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

智慧社区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但其社区属性却常被忽视。从技术应用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一项社区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效能,社区参与则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社区治理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效能。这两种效能提升的“社区性”路径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项目的需求。此外,虽然居民数字能力鸿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但社区参与和数字能力形成的“互补性”对破解“数字鸿沟”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强调需求导向的智慧社区建设中,重视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等“社区性”元素,能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     

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着城市基层权力体系的建构,也决定着社区治理模式的构筑。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高速发展与城市问题激增,街居制度无法再解决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问题。当前社区制虽然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提高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强政府-强社会的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还远未完成。     

智慧治理的中国话语：中外智慧治理意涵比较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智慧治理研究成为热点。国外智慧治理研究主要是基于智慧城市来进行,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六大内容之一;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一系列复杂情况,公共治理维度的智慧治理概念被提出;智能治理则是融合了东西方智慧的全球治理概念。国内智慧治理从智慧城市治理,到新型智慧城市治理,再到智慧社会治理,实现了从引介、借鉴到本土生长的超越,需要构建植根于中国情境和政策叙事的智慧治理话语。中国话语的智慧治理,需要更加凸显人工智能的作用,因为智慧治理的智慧来自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它是人类群智与人工智能的人机共治,智慧治理位于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紧密合作与离散独立这两极之间的连续光谱上;需要更加凸显全球治理视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竞争延伸到制度与体制的竞争,国际的政治也是国内的政治,智慧治理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中体现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智慧;需要统筹线上线下,注重线下群体智能,践行新时代网上网下群众路线,汲取中国实践的治国理政智慧;需要统筹城乡,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实现乡村跨越式发展,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坚...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     

论我国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开发区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区是社会管理的落脚点,社区治理的优化与创新关系到社会管理的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实现,更影响到经济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选取"泰达模式"、"新港经验"、"寨上做法"、"胜利特色"、"中新生态城模式"五个典型案例,采用嵌入性多案例比较的方法 ,从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工具和社区治理方法三个层面评估社区治理实践成效、总结社区治理发展战略,探索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即发展社区社会力量,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实现社区善治,建设"大社区、强社区、好社区"。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鸿沟与跨越:依“数”治理的趋势与双重效应

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政府治理与公共决策中,用以解决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催生了以智慧城市、智慧决策为代表的依"数"治理模式。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治理,一方面提高了政府效能、优化了政府工作流程、改善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诸如"数字利维坦"、"专家行政"和"数据鸿沟"等问题的出现。技术的进步带来政府行政行为的优化,同时也强化了官僚制组织,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鉴于大数据技术(工具理性)与大数据治理(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我们需要对之加以反思,通过公共价值管理对这两种取向加以整合与统一。     

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态势与阶段特征

农村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构成单元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社会日益开放、流动,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农村社区正逐步打破传统封闭的发展模式,其人员构成、职业分布、家庭结构等方方面面都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在当前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建设呈现组织发展与治理结构多样与"异化"共存、基层社会管理村民自治与民生服务共赢、服务体系及其方式便捷性与信息化兼具、农村社区文化多元化与现代性伴生的阶段特征。     

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基层共青团面向社区青年的治理模式变革——以上海L区D街道的社区青年调研为例

本文以对上海市L区D街道的社区青年治理情况调研为切入点,依照"公民治理"模型对整个调研结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目前在很多方面L区的基层团委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依照模型的建构理论,如果要进一步完善社区内基层团组织的治理结构,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团组织的回应性、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角色转变、培育青年的社区责任感、建立与青年的长效交流机制、转变治理目标和完善社区治理机构等。这样就可以构建起一个更加完善的"公民治理"治理模式架构,使得社区青年治理模式在社区中更加良好地运行。     

智慧养老能力的现代化及其提升路径

在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下,智慧养老成为传统养老的更新和补充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了新的养老选择。智慧养老能力的现代化以"物的力量的现代化"和"人的能力的现代化"为主要实现途径,通过促进子代技术反哺、建构社区信息场域和强化新媒体宣传以及完善老年教育体系,达到老年群体的智慧养老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根据老年群体人的现代化特征与社会现代化发展之间形成的相互促进作用,为智慧养老服务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只有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才能为中国式智慧养老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全新的路径选择。     

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逻辑与主要启示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治理"一词显然是一个结合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意涵和"治理"的现代含义双重内涵于一体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的,但仍然可以用它来观察新中国70年的基层社会治理。从这一视角来看,70年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管控型基层社会治理、管理型基层社会治理到治理型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决定的,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合一到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内在逻辑。这一过程昭示我们,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必须坚持把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作为优先方向、必须坚持法治化方向。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技术整合：数字技术推动行政村社区整合的机制研究

行政村社区的建设是基层政权建设的一大难题,在人为划定的行政村社区层次上进行社区建设,面临着来自民众生活逻辑的挑战。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技术在国家系统力量主导下被密集地导入农村,为行政村社区的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技术整合行政村社区的实践机制包括：技术导入与制度供应相结合的系统整合,以双层社区成员身份耦合为基础的社区整合,以社群关系纵横发育为逻辑的生活整合。在数字下乡的实践中,协同考虑技术治理手段与村庄具体条件的适配度,是技术整合社区功能发挥效应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