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俸到边缺：清代边疆官员选任中的制度演替

边俸制度创立于明朝中后期,以缩减考满年限的优抚方式,鼓励官员赴任边疆。清初,边俸制度被继承发展,但因疆域及边疆治理模式与理念发生变化,无法从职官角度满足边疆治理需求。因此,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清朝分别创设海疆缺、烟瘴缺、苗疆缺、沿边缺,并发展成为以"拣选题补""俸满优升"为基础的边缺制度。之后,随着边疆治理深化及治理一体化的推进,边缺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不断发展,边俸逐渐融入边缺制度体系中,成为其"俸满优升"制度原则下的升转方式之一。从边俸到边缺的发展过程,是边疆治理深化的重要表现。     

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的边疆政制设计方案述论

国民政府时期,针对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盟旗制度、政教合一制度等旧有政制对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严重阻碍,一大批知识精英以边疆治理现代化为立论依据,分别从边疆旧制变革、边疆自治、边疆人民参政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关边疆政制方面治理改革方案,并试图以此来提升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虽然有些主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大部分方案或多或少地为当年及以后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对黑龙江边疆文化的若干思考

黑龙江边疆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认清其疆域的历史变迁,是加强黑龙江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认清其疆域变迁的历史教训,则是增强边防文化意识、实现富国强军的必由之路.而黑龙江省特殊的疆域历史文化,孕育出了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出了多种民族精神的集聚,概括起来为"三大文化元素",即土著民族创造的文化、中原文化的流播和外来的异质文化;"五大民族精神",即北大荒的无私奉献精神、大庆油田的创业精神、大兴安岭的突破高寒禁区精神、哈尔滨人民善待犹太人的包容精神和黑龙江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对黑龙江边疆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思考,对于建设边疆文化大省、加强边防文化建设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大.     

论清代的疆域统合与地方政制变革——以东北地方为讨论中心

有清一代,伴随着中华世界秩序的崩溃和满族统治者对"中国"认同的加强,东北地方在清朝的疆域构造中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的变化;近代以降,西方列强的入侵从内部、外部两个层面侵蚀着中国传统国家认同,传统国家认同趋于瓦解。为达到统合东北边疆、重建民众国家认同的目的,清王朝采取了变革东北地方政制的办法,其中包括变革官制,实行地方自治,变革财政、教育体系等内容。综合来看,东北政制变革是清朝重新建构或修补自己的以民族为界的多元型帝国构造、确认主权领域范围的重要举措,是清朝再次界定旗人与民人的关系、抛弃以往让各族群互相牵制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策略、彻底放弃"满洲"民族政权性质的标志,最能够体现清王朝再建国家认同、强化疆域统合的意图。     

清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

到了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然没有发生带根本性的转变,因而清王朝采取了一些适应地方民族情况的特殊措施:1、先后在四川、云南、贵州建立政权机构,并在明代的基础上对政区进行了局部的调整。2、派兵进入西藏,巩固了西藏的统一局面,并订定“善后章程”,进一步使封建中央集权与西藏地方自治结合起来,稳定了西藏的政局。3、在部分少数民族中继续执行元、明以来行之有效的土司制度。4、继续进行改土归流。5、继续向边境移民垦殖,其特点是:在靠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填补明代移民垦殖活动的空白,同时把移民垦殖活动推向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     

民族命运共同体话语下的"兰州中心说"

兰州在传统中国的疆域观念中一直位居边疆,但自清末以来随着"中华民族"一词和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共同体观念的出现,兰州一跃而成了中国的"中心","建都兰州"的主张一时也广为传扬."兰州中心说"的提出,不只是因为兰州位居中国地理几何中心,更是源于民族建国进程中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作为疆域中心和五族共和象征的"兰州中心说",代表着国人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目标上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实态.兰州虽淡出政治边疆的范围,但从现实情形看,它仍未脱摆经济边疆的范畴.     

膏肓之医:晚清民欠征信册制度考论

晚清赋税钱粮征收中,地方官吏大肆侵吞,造成财政亏空;这些名义上的"亏欠"既不在国,也不在民,户部认为其大多为贪官墨吏以五种手段所侵吞:报荒不实、报灾不确、捏完作欠、征存不解、交待宕延,此五弊使晚清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困窘;为防患于未然,从源头对此类积弊进行控制,光绪十二年户部制定了"民欠征信册制度",以期杜绝官吏在征收钱粮过程中贪私中饱。但因此项制度本身存在的三项弊病,其"杜官吏之中饱,俾实惠上达于国、下及于民"的本意未能达到,其旨难达、其利难行,最终只能在反对声中悄然湮灭。     

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元明时期土家族经济形态论析

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是元、明王朝为了稳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所建立的一种制度,也就是利用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充当地方政权机构中的长官之制度。它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继续保留,而通过当地首领进行贡纳式的征收。土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元明时期土司制度下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经济形态及其历史发展进行具体探析。一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移民垦殖,屯田是土司制度在农业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九十年德格土司研究述略

德格土司作为川藏交界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土司之一,学界关注较早。由于边疆治理的需要,德格土司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艺术研究蓬勃开展,在德格土司世系、德格土司地区雕版印刷、音乐美术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以德格土司为研究主线,对近九十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研究现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汉族家族与乡里制度关系探析--兼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国家由于其统治能力和地方财力的限制,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在广大汉族地区,县以下的治理则是建立自治型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乡绅为骨干的家族治理机制。由于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治理与汉族的乡里制度各有特色,互相映衬。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的康藏边地治理方案论析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康藏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为中心的一些知识分子从"康藏边地建省""佛化教育治边""康藏边地政教改革""康藏边民改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并试图以此唤起康藏边疆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些治理方案不仅有助于建立稳固的抗战大后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近代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回顾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生活在天山南北各兄弟民族为祖国开拓的疆域。一部新疆开发建设史,就是一部各族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相处,逐渐融合,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民族关系发展史。1840年以后,中国已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清王朝从乾嘉鼎盛时期走向衰落。当时,正处在上升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利用其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中国     

青海土司制度研究

土司制度是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体制。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土族、撒拉族中也实行了土司制度。本文从土族、撒拉族所处的历史背景、民族属性、地理环境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土司产生的原因。认为土司制度是明清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符合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体制,对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调和民族关系、维护明清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云南边疆土司制度的终结述论

云南边疆土司制度的终结述论王文成元代以来．中央王朝相继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封委了一批土司．确立了土司制度。在明清之际西南地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高潮中，山于这一地区大多属于“江外”“宜土不宜流”的地区，土司制度完整地保留了厂来。近代以来。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虽...     

试论清代西藏的驻防制度及其历史作用

边疆防卫是任何国家、政权的重要职责。本文主要从具体的史实入手来窥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在西藏的驻防制度,以期对今天的边疆驻防有所裨益。     

汉代民族治理政策述论

汉代中央王朝对民族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治理的思想,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汉代民族治理政策既踵武前元,又有新的创建,对后世的民族治理政策如唐代的羁縻州县制度、由元迄清之土司制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汉代民族治理政策研究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理解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一体与多元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