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角下的信任及信任机制研究

信任不仅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心理现象,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现象、伦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心理学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或者行为的"私人性"的反应;社会学指出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物学从利他性角度考察信任,现代神经生物学则揭示出了信任产生的生理机制;经济学更加偏重基于个人功利理性的"计算型"的信任。信任机制是信用得以建立、维持和改进的基础,是信任的驱动因素和保障因素。笔者从信任对象、信任来源、强度、纬度以及演进五个视角,对信任机制作出了划分,为更好地理解信任及信任机制奠定理论基础。     

信任:心理、社会与文化的三重视角

信任包含了从心理、社会到文化的多重含义.作为个体心理事件的信任.包含了动机和态度成分,是个体本体安全感的基础;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简化了复杂的社会认知,具有维持社会互动与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伴随风险社会的来临,信任从概念到功能及其发生机制都遭遇了全面挑战:信任是一种传统规范还是现代观念?信任的发生是习俗与文化使然.还是理性计算,再或就是一种冒险?何谓信任?信任何以成为可能?我们能够信任"信任"吗?信任危机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是人类在风险社会来临后的不知所措.这既是社会科学领域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更是人类社会当下难以求解的生存困境.     

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适配性——结构化视角中的信任关系考察

为了超越信任研究中客观主义和结构主义相对立的立场,需要把持一种结构化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中,信任既是一种系统性的关系结构,又是社会交往的实践机制。在社会体系的纵向运转和更迭中,社会信任有着不同的类型,它既可以在马克思概括的人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得到理解,也可以在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中加以把握。在结构化视角中考察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二者具有共时态和历时态上的适配性关系。     

信任视角下的协同困境：诱因反思、纾解路径、实践策略

协同困境成为协同治理从构想跨越到实践的最大障碍。长久以来,在针对协同困境诱因的诸多分析中,无论是集体行动理论还是协同优势理论均直接或间接地将个体理性视作造成协同困境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信任在抑制由个体理性引致的复杂化环境时所表现出的独特优势也逐渐为人所知。然而,止步于认知层面和解释层面的信任研究不仅使信任沦为“幻想”,更对纾解协同困境全无益处。在社会交换的理论框架中,通过分析信任作为交换媒介的交换原则和交换过程,阐述信任构建、维持协同关系的逻辑,并从内涵、价值、制度、文化四方面着手搭建信任构建协同的现实基础,恢复信任作为简化机制的功效。     

中西方信任观比较及其启示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整个社会的诚信问题凸显。市场经济要求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从人际信任走向普遍信任,而建立在人际信任基础上的传统诚信伦理显然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型的问题。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信任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和社会有序运行的保障。西方国家早于我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市场经济发展的也比较成熟,通过对中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理性地审视中西方社会信任观的异同及差异的原因所在,将会为我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信任理论提供启示。     

西方信任社会研究反思

西方学术界有关信任社会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丰富。韦伯、明恩溥、雷丁、福山、佩雷菲特等西方学者是信任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了信任社会的判别标准以及信任社会建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西方信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也为当代信任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有关中国是"非信任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而有关信任社会的"宗教建构机制"或"文化建构机制"是信任社会唯一的建构机制的观点,则在本质上漠视了信任社会建构机制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信任社会的"法律建构机制"和"道德建构机制"在当代信任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西方信任社会研究反思

西方学术界有关信任社会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丰富。韦伯、明恩溥、雷丁、福山、佩雷菲特等西方学者是信任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了信任社会的判别标准以及信任社会建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西方信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也为当代信任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有关中国是"非信任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而有关信任社会的"宗教建构机制"或"文化建构机制"是信任社会唯一的建构机制的观点,则在本质上漠视了信任社会建构机制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信任社会的"法律建构机制"和"道德建构机制"在当代信任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的路径选择——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

信任在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对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关注却更多以人际和关系作为切入点,随着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不断推进,有必要对中国人信任研究的内涵加以拓展并深入探索。西方信任研究无疑为当前中国信任问题的良好把握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基于文化心理学视角的信任研究路径,将信任看作是一种作为社会心态的共享态度,这一视角的整合性特征和良好文化适应性不但弥补了以往研究取向的缺憾,而且使得研究的生态效度得以提升,顺应了时代发展赋予中国信任问题研究的历史责任。     

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 ——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

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异化了的信任关系,它是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持力量;合作型信任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然而,信任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合作的性质和表现不同.后工业社会也是合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任与合作是一体化的.     

