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非点源污染分区分级

从非点源污染产生和迁移的水文过程机理出发,结合中国<水资源分区>和<中国水文区划>,提出了全国非点源污染分区分级体系;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数据库支持下,基于非点源污染负荷产生和迁移的规律分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非点源污染分区分级,进而初步绘制全国非点源分区分级图,确定了全国非点源污染负荷估算模型的空间框架.全国非点源污染分区分级体系包括5级,非点源污染一级区为中国主要十大流域;主干河流自然流域分区作为非点源污染的二级区,共80个;在二级区基础上,依据非点源污染产生的水文气候特征,划分三级区共214个;在三级分区内,以影响非点源污染产生、迁移和转化的产汇流条件、社会经济结构、地形条件等为指标,划分非点源污染的四级分区322个;五级分区以非点源污染类型为标准进行划分.     

一个基于土地利用详查的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区划新方案

文章简要总结了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分区工作,进而提出了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区划的原则、依据和指标体系,确立了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区划体系与分级。在此基础上,基于《全国土地利用详查》的分县汇总数据,以分县为单元,把自上而下的定性分析和自下而上的定量归并两种区划途径相结合,在县域土地利用结构类型聚类分析的基础上,承继前人的相关工作,提出了一个由12个土地利用区和67个土地利用亚区构成的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区划新方案,编制完成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分区图。该方案首次划分出了东南沿海区和藏东南-横断山区两个土地利用区,与以往的方案相比有所创新和发展;土地利用亚区的划分则强调国土开发的重点地区和土地严重退化或生态脆弱地区,从而更具实用性。     

基于水生态系统结构特征的滇池流域水生态功能三级分区

水生态功能分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国流域的"分区、分类、分级、分期"管理的精细管理理念,而水生态系统结构是水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基础,也是区分不同区域生境特征与功能差异的重要指标.因此,为了实现更精细化的湖泊流域管理,在滇池流域完成水生态功能二级分区基础上,基于水生态系统结构特征进一步对滇池流域进行三级区划,进而反映流域水生态功能的空间异质性.以反映水生态系统结构的物理、化学与生物特征为依据,分别构建了滇池流域陆域与湖体的三级分区指标体系;通过对三级分区单元指标综合值进行聚类分级,最终将滇池流域的水生态功能三级分区划分为20个陆域区和4个湖体区,并利用底栖与藻类的生物数据对分区进行合理性评价.最后基于生态服务功能理论,结合滇池流域自身特点与管理需求,将滇池流域三级分区定义为不同的水生态功能类型.通过对滇池流域水生态功能三级分区的划分以及主体功能的确定,不仅为滇池流域水生态健康管理构建了空间管理单元,而且为湖泊水生态功能分区的研究提供了案例.     

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研究框架

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决定着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综合效益。旅游资源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关系日益密切,树立新旅游资源观是对区域发展实践的再认识和再实践,能够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新的课题。梳理与总结传统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研究成果的发展脉络,研究发现：（1）旅游资源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向日益多元,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完善理论”的良性互动局面。（2）新旅游资源观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价值观念变革、旅游需求提升、人均收入提高等背景下,人们对不同来源、不同结构、不同层次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配置、重组和优化的动态过程,表现为人们的思维认知对旅游资源性状改变的一种能动响应。新旅游资源观是对传统旅游资源观的根本突破,呈现出新旅游资源价值观、新旅游资源利用观、新旅游资源发展观、新旅游资源效益观和新旅游资源空间观等特征。（3）从旅游资源价值转化、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旅游资源区域效益、旅游资源空间重构等方面构建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的“五维一体”的旅游资源研究内容体系,强化旅游资源的跨区域聚合、竞合与融合,揭示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相互作用机理。（4）面对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课题,多学科交叉融合与新方法引进是开展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性、动态性、区域性和系统性研究的必然趋势。     

1997—2013年中国绿色GDP核算及时空格局研究

论文基于资源环境视角,通过构建绿色GDP核算体系对1997—2013年中国及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绿色GDP进行核算,并进一步通过人均绿色GDP及绿色GDP指数揭示地区绿色发展现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在1997—2013年间绿色GDP指数为78.99~87.06,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依赖度较高。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资源节约效果显著,环境污染管治仍需加强。2）区域差异上,人均绿色GDP与绿色GDP指数均呈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格局,即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其资源环境依赖性也较低。3）将全国进行绿色发展分区后,处于健康区的省市有10个,潜力区5个,高危区10个,警戒区6个。绿色发展健康区主要覆盖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内陆省市为绿色发展高危区的主要覆盖区。     

