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设想

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低层次的措施和基本手段,是一项针对贫困现象而设计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社会救助制度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拉起了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 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是克服贫困。贫困现象基本上可以分为4种类型:遭受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因个人生理原因或能力问题造成的贫困;因地理条件差,交通、信息落后     

民族地区的人文贫困与文化教育

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贫困人口的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人文贫困。人文贫困包括人均收入、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社会环境等指标。造成民族地区人文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 ,深层次原因是文化教育落后。消除民族地区人文贫困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发展文化教育     

论民族教育援助机制

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教育基础较差，起点低，工作难度大。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需要民族地区克服困难，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外，还需要国家和发达地区在教育方面的大力支援和帮助。这就要求建立有效的教育援助机制，以保障教育援助的有效进行，从而促进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欠发达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精神脱贫问题

精神贫困是指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 ,某一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思想、道德素质 ,文化知识水平及能力 ,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风俗习惯 ,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以至影响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和精神生活需求满足的生存状态 ,是一个意旨人的追求、信念的价值理性范畴。精神贫困现象普遍存在于广大欠发达地区的人群中 ,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 :文化教育的贫困和发展能力的缺乏 ,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 ;观念的陈旧落后导致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传统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影响贫困地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程。因此 ,通过文化建设 ,消除精神贫困 ,是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必须首先给予重视和解决的紧迫问题     

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及健康状况演变趋势

健康的劳动人口是提升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提升将有效缓解老龄化难题，帮助我国实现从“人口红利”到“健康红利”的转变。分析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变趋势发现，我国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整体较好，健康优良比例达87%；年龄、受教育程度、锻炼次数、家庭收入、户籍等因素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且在23岁左右达到峰值；但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区域及城乡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化趋势呈现差异性，男性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尤其是40岁之后的健康优势更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明显好于其他群体，高中阶段教育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好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优于农村。     

论教育与贫困的负相关性

一国或一地区教育水平的高低与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程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所以 ,反贫困必须以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为根本。通过扩大教育投入 ,特别是确保贫困地区 9年制基础教育的普及 ;通过建立教育援助制度 ,为低收入者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竞争机会等 ,才可能最终消除城乡贫困、区域贫困以及社会阶层贫困 ,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富裕     

社会思维方式与民族智力开发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劳动正在从体力劳动为主向脑力劳动为主过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科学文化落后,而且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也有研究必要。如果要使我国在短期内赶上或超过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仅靠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整一个民族的科学和文化素养,使整个民族的智力水平与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所以笔者认为,提高民族智力水平的关键,则是改变我国人民的某些不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尽快开发我国人民中蕴藏着的巨大的聪明才智。     

关于贵州省边远民族地区贫困现象的文化思考

解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民族地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同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贫困仍然是突出的问题,特别是省内边远的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更为严重。 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即贫困不仅表现为低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物质消费以及简陋的居住条件等,从更深的层次看,它也表现为贫困的知识、贫困的思想、贫困的价值观等文化现象。本文以此为立足点,对我省边远民族地区的贫困现象作粗浅的论析,并试图从中找到脱贫的有效措施和对策。     

巩固和发展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证分析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落后已经是政界、学界、民众的基本共识。新型农村合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明显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合显现的特点为:低保障、低预防、低水平医疗服务、低发展水平、"四低"特征。应尽快科学解决"低保障"问题,尽快改善"低预防"状况,提高"低医疗服务水平",根本上解决"低发展水平",这样,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新农合状况才会有所改善。     

关于香港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论述香港贫困问题中关于贫困标准、贫困状况与贫困原因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如下观点：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导致香港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     

企业异质、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差异——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解释与拓展

随着新贸易理论发展成为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自然发展成为新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解释同质劳动者和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如何影响空间异质的形成与发展,而新新经济地理学则探讨微观异质劳动者、企业异质如何影响总体经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解释了现实中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关系。地区间消费者偏好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发达地区意味着消费者偏好更加多样化,从而导致企业与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与彼此对外市场开放度存在相互依赖。落后地区向外开放市场的意愿程度更弱,但是随着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开放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自动导致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市场开放度也逐渐增加,从而最终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劳动者之间的就业竞争加剧,将相对降低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由于落后地区总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有可能促使劳动者回流,从而棒—棒均衡在现实中存在的可能性很小。     

