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民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初始行为响应——以江西山江湖和青海三江源为例

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江西山江湖4县(市)的508户农民和青海三江源玛多县151户牧民进行住户访谈,使用生态时限法和EXCEL统计方法理解他们对初始参与生态建设工程的响应差异。结果表明:①山江湖农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直接行为体现为投工投劳参与完成政府主导的山场造林,而三江源牧民的初始直接参与则体现为以少畜或无畜牧户为主的生态移民。对农牧民被动参与生态建设的调整上,山江湖仅需要进行产权明确,让农户自行参与和收益,而三江源的牧民行为调整并不仅仅是提高安置补偿费用和年限的问题,而更多地要考虑牧民宗教习俗的变迁;②山江湖农户的间接参与是在外来力量胁迫或冲击下自身利益最大化和产生有助于山场恢复的响应,主要受制于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提升、养殖风险增大等的驱动,而不是农户的自觉行为,而三江源牧民的间接参与主要是在政府引导下传统牧业行为发生变迁的结果,"禁牧-围栏-减畜"是适宜于草场压力减轻和不完全改变传统牧业行为的牧民间接参与的首选响应;③山江湖农民转产具有较大的主动性,是农民综合权衡农业和非农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转产后的生态效应展现出山场压力的长效减轻,反弹风险降低,而三江源牧民转产则显示出很大的被动性,是政府和牧民在对"清贫富饶"博弈后,由政府主导为牧民提供培训、就业、教育等机会和优惠政策下牧民被动参与的结果。转产后草场生态好转的反弹风险较大。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为集中型生态重建和减压型生态恢复的生态建设工程中农牧民参与提供更为有效的数据和思路支撑。     

民族地区清洁能源扶贫实践与反思

采用重点访谈与田野调查方法对民族地区清洁能源扶贫效应与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在民族地区已得到运用与推广,但因教育与培训缺失、贫困与守旧习俗承袭、文化自闭与劳力外流、政府包办与市场回避等问题存在,扶贫效应有限。构建民族生态观与扶贫理念趋同的价值观、形成政府主导与市场参与的机制、强化清洁能源教育与应用培训等举措有助于民族地区清洁能源扶贫问题的解决。     

生态建设中激励问题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是以过度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问题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构建.生态建设已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当前由于政府主导型生态建设出现众多问题,诸如生态环境脆弱、压力大,法律法规不完善,生态建设资金投入少、投入渠道单一,生态治理工程效益有待继续提高等等.因此,倡导企业、农民、专家、投资者和志愿组织、社会团体等积极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并建立激励机制对各参与者实施相应的激励措施,使他们充分发挥能动性,更快、更好的进行生态建设.     

博弈视角下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公众参与

居民利益关系协调及公众参与程度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施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公平视角构建基于成本收益的生态保护红线周边居民间的利益博弈模型,分析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困境及解决对策。博弈分析显示,居民是否愿意参与生态红线的保护主要与其保护行为获得的生态收益、政府对保护行为的补贴及对破坏行为的处罚力度等因素有关,因此设立完整的奖惩机制、出台规章制度约束居民参与行为、加大对生态保护红线科普宣传以提高意识,成为推动公众参与生态红线保护的主要路径。     

生态补偿与生态购买

当为生态建设提供资金和动力的生态补偿,与解决生态建设成果(生态产品)出路和销路的生态购买相结合后,生态建设成为成本低,收益高,利润稳定,风险小的经济活动和脱贫致富的手段。生态购买与生态补偿结合,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双方素质和功能大为改善。     

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思考

长江经济带具有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生态资源存量优势,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更具规模效应、示范效应和可持续性。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对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时期,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统筹谋划,夯实绿色发展基底,提升绿色发展质效;因地制宜,通过生态农业、生态文旅等产业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渠道;明晰产权,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促进生态产品可量化;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主体作用,提升绿色金融支撑能力,破解生态产品难变现、难抵押、难交易等难题。     