湖南省永兴县生态旅游现状与可持续发展

通过调查和评价永兴县旅游资源的分布和种类,探索永兴县生态旅游的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方案。实践证明,永兴县生态旅游重点是打造便江画廊生态旅游区、板梁一悦来乡村旅游区和中国银都旅游区等品牌产品,积极推广“千年银都和一江丹霞”的旅游形象,加强生态旅游资源的管理,优化旅游产品和产业结构,全面提升旅游竞争力,有利于促进旅游业在永兴县的发展,有利于把永兴建设成为具有区域影响意义的省级精品旅游目的地。     

基于GIS的重庆市旅游资源评价、分析与规划研究

运用层次分析法定量地对重庆市主要自然和人文景区(点)的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借助GIS技术,对旅游资源的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和GIS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的旅游资源结构中,自然资源起着基础作用,人文、社会景观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空间分布上,重庆市旅游资源呈现“带状”、“圈状”的分布特征,地域空间分布不平衡。最后,在GIS技术支持下,对重庆市旅游资源进行了概念规划,得到4个结构区,并提出每个规划区发展的整体思路和方向。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辽宁省滨海旅游资源分区及评价研究

根据辽宁省滨海旅游资源的背景条件，按照旅游资源区划的原则，将辽宁省滨海旅游资源划分为辽南，辽东，辽河三角洲和辽西4个旅游资源区，8个旅游资源亚区和20个旅游资源小区。并在此基础上选取景观价值特征，环境氛围和开发条件作为评价因子，运用数学模型和综合评分的方式对于上述各区进行定量分析，确定其开发价值。     

南极旅游资源分类及空间分布特征

南极地区以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近年来赴南极旅游的游客人数快速增长。但国内外对南极旅游资源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对其分类和评价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对南极旅游资源的分类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对我国南极旅游业发展提出建议,以期为南极旅游资源的评价、开发与保护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南极地区已开展实质性旅游活动的主要旅游资源单体共558个,按属性可分为8个主类、18个亚类和30个基本类型,自然资源类型丰富,水域景观占比较大;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在南极半岛西北部格雷厄姆地沿海及附近岛屿、罗斯海周边岛屿及大陆形成了两个高密度集聚区;气候环境条件和旅游资源的可达性是影响该地区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与我国相关的南极旅游资源较少,中国在南极旅游开发中的参与度和成熟度也相对较低,未来应尽快摸清南极旅游资源状况,加强南极旅游影响研究,推动我国南极旅游发展。     

基于资源比较优势的森林公园旅游增长方式合理性研究

利用Cobb-Douglas函数对各省森林公园旅游增长方式进行判别,结合“资源比较优势”和“资源利用合理度”,重点分析旅游资源在森林公园旅游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利用水平。研究发现：中国森林公园在旅游增长过程中,不仅存在资本投入过剩现象,也存在旅游资源利用不合理的现象,并且由于资本投入过剩直接导致部分省份的旅游资源处于不合理利用状态,表现为旅游资源“利用过度”和“利用不足”;全国有19个省份的旅游资源利用状态处于不合理状态,其中8个处于过度开发状态,以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为主;11个处于利用不足状态,以西南和西北各省为主。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和旅游资源利用合理度会因各省资本投入的不同而出现不完全匹配的发展局面。     

基于产业投资视角的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与形成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不均衡的外在表现。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投资不断增长,正加速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在对比认识浙晋乡村旅游发展差异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乡村旅游投资系统作用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的深层机理。结果发现：（1）以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为表征的浙晋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市场成熟度差异显著。（2）在乡村旅游投资“自然—产业—社会”环境中,产业基础环境对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贡献最突出,是区域差异形成的核心要素,自然生态环境是基础,社会文化环境则发挥积极促进作用。（3）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不同乡村旅游投资环境引起区域乡村旅游投资收益预期和回报水平与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及模式差异的结果。基于此,提出新时代乡村旅游投资IE-maps模式,以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休闲旅游是旅游消费的发展趋势,休闲旅游资源是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载体与基础。以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为基础,运用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Ripley's K函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整体呈现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的分布模式,康娱类、文化类、专项类以及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分别表现出以传统商圈、文化中心、绿地公园以及自然景点为依托的布局特征。（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特征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康娱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大,专项类和文化类特征空间尺度次之,自然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小。（3）距市中心距离、游客密度、街道活力、居民密度、资源禀赋、道路密度等是影响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在影响因素中,距市中心距离、游客与当地居民密度是主导因素;资源禀赋、街道活力是驱动因素;道路密度、距主干道距离与区域经济是诱发因素;政府行为、重大事件是调节因素,四个维度共同作用,形成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与旅游经济互动响应