供需视角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政策

在粮食供给方面,发展中国家主要从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等方面采取相应的促进政策提高粮食的自行生产能力以及调剂余缺的能力。在粮食获取方面,主要通过提高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来提高其获取粮食能力,并加强安全网的建设应对临时冲击。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供给和获取能力的政策与减贫的政策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缓解和消除贫困是确保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加强对农业的支持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最主要途径。     

我国与不同类型国家企业总税率比较与启示

作为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的中高收入国家,我国的企业"总税率"高于以间接税为主和以直接税为主的OECD国家,且不但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企业"总税率"偏高,原因在于"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较高.我国税制结构由以间接税为主向以直接税为主转变,但不应通过增加企业的直接税来实现;要有效降低我国企业的"总税率",必须切实降低企业的"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     

扶贫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优化探究

：我国脱贫攻坚战已近收官，扶贫专项资金落到实处并发挥最大效用，有赖于加强扶贫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而目前扶贫资金绩效审计工作中，多存在重视程度较低、审计技术落后、审计力量薄弱和绩效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加强扶贫资金绩效审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政策体系，以信息化创新审计技术，培训审计人员复合性审计技能，建立健全绩效审计评价体系。     

全球视野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与应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引致资本外流,制造业空心化风险逐步加大.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全球比较表明,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弱化: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被其他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是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劳动报酬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低于需求增速,而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短缺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简单地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企业必须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竞争和差异化竞争.政府应致力于提高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以降低企业成本.     

“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评析

美国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把工业革命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崛起,和中国等亚非国家的持续落后所形成的所谓大分流,归因于所谓文化因素,即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国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企业管理水平,而劳动态度和管理水平则决定了劳动效率,从而决定了各国经济的不同走向和发展水平。他在进行中国和英美比较时使用了1910年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作为证据。事实上,他把机器棉纺织工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已开展100多年的英美作静态比较,并得出文化差异的结论,是不合理的。在191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有明显的提升,提升的原因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工人职业培训的加强、工人自治制度的实施等;但负面的制约因素持续存在,如货币和经济的大幅波动、社会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国民教育水平提升缓慢、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等。这些有待于国家的全面转型。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说明:随着企业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进,劳动效率就会不断提高。文化差异并不妨碍制度改进。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很难成立。     

国际社会福利改革:对中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保护、发展型社会政策等理论的影响下探索出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工作福利和社会养老金三种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路径,这些改革路径中所包含的投资人力资本、重视劳动力市场在减贫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引入社工服务等做法对我国未来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劳动力流动背景下人力资本对三农的反哺

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是:流出高素质劳动力和农村中较为富裕的人口,而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和贫困人口留在农村和农业中,从而形成了农村劳动力数量丰富而人力资本缺乏的现象.农村中存在由人力资本缺乏造成的贫困恶性循环,打破这种循环的路径是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以来,农业的低收入是同其低的人力资本存量相适应的.如果等量人力资本在农村得不到等量收益,投入的人力资本就不会留在农村.因此,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只是解决投入问题,还要解决人力资本的收益问题.只有在增加农业收入的基础上,才能留住和吸引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在农业和农村产生效益.     

论西部贫困文化

西部贫困文化是一个建构在西部贫困区域民众的生活现状和国内外研究贫困文化的学者的大量论述基础之上的并不十分严密的概念。其实质是对西部贫困区域内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解读。在解读和剖析该概念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西部贫困文化不等于落后文化;它是“原始性”和“制度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现状往往表现为“文化失范”;西部贫困文化是可变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必然会溶入文化现代化的潮流。针对这些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在经济扶贫时关注文化扶贫,力争把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构建出适合西部社会发展的“规范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要在西部开发中汲取西部贫困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博采众长,努力与市场经济接轨,避免这一文化走向封闭、淘汰或西化的困境。     

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适格性的反思与否定证成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导致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2017年，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明晰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厘定是解决人工智能其他相关法律问题的“钥匙”。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适格性的厘清与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界定、侵权责任认定、责任能力承担以及惩罚标准的适用等方面都紧密相关。现有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研究主要是以主客体二分法为讨论的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适格性的研究应当回溯至法学理论的本源，从民事主体自身的适格性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方能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