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人发起的一次思想文化运动。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内容及影响 ,指出新启蒙运动之“新”在于其提出了“扬弃”五四的新方针 :(1)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和理性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及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新理性主义 ;(2)提出对文化采取辩证和理性态度 ,以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国际性与民族性的文化综合为建构新文化的方针 ;(3)提出以大众启蒙代替市民启蒙 ,通过新思想新文化的普及而达到民族的自觉和思想的解放。由于国难当头的严峻历史环境 ,新启蒙运动未能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深远的历史影响 ,但仍可谓与五四一脉相承的现代中国启蒙思潮的又一波澜     

制度变迁的三种理路分析及其对我国深化改革的理论价值

关于制度变迁,有三种分析理路。一是演进理性主义的理路,它认为各种制度不是人们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通过人们的交往合作行为的积累逐步演化而成的。二是建构理性主义的理路,它认为各种制度是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三是实践理性主义的理路,它既承认人类社会的演进性,又同时认为具有主体精神的人类总是可能利用历史积累起来的人类实践成果,而不断的超越他们的活动条件,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解这三种制度变迁的分析理路,有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有利于我们既坚持实践理性主义的理路又吸收其它两种理路的思想成果,有利于推进我国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等问题的探讨与解决。     

从交往理性到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重建

哈贝马斯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影响,但不满其乌托邦色彩.他认为交往理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有效工具,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他广泛吸取了精神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社会学等思想资源来构筑自己的交往理性总体,试图将总体建构成一个经验的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总体理论最终依然无法企及人类自由的终极价值,它只是一个调整理论.     

回归理性:生态危机下的理性自觉与现实建构

生态危机下的生存困境正是人类行为失范的后果.人类应坚持辩证思考和理性分析,对失范根源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人的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是辩证统一的.同时,人类也未能真正把全人类的利益作为行为的指针.人类行为必须回归理性并进行生态文明的艰难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均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建构,既离不开民众生态意识的觉醒,也离不开政府和企业时生态社会责任的担当.     

辩证理性何以可能——对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写作主旨的读解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萨特的匮乏论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     

萨特的“整体性”、“他整体化”概念和的“人学辩证法”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     

《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辨析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这组笔谈 ,是关于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重要论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文本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 ,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 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学者的“第一个萨特”)而被解读的 ,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萨特 (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笔谈讨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思想转变的特定历史语境 ,并分别讨论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一批最重要的学术范畴 ,如作为萨特对所谓辩证理性的独特定位、作为他的存在哲学个人本体论关键的谋划概念、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与总体化、构成的辩证法与被构成的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此组笔谈为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的重要学术讨论。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影响——基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理性观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产生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确立了古希腊的本体论理性观,他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维度,强调个人实践中理论理性的重要性.康德则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提出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给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一套道德法则,延续了古希腊以来以实践为范畴探讨人的道德问题的西方哲学传统.马克思发现由人的物质生产及其矛盾运动规定的历史的理性,批判了理性的道德功能,在社会历史哲学的框架下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理性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     

现代管理理性的困境及其解答

由西方理性主义所催生的现代管理在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复杂多变的知识经济时代之时面临着一场困境。＂重物轻人＂的理性主义传统无法再以更新理论、＂创造＂人性等手段来满足时代之需。这一困境是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管理理性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管理困境的本质其实是管理理性的困境。究其根源,是工具理性的单一主体性导致了管理主体的权威独尊和话语霸权,进而由于理解偏差而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和对立。对此,我们提出以多极主体的交往实践理性为主要内容来建构新的管理理性,使主体性管理转向主体际管理,以此作为对现代管理理性困境的解答方案。     

当代西方的理性主义

本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受到非理性主义的严重挑战，但非理性主义反对的其实是机械论的唯理主义，真正的理性主义精神仍在继续发展。本文对此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等四个方面作了概括和论述，认为理性与感性都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应努力平衡之。     

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理念与方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研究

<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力图整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也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萨特通过反思传统哲学和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认为这种整合既合乎存在主义的要求,也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在这一整合过程中,总体化与中介、前进与逆溯法构成了其理论建构的主要方法.也正是通过这种新的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历史主义化了,而马克思主义则被存在主义化了.     

尼采价值哲学初探

尼采从对理性和基督教的批判入手展开了对传统价值体系的重估。他认为理性主义和基督教压抑、扼杀了人的生命本能、自由和创造性 ,以它们为基础的传统价值体系都是虚伪的、骗人的 ,只会使人迷失方向、日益颓废、自我毁灭。因此 ,他用“超人”(权力意志的理想化和人格化 )来取代基督教的上帝和理性派哲学的绝对理性概念 ,试图推毁以往的一切价值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他的新价值体系 ,阐释生命的价值和人的价值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是经济学思想发展中一条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思想特征谱系。在摒弃了各种关于“理性”的工具性观念之后,康德意义上的完整理性含义确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在这种理性主义立场之下,经济学理性主义体系包含两部分的内容经济学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理性方法。经济学理性假设的三层含义与其理性方法一起构成了整个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但是这一基础并不完美。理性假设的先验前提解释了种种理性悖论的根由,从而论证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合理性。但是,通过对“纽康姆难题”的讨论,必须承认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种局限性。然而这并非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就是错误的,也不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相反,在经济学研究中应当坚持一种谨慎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立场。     

西方近代美学思潮的主导精神和基本倾向

本文对西方近代美学思潮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了总体审视和综合研究,认为西方近代四大美学思潮以各自独特的理论主张,创造性地提出和阐明了一系列新的美学观点、概念和范畴,实现了美学的近代转型。它们以人的理性作为美学的建构基础和衡量标准,充分体现了以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为支柱的现代理性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美学思潮中始终贯穿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的对立,而最终导向调和,由此形成西方近代美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理性主义对西方法学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理性主义与法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通过对中世纪神学理性主义、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古典理性、以及近现代法学派的批判理性所阐述的法与理性内在关系的梳理,不难发现,理性主义对西方法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与影响。     

从主体理性的凯旋走向理性主体的黄昏

近代哲学以“方法论的唯我论”作为主体理性确定理性主体本位的方法论前提,其结果必然是真正存在的不是理性主体,而是与客观存在相剥离、对立而囿于自我的思想与心灵。这种理性主义所内含的偏颇与荒谬一开始便为其走向危机埋下了种子。在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思潮的反思与批判、匡正与重构中,近代哲学主体理性的一统天下分崩离析;理性主体也随之失去了以往那种惟我独尊的权威。     

上帝的命运:从现代到后现代

上帝与理性是西方文化的两大主题。近代以来,上帝与理性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早期现代,理性的确立迫使上帝逊位;后期现代,工具理性的张扬导致了上帝之死。但上帝的缺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找回上帝成为西方精神领域的急迫任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试图在确立"后现代世界观"的基础上重新"复活"上帝。     

“五四”人的精神趋向——抽象化的文学政治与理性的激情化

由思想文化领域的知识阶层发起的社会改造运动主要是从理性主义的抽象原则出发的,而社会改造又是需要激情来推动的,由此理性的激情化就为现代文学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助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一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的性质,它从抽象的理性法则出发,力图在政治上同一切现实的政治势力切割；在文化上与固有的传统决裂,以理性作为文化建构的唯一原则.这是一种以具有普世性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取代特殊主义、地缘主义的传统文化的努力.他们的文化信念带有明显的现代末世论色彩,着眼于从终极的理想状态来看待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