农牧民响应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外部不经济性——以江西山江湖和青海三江源为例

选择两大典型的生态建设工程,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农牧民认知的角度,旨在查明可能诱发的外部不经济性,结果表明:①山江湖区农户参与行为的直接外部不经济性易于调整,而三江源区的则很难受控调节;②山江湖区农户参与行为的潜在外部性主要受外出转产参与或就地寻找新生计来源渠道所驱动,而三江源区虽然牧民畜群结构、成年母畜比例等也受草地退化的胁迫,但它们与草地退化间的关系内生性较强;③山江湖区农户对管理行为介入所诱发的大概率外部不经济性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且能科学定性评价,而三江源区牧民转产所导致的大概率外部不经济性则很可能促使移民选择返牧;④山江湖区农户参与行为调整带来的小概率外部不经济性体现为气候变化的驱动,具有不可抗拒性,而三江源区牧民行为调整所诱发的小概率外部不经济性则受外部经济或产业引进的影响,有一定的可调控性。研究有助于弄清两大生态建设工程中农牧民参与行为所诱发外部不经济性的可比性及适应性行为调整的可借鉴性。     

生态合作中监管机制与地方政府演化博弈分析

随着生态矛盾不断突出,各地政府将实现生态治理合作共赢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如何在治理生态合作的过程中使得参与博弈各方的利益冲突达到合理稳定是决定生态合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以往关于生态合作的演化博弈研究更多的侧重于探讨跨区域生态合作中各地方政府间的演化博弈,忽略了国家建立的监管机制在生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该文构建监管机制和地方政府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进行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利用模型得到各种策略选择下监管机制和地方政府的期望收益,再通过复制动态方程,计算出各自的演化稳定策略。研究表明:监管机制提供适当的财政补贴对于促进生态合作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参与生态合作得到的直接收益是地方政府是否参与生态合作的关键因素;国家应该着力规划合理生态合作机制,使各地方政府参与生态合作的同时获得生态合作产业发展带来的额外效益;通过引进高新技术,对新技术产业加以扶持和政策优惠,降低当地政府创新企业技术的成本,使生态合作可以高效运转,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于江苏盐城市文明生态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根据江苏盐城市生态环境现状,运用生态学原理,分析了文明生态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设对策:对行政村的生态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全民发动,全民参与;重抓生态经济;注重实效,让广大农民得到实惠。     

生态建设和生态恢复重在综合管理

本文结合当前西部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外，提出了必须建立生态建设的综合管理部门、建立生态恢复和治理基金以及实施生态综合治理的办法，把依靠生态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结合起来，实施“林、退、还、建、改”等具体措施。同时阐明：在水土条件差的地方必须尊重“先草后灌再乔”的规律，强调了“淤地坝”对生态恢复的重要性。     

征地前后农民感知变化与征地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以武汉市江夏区被征农户为例

论文在感知价值的框架下讨论了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维度的变化,构建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维度变化的测度因子与评估指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变化与征地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衡量。结果显示:①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变化包括农民经济状况变化、 农田资金投入变化、 农村公共基础服务变化、 农村公共社会服务变化与农田景观环境变化5个测量维度;②土地征收后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 农田资金投入、 农村公共基础服务、 农田景观环境等变化感知对被征地农民的征地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农村公共社会服务变化感知对于农民的征地意愿影响不显著;③感知变化维度上,土地征收前后农田资金投入变化是影响农民征地意愿的主导因素,其次分别为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变化、 农村公共基础服务变化和农田景观环境变化。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维度的变化很明确地影响到农民的征地意愿,把握两者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征地补偿和安置政策、 引导失地农民适应身份转型,为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西南岩溶山区土地利用的基底效应研究

西南岩溶山区的水文地质-地貌基底,塑造独特的驱动土地利用格局演变的流水-斑块自然营力,如水土资源组合、小生境结构形成、化学元素富集、特定作物指示等,控制着人们如何才能重建该区健康生态-经济范型的根本过程,以获得清晰的基底环境与土地利用间效应与响应的科学认识。为更好做好岩溶山区生态完整性的恢复与人们福祉的提高,本区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为：①认识基底环境与土地利用间的相互关系,重建重要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格局,开展合适土地利用实践的选择为适宜性手段,重建岩溶景观生态完整性;②理解基底环境内的长时间序列的土地利用过程,分析它们的不同健康程度,整体认识岩溶景观格局的形成与演化,为合适生态-经济范型的厘定提供科学依据和成功途径;③理解认识基底选择合适的利用行为与违背基底受到惩罚这一规律,构建西南岩溶山区水-土资源脆弱性成因的解释框架,找出未来该区土地利用与基底环境间的效应互馈关系。     

