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自然保护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写在专辑刊发之后的话

<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刻体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居于首要地位,     

资讯

<正>Voice声音"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这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措。"—8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开幕时指出     

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及关键议题

国家公园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根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实现途径。但中国国家公园大都位于相对偏远且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面临着严峻的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冲突，塑建可持续生计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理论命题与时代任务。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在简要分析国内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主题变化轨迹的基础上，从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性、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及国家公园居民的替代生计选择等热点问题出发，系统梳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并针对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新要求，构建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提出新时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应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重点关注国家公园生计可持续性动态监测与评估、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的关联关系与关联机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及实现机制等关键议题。     

中国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模式特征及管理分类——基于社会资本理论

社区既是国家公园管理的主要相关者,也是保护和利用的主要参与者。对中国国家公园来说,由原住民和其居住环境共同形成的社区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公园的生态要素,理论上应该形成"山水林田湖草人"生命共同体。但国家公园的"人、地"约束和"钱、权"制度缺失或不配套对社区成为共同体造成了障碍,只有形成符合国情的社区共管模式,才可能形成共抓大保护的生命共同体。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特征将社区划分为三类,并制定差别化管理模式和政策引导,这样才可能使社区成为国家公园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成为生命共同体。     

从生物群落到生态系统综合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理论演变

自然保护事业已经进入人与自然和谐的综合保护阶段,突破传统生物群落保护的要素式思维,从生态特征、生态系统健康和自组织能力等视角系统实施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已基本成为共识。中国经历了长期部门化割裂管理,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过程中开始由分散走向统一,要求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共同体进行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基于集合种群等空间生态学理论,提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不仅意味着内部自然空间的完整,更需着眼国家生态安全的大局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战略布局。国家公园只有成为生态地理区的节点并辐射周边区域,有效平衡行政区域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完整生态系统的长效保护。目前,国内既有研究在指导全域布局和平衡人地关系方面仍考虑不足,试点过程中还存在管理型技术方法欠缺、空间边界受限于行政边界、未能从全局着眼构建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网络、未充分考虑差异化的人地关系等问题。未来需要着眼大局,有效平衡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的关系、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国家公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长效保护。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改革角度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从国土空间治理角度看是做实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和维护其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首要地位。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诠释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们邀请了七位来自生态文明和国家公园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就自然保护地的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人地关系、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共生转换机制、自然保护地的治理体系和中国治理体系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保护地的日常管理与监督、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补偿和特许经营等。主要结论有：（1）只有生态文明体制才能真正使各地地方政府处理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发展关系,而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整体进展最快、制度改革最系统的领域。（2）要实现“最严格的保护”,在关注自然保护地“地”的同时,强调在“因地制宜”“恋地主义原真性”等视角下考虑“人”（尤其本地居民）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参与方式。（3）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冲突的制度成因主要源自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冲突。解决冲突、实现人与自然共生,需要优化治理体系尤其是调整各级政府的责权利...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特殊性及绿色发展思路——以长岛国家公园为例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建设是国家公园体制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但这类国家公园内外界线难分、保护对象具有移动性和不可见性，管理困难且成本高，涉及有人居住较大规模海岛的海洋类型国家公园还具有内外空间互联、资源互补、生态互通的特征，其空间是“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兼具的，这样的区域只靠严防死守是难以管理好的，“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出路。作为全国目前条件最好的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创建区，长岛既是海洋类型国家公园在保护与发展上特殊性的代表，也具有把握特殊性实现绿色发展的优势。在分析长岛国家公园产业发展现状、转型升级发展难点并总结其推动绿色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基于海洋类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特殊性提出了海洋类型国家公园的绿色发展思路和长岛国家公园的具体措施。     

青年参与绿色现代化实现的三重逻辑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刍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佛山建设的三个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论述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科学指引，为应对生态环境质量与产业持续兴旺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从定位、原则、方向、内容和方式五个方面学习和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佛山市形成了“破解土地制约瓶颈”“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产业升级”“构建绿色发展格局，筑牢生态屏障”等实践路径。对于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意义。     

秦岭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

生态补偿是通过经济手段促进生态保护与受益地区利益共享的制度设计,是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秦岭是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补偿作为协调秦岭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该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对实现秦岭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秦岭生态补偿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包括秦岭在区域调水、森林生态效益、生物多样性保护、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生态补偿研究,以及秦岭生态补偿相关政策法规制定、南水北调、退耕还林（草）以及生态移民搬迁等具体生态保护工程补偿实践,并从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公众参与、补偿方式几个角度探讨了秦岭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秦岭生态补偿研究的建议与对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党和国家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深入认识后提出的现代化国家建设新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坚持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准确把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点任务,以连接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与自然要素的生态产品为切入点,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降低发展的环境负荷,构建“两山”转化机制,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是现代化背景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     

法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动因、经验及启示

美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在如何处理上下左右里外的关系、如何实现跨行政区的整合、如何通过绿色发展形成保护的合力等方面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缺少借鉴价值。与我国政治体制相似、而最初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与美国相似的法国国家公园,在现实中遇到诸多问题后于2006年开始改革,十年改革基本功成,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其与中国问题相关的经验可总结为三方面:一是形成利益共同体才可能形成生态共同体,没有绿色发展就没有国家公园;二是上下左右里外结合的治理结构才可能兼顾各方需求,才可能形成保护的合力、创造周边有利保护的大环境;三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需要技术路线和完整体系。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若借鉴其空间上的加盟区、体制上的多方治理模式和绿色发展上的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等,有望针对性地解决上述操作层面的实际问题。     

英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家公园的建设对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缺乏成熟的管理经验。而英国国家公园建设起步早,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管理制度。梳理并探析其先进经验,能为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与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统筹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

作为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创新工作模式，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国家重视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要围绕“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总体目标要求，统筹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提升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加大生态监测评估和执法考核，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认知、路径及制度体系保障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新认知,是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建立一个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研究范式为目的,系统剖析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论与应用在基础探索、快速发展和多元繁荣三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与特征;再次审视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内涵、阐明了概念新认知、基本特征、人与生命共同体关系;最后提出面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问题—目标—时空策略—目的”的实施路径,及构建以自然资源监测监管体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体系、法律法规体系等为主的制度体系,进而提升其科学性和实用性,为构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决策支撑。     

筑长江保护法治基础 树生态文明建设新篇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长江保护法》,从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绿色发展、保障与监督等各方面形成长江大保护硬约束机制,为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升华和实践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丰富完善,社会主义文明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期到"三位一体"持续发展期、"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期再到"五位一体"和谐共生期的系统化发展历程。在统筹兼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升华和实践进展。在整个推进中,我国不仅从"历史-理论-现实"三重维度上实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方位把握,而且推进了人与自然关系进化为文明的序列和范畴,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正>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目前,中国环境标志制度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是中国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     

新时代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思考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蕴藏着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生态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坚定不移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