“智慧信任”:数字革命背景下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新动力——基于贵阳市沙南社区的个案分析

从厚植乡土的农业时代到数字技术的信息时代,社会关系经历从"熟人圈子"到"陌生分化"的演变过程,社会信任模式也从简单人际信任走向数字技术信任。新时期,传统信任模式在信息社会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数字化技术的智慧治理情景下,融时代性与传统特色为一体的"智慧信任"模式方兴未艾,日益渗透于基层社会各项治理事务中,并逐渐塑造着基层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新关系。"智慧信任"生动体现了基层社会关系新的发展方向,并呈现出以技术理性为支撑、以信任重建为导向、以价值整合为归属的内在运行特征。作为一种新兴信任形态,"智慧信任"为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提供了新动力,有效推动着新型社会治理文化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设和完善。     

历史坐标中作为解释框架与建构方案之“信任”理论——《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的“信任”理论解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任问题的研究成为多学科共同拥有的一个热点性的主题.综观信任理论的研究,张康之教授从公共管理即社会治理的角度对信任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以及他所取得的成果,让人耳目一新,其新著<行政伦理学的观念与视野>一书集中地反映了他关于信任问题研究的成果.张康之教授在信任问题研究上的基本特点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来深入地解析信任,把人类不同的信任类型放置在历史的坐标中,进而对信任理论作出了完整而系统的阐述.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蕴涵了对未来社会信任模式的预测和人类对未来信任关系的美好期望,为公共管理学中关于信任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可以相信,张康之教授对信任理论的贡献不会局限于公共管理学的领域,它必将产生跨学科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将会影响到公共治理的变革实践.     

市民社会理论：一个文献综述

社会发展的结构性转型推动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蓬勃兴起和快速发展。研究者主要沿着两个视角展开：或把市民社会看作一种学理分析资源来研究，或将市民社会看做一种实体社会资源来分析。不同的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者不同的视角取向，因而两种不同视角不是截然对立的。无论是作为学理资源，还是看作实体建构，市民社会研究都有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显见价值。     

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路径与缘起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研究政府信任关系需要从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秩序、制度、权力出发,进而在价值、意义、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其中,秩序可以成为政府信任关系研究的起点。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政府信任关系,我们发现,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又是深植于农业社会的秩序要求的,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状况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论信任的衰落与重建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现在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与这三个历史阶段相对应,存在着三种类型信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信任.当学者们考察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时,认为出现了信任衰落的问题,其实,衰落的是习俗型信任,同时兴起的则是契约型信任.但是,由于信任概念的模糊不清,导致了所谓"社会资本"提法的滥用,严重地阻碍了信任研究的深入以及实践建构的开展.关于信任,需要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来加以认识、开发和利用.     

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

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美德?这是信任研究中持续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公共信任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并受同理心和善意的影响,应当成为个体的行动原则。公共信任也是个体充分意识到信任风险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并能有效激发可信性。公共信任更是超越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建立在对人性乐观主义态度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     

论社会建设中的信任机制问题

社会建设是近年来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应对问题矛盾丛生的社会现状而提出来的战略举措,而信任危机则成为了制约社会建设的重大现实因素。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三大视角即实证主义视角、解释主义视角、批判主义视角及其衍化过程渗透着信任机制。受传统社会建设内容、西方社会建设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建设理论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具有本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并且与现代信任机制存在耦合与关联效应。信任机制通过社会资本运作、契约法治规范、公共性困境破解等正向作用于社会建设。依照中国发展现实,社会建设和信任体系建立需要依赖公共权力,另外,社会、公众的协同参与也必不可少。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信任:一种风险感知的解释框架

风险孕育出潜在的政治危机,并冲击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分析一组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本研究尝试回答构成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大众媒介来源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一定影响。高风险感知并非一定会降低人们的政府信任,风险社会亦为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有利机会。政府部门可通过积极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机制,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引入"风险感知"作为解释框架,有助于重新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信任建构,从而为我国新时期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信任与不信任的社会均衡

所谓信任与不信任的社会均衡是指人们之间的信任或不信任自我增强和生成,达到一种能够自我维持而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信任或不信任的自我增强及维持不过是社会关系和活动的一种表象与表征,它们反映的是与其自身相关或构成其基础的社会关系和活动的自我增强及维持。它们的形成不仅源于本身的自我增强效应和机制,还基于广阔的历史、社会背景与基础。关于对策建议的讨论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或决定的僵局。若要对社会均衡问题有个清晰而透彻的分析和建言,有待研究方法上的根本突破或革新。作为一种相对较新却盛行有日的理论思潮,社会建构论或能担此重任。     

信任与不信任的频谱

信任和不信任都是一种多样化和连续性的存在,这种本性与自然界的频谱现象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假定它们都是社会意义上的一种频谱。与信任同质和异质的不信任分别构成信任的对立面和等价物。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相互对立、各自独立又纠缠共生的复杂关系,可以在信任—不信任的一维、二维频谱中得到描述和澄清。它们的运行不但不能独立进行,还需要相关社会机制的配合乃至社会背景的支撑。信任的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有长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