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重心模型等方法勾勒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轨迹,借助VAR模型探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间的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效率阶段,呈动态上升趋势,且表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空间分布格局;旅游生态效率形成“低低集聚、高高集聚”式的“俱乐部收敛”型“双峰”格局,向西北方向移动趋势明显;东部和中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脉冲响应最终趋于平稳,西部地区响应程度偏弱;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生态效率的贡献率随时间发展趋于升高,旅游生态效率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随时间发展逐步降低。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及其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临着的现实需求和复杂问题,迫切要求开展相应的系统性研究工作。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内154处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基于“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使用GIS、Gephi等研究方法,对其网络关注度和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普遍偏低、差异明显,5A级景区和重要人物是最受网络用户关注的资源类型;（2）旅游流网络结构松散、小世界效应显著,在湖南、贵州、陕西省内分别形成了“△”“网状”“双核”结构模式;（3）网络关注度与旅游流网络具有关联性和差异性,据此识别了湘中、黔川、陕北等重点红色旅游区,以及川陕、闽赣等红色旅游发展潜力区。基于以上分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以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基础,实施分类施策、分段开发、扬长补短的发展策略。围绕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四种不同类型资源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并结合不同区域的发展情况分别采取“节点”“斑块”“廊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泛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绩效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旅游绩效是综合衡量城市旅游业生产活动过程和效果的重要手段。论文基于旅游发展规模和质量视角,利用旅游业绩指数和Bootstrap-DEA测算泛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绩效,并采用空间变差函数和SDM探讨城市旅游绩效的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区域城市旅游业绩和效率呈现相异的空间格局,城市旅游业绩高值区分布于上海、杭州和南京等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地区,低值区多位于皖北和苏北地区;城市旅游效率高值区逐渐呈现“皖北—苏南—上海—皖南—浙东”的“Z”字形分布,低值区不断向苏中、苏北和皖中地区集聚。2）区域城市旅游业绩和效率格局的演变过程存在明显差异,城市旅游业绩格局发生变异的随机成分不断降低,而旅游效率格局的结构化变异逐渐增大;城市旅游业绩的空间差异在不断缩小,各方向上的差异较为稳定,而旅游效率格局的空间差异先减小后增大,各方向上的差异切换频繁。3）区域城市旅游绩效的格局演变与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交通条件、信息技术、市场化和城市化等多种因素有关,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强度的差异引致区域城市旅游业绩和效率格局呈现不同的演变轨迹。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借助“百度指数”,获取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结合区域差异分析法、景区偏好系数分析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从时序上看,2011—2019年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持续上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呈“M”型变化形态。（2）从区域上看,东—中—西部具有明显的梯度递减特征,区域差异呈东—西—中部依次递减态势,空间结构比较均衡,东部地区多位于热点区,中部地区多处于一般区,西部地区则属于冷点区,各省（市、自治区）存在一定季节性差异。（3）景区角度方面,景区的月际变化分为单峰型、双峰型和多峰型三种,单峰型季节差异显著,双峰型和多峰型的季节差异较小,景区偏好类型呈“金字塔”结构,具有“多中心”分布特征,整体格局相对稳定。（4）影响因素方面,客源地网络发展水平的贡献>人口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而旅游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不显著,目的地的星级酒店数量、旅游化水平、市外交通可达性是重要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空气质量、旅行社及公共管理能力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影响力较小。     

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

概述了旅游资源开发项目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的有利与有害的影响,简述了旅游资源开发项目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要点与主要内容,并论证了它在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具体功能和作用,为旅游资源开发的环境可行性、旅游规划的优化制定及旅游业环境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