_(10)间接效应并不显著。因此,各级政府除了在源头上治理污染物的排放,提高公共健康水平外,还应该打破各自为阵的行政垄断,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实现跨区域环保合作,共同治理和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等。这对区域之间协同减排和保护居民公共健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元治理视阈下中国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

针对当今社会提出的解决复杂性问题的需求,元治理理论主张简化模式和实践,以减少处理问题的复杂性,重视各种治理模式的相互协调配合;同时,要重视稳定关键角色的取向、期望以及行为准则。政府、市场、社会网络由于参与的身份和角度不同,必然会倾向于各自的偏好,但是对于环境治理这一复杂性问题,单一的治理模式均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在传统模式下,政府以"统领"而非"治理"的姿态出现,各种治理模式、市场和社会网络机制无法有效运作。发展元治理理论,强化自治理,强调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即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承担起有效选择和协调各种治理模式"共振",防止治理模式之间的互相倾轧,通过保持必要的多样性增加治理的弹性以应对环境治理这个复杂系统的责任。首先,将政府定位在"同辈中的长者",意指政府的层级治理与市场治理和社会网络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政府不能也不可能介入环境治理的全部环节;在平等的基础上政府要起到带头作用,运用法律法规,通过强制力达成环境治理模式的共振。其次,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促进竞争,使市场的成本-收益机制得以有效运行,以此引导资源和技术在市场中的流向。第三,政府在促进公众参与的同时要适当鉴别和明确利益相关者,避免参与对象缺乏代表性和广泛性,同时注意杜绝环境相关政策的利益集团主导以及"一言堂"现象,畅通诉求表达机制和完善矛盾化解调处机制。第四,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要科学、明确、具体、细化。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研究

在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现为不规范与整体不足，甚至农民成为直接资金的供给者．这不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而仅将“费”改“税”是不能根本解决农民负担。因此，必须对农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制度创新。     

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管理碎片化及整体性治理研究

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扰动使超大城市面临着难以规避的环境风险,碎片化的突发环境事件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应对超大城市环境风险来源多样化、风险因素复杂化和破坏程度规模化带来的挑战。整体性治理在扬弃韦伯式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过程中,主张重塑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和责任,通过对治理层级、功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以及信息系统的碎片化进行整合,以跨界、协调与合作的方式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性服务高度契合了超大城市危机治理对政府管理公共性、责任性,协同和整合的需要,是对碎片化危机治理体制的一个有力回应。文章梳理了突发事件治理和整体性治理的国内外文献,试图通过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解剖中国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各种碎片化问题。研究发现,现行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在治理理念上,预防意识不强,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观念淡薄;在治理主体上,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不足,政府一元化治理色彩突出;在治理信息上,信息危机放大危机事件的社会风险;在治理机制上,政府部门职责不清,协调沟通不畅。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和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碎片化的现实出发,文章提出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必须进行整体性改革和创新,从培育危机文化,强化危机预防和政府公共责任意识;完善社会资本,加强社会参与;建立统一的治理信息中心及推进组织结构调整与改革等方面构建突发环境事件整体性治理模式。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路径分析

日益严峻的农村环境污染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新重点和难点.农村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污染面广两散的特点,政府的大量投入相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实在有限,需要反思当前以完全信息为基本假设、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农村自主治理组织具有信息的直接性和充分性以及自发秩序的有效性等方面的优势,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研究成为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新方向.本文以自主治理理论为基础,立足于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现状,构建了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路径和框架:研究自主治理的基本条件和博弈均衡结构,对应分析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假设条件、博弈关系和政策供给;将自主治理的经济分析和治理结构相结合,在典型调研和面上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运行的关键因素、治理层次,以及典型模式,提出可供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借鉴的框架体系;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环境的自主治理提出建议,并对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从文化的视角思考环境问题

就环境论环境，对于认识环境问题有启蒙意义，但也容易产生片面性。环境问题需要在它的同一级的层次，即“人－自然”系统的层次来思考。从“文化”的视角思考，我们认为要解决如下理论问题：关于拯救人类与拯救地球；关于人类生存与自然界生存；关于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发展是多价值管理。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中国政府公共支出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

在"节能减排"呼声日益高涨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碳排放行业的环境公共支出力度。本文根据1998-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政府支出和碳排放的双向作用机制,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联立方程模型中引入政府公共支出变量,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既具有负向的直接作用,能够发挥减排效应,又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发挥间接作用,间接效应的强弱和方向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在均值收入水平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中正向的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使得总效应为正,不具有减排效应。此外,我们计算得出CO2倒N型曲线的转折点为720元和271 445元,到2011年我国所有省份都处于CO2倒N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人均收入提高会直接增加碳排放,并且离跨越转折高点还有较远距离。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均物质资本、经济开放度和产业结构都对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会加剧地区的碳排放污染;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下会增加人们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从而减缓碳排放进程。因此,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亟待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支出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权力重构、社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

当下中国的环境抗议呈现一系列"中国特色",表现在:当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形成以市场攫取为主要根源时,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以市场为主要对象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以国家为主要对象;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表现为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独立表达诉求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表现为向政府呼吁环境诉求;当其他地区表现为以积极主动的进取型抗议进行环境问题协调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多作为消极的回应型抗议。环境抗议的特色与环境问题的形成逻辑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结构中,市场强势、权力错位与社会弱势。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失衡,最终导致了系统性的环境危机。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系统平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推动社会的生产。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公民社会的设想难以实现,而从生态政治学出发,吸收卡尔·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思想,借助国家权力系统的重构,反过来规制国家权力的谋利取向与自律性市场的逐利本性并最终打造能动社会成为可供借鉴的思路。能动社会的发育以国家系统为依托,统合多元主体的利益,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并最终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系统平衡。经由能动社会推动社会生产并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思路,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