南方丘陵山地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是保障乡村生态安全、环境健康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户作为乡村地域生态系统与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关联主体,其生产生活以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与感知变化对维护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影响。以南方丘陵山地重点生态功能区——湖南省慈利县6个不同发展类型的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农户访谈与入户调查,探究了2008—2018年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感知变化,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多样化感知指数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两者协同发展的建议策略。结果表明：（1）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变化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感知均呈现差异性,农业生产主导区感知强于生态保护核心区和生态经济发展区;（2）农户对林地、农田、园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感知以及属性感知依次减弱;（3）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个体特征等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属性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以期为维护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农户福祉推进生态服务提升及乡村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三峡库区生态建设产业化实践与启示——以重庆市忠县柑橘产业发展为例

生态建设产业化是推进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多年来,三峡库区在生态经济兼用林产业的引领下,逐步走出了一条生态建设与农民增收有机结合、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改革角度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从国土空间治理角度看是做实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和维护其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首要地位。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诠释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们邀请了七位来自生态文明和国家公园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就自然保护地的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人地关系、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共生转换机制、自然保护地的治理体系和中国治理体系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保护地的日常管理与监督、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补偿和特许经营等。主要结论有：（1）只有生态文明体制才能真正使各地地方政府处理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发展关系,而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整体进展最快、制度改革最系统的领域。（2）要实现“最严格的保护”,在关注自然保护地“地”的同时,强调在“因地制宜”“恋地主义原真性”等视角下考虑“人”（尤其本地居民）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参与方式。（3）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冲突的制度成因主要源自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冲突。解决冲突、实现人与自然共生,需要优化治理体系尤其是调整各级政府的责权利...     

土地沙化区农民特征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的关系分析——基于环境公平视角

论文根据对甘肃省土地沙化区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基于环境公平的视角探讨土地沙化区农民特征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的关系。从个体特征上讲,受访者性别和婚姻状况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经济特征上讲,农民所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经营收入的损失上,且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与其家庭年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趋势;从生态环境特征上讲,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有利于降低农民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通过分析认为农民所承受的环境灾害风险的不公平一定程度上是农民在社会经济领域所受到的不公平的体现,农民对环境不公平的感知在家庭年总收入10万元左右时最明显,环境不公平主要体现在环境灾害风险对土地经营收入的影响上。农民对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认知与对环境公平的感知具有一致性。     

环境治理中寻租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环境问题不容忽视,环境治理刻不容缓,治理中的寻租行为浪费了经济资源,加重了环境负担,影响了环境治理。寻租的原因在于环境治理是政府主导下的污染控制,并且政府权力行使中存在不规范,使得寻租收益远大于其成本。只有市场机制、政府管制和公众参与三者的有机合作,才能更好的治理寻租。     

中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生态环境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利用转移矩阵对中国“生产—生活—生态”结构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引入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贡献率分析中国1990—2018年“三生空间”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对中国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生产、生活空间增加,生态空间减少,总体呈现“入不敷出”的态势。（2）中国1990—2018年生态环境质量的高值区以中国的南部和东北部为主,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部;其他生态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对草地和林地生态空间的挤占是导致研究期内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原因。（3）坡度、年平均降水量、土地利用强度、海拔、地形起伏度、人口密度和年平均气温等是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各因素作用效应的空间差异明显。未来中国的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应考虑“三生空间”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主导影响因素,促进“三生空间”用地结构的合理分布,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农户对非木质林产品经营模式的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山核桃作为一种非木质林产品,其经营模式选择对山核桃产业可持续发展举足轻重。论文以浙江省临安市和淳安县为案例,基于山核桃经营模式与可能影响因素分析,根据121户农户调查和9组参与式小组访谈信息,就农户对经营模式选择意愿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并利用Logit模型定量分析影响经营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户主的年龄和教育年限分别在5%和1%水平上对"是否愿意改变现有山核桃经营模式"有显著影响;而户主的年龄和性别、地域变量在5%水平上对"是否愿意采用山核桃生态化经营模式"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议:①因地制宜、分步推进生态化经营模式;②非木质林产品的生态化经营需要政府、科技人员和农民的多方参与;③生态化经营具体模式设计应综合考虑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昆明市“十三五”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思路探讨

“十三五”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在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迈入新常态的同时,环境保护将面临诸多挑战和重大机遇。文章梳理了昆明市的环境保护形势,提出了昆明市“十三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构想。在“十三五”期间,要积极努力将昆明市环境保护的改善和提供民生环境福祉作为核心目标,重点围绕大气、水、生态、环境风险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设计战略任务,并建立夯实法律基础,突出经济引导相融合的环境管理新模式,开创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