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变革路径——环境治理多元规范体系的法治重构

我国当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模式主要是沿用传统的威权管制型模式和“命令—控制”式运作方式，通过对环境行为的管控和市场机制的调整在常规层面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但环境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环境风险规制只能是“决策于未知之中”，而传统法律通过明确权利及义务为基础来规范环境行为的消极危险应对模式显然不能有效回应增长的环境风险，迫切需要构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模式。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更易于回应社会需求确立可接受性的、符合合理性限度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体系，通过协商式环境民主规范体系、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以及舆论话语媒介规范体系减少政府行政规制中的危险，摆脱环境风险规制的预判困境和权力滥用危机，更好地解决日渐复杂的环境风险。     

专家制度与价值制度之间——环境风险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理论要求行政机关规制风险时在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上作出选择.其中,风险规制的目标确定应当选择价值制度,风险规制的手段选择应当采用专家制度.然而,我国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在设计或实施时对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的选择或运用上存在混乱和不完善之处,应当进行完善或重构.     

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的信息工具选择

信息工具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的效果.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中信息工具的应用涵盖了信息收集渠道、信息公示平台、安全信息管理以及事后监管机制等.同时,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信息工具存在具有信息来源与收集路径的单一性、信息流通的内部性、信息控制与公布的主体的多重性和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滞后性等缺陷.为此,需要有针对性地拓展网络信息的收集路径;严格信息流通的责任制度;加强信息工具与其他工具的组合运用;完善风险信息发布的相对人救济机制,并引入预防性诉讼和公益诉讼制度.     

情感计算在数字行政治理中的应用、风险及规制

情感计算技术的运用有助于政府提升服务能力，促进数字行政治理的能力提升与体系优化。但是，囿于技术本身的特质与技术被滥用的可能，情感计算在数字行政治理中也存在诸多风险：一方面是技术本身的风险，体现为情感信息、生物信息与个人隐私信息的重叠致使情感计算运用时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风险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是技术被滥用的风险，体现为情感计算的运用易导致公权力过度扩张并可能利用技术操纵公民个人情感。对此，有必要通过法律手段规避情感计算在数字行政治理中的可能风险：针对情感计算技术本身，需要为情感计算逻辑嵌入人机情感协同的规训维度、为情感计算迭代增设合理性与正当性要求；在技术运用上，需要为信息权益保护赋予情感数据规制手段，为数字行政治理设置应用情感计算的标准与限度，为情感计算的应用标示价值底线、设置伦理禁区。     

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其规制

环境风险是风险社会的产物，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这给行政机关的规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由于无法可依，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就会破坏社会秩序。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科学问题，要消除它，需要公众就相关的实体问题达成共识，并以此作为行政机关规制的基础。在具体法律制度的安排上，应当使民意贯穿于规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     

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的限度及其调适

基于问题导向,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呈现为环境联系健康的立法观与系统性的风险规制法制。然而,事实因应导向的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干预权利、法律控制乏力与解释空间过大的风险,需要在既有理路框架下,由宪法从立法选择与法律实施层面对其进行结构性调适。在立法选择中,有必要重塑环境健康风险预防义务与基本权利并重的立法观,明确环境健康风险系统规制中事权协同的合宪性标准,搭建合理表达预防积极化与比例选择规制措施的规范结构;在法律实施中,需以基本权利作为解释标准,强化环境行政裁量与司法裁判的合宪性控制,避免给私主体增加不必要的损害或负担。     

市场化背景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的合法性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凸显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面临失灵与合法性危机的双重困境.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合作治理型、制度激励型和指引督促型四类.四类治理工具各有优劣.我国规制机构在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上面临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困境.鉴于此,为化解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困境,应立足功能主义视角,以回应性规制治理理论为框架,基于食品安全治理场景转换有针对性地选择治理工具,以实现治理工具的合理配置.为化解合法性危机,应立足规范主义视角,对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加以合法性建构,一方面,对传统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进行适当革新和规制;另一方面,以合法性建构为核心,分别从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探索合作治理型和制度激励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合法性建构路径.     

缓和行政规制 推进共同治理

本文认为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 ,政府改革应以缓和行政规制为基本方向 ,推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治理     

企业境外上市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

企业境外上市场域中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一国主权与他国主权、经济私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三重非传统利益冲突,也产生了跨境数据安全风险。而现行治理则面临着依据有失科学、体系尚不健全、层次结构失衡的困境。中国急需摆脱对“违法—规制”的救济性监管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守法—激励”的预防性治理作为风险应对新路。通过明确数据分类和风险分级制度,构建内部协调和外部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塑造政府高效监测预警、企业规范自我管理的合作博弈生态,强化正当和差异的包容性事前审查,变单向度提高违法成本的惩罚机制为降低企业守法成本、提高企业守法收益的双向激励机制,实现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为企业境外上市提供有力保障。     

生态安全视角下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风险规制

遗传资源利用存在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层面的环境风险，而生态安全作为融合生态文明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念，应成为遗传资源利用环境风险规制的根本遵循。目前国内外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风险规制政策与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实践中仍暴露出诸多问题，为此提出四条优化建议：应完善环境安全应急处理体制机制，构建环境安全风险识别、评价、监测体系，重塑遗传资源利用环境损害的责任机制与救济机制，加强对于遗传信息数字化利用的监管，以期加快形成完备的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风险规制综合体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英国邮政业的风险规制

英国邮政服务委员会是英国邮政业的独立规制机构,风险规制是其重要职权之一,该委员会为邮政业风险规制制定了大量细则,涉及紧急权力行使、保障信息安全以及火灾、爆炸物预警等多方面。英国邮政企业的风险包括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涉及经营风险与违规风险,外部风险涉及安全事故、经济危机、信任危机等。英国邮政企业在这些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建立了一系列常态化的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英国经验可以对我国实践发展提供镜鉴,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当着力强化风险预警,细化风险应对规则;另一方面,邮政企业自身应当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建立健全常态化风险控制机制。     

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网络生成与法律规制

网络时代，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获得了新的场域，环境风险信息通过网络实现放大，产生涟漪效应，并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次级后果。其生成的主要原因是网络规制立法相对滞后、现实利益表达机制不畅、网络公共领域逐渐形成、地方政府环境风险应对失策等。因此需要完善环境风险网络沟通的法律保障机制，建立环境风险网络生成的法律预防机制，构建环境风险相关各方的利益整合机制，健全环境风险网络社会放大的监管追责机制，以有效应对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网络生成。     

瑕疵行政行为司法规制路径探索

瑕疵行政行为司法规制在当下存在司法认定的标准确定难、司法规制的方式确定难、司法建议的贯彻落实跟踪难等诸多瓶颈。司法规制和监督的力度欠缺,易引起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怀疑,且有损法律的统一适用。走出瑕疵行政行为司法规制困境在于培养法治思维、构建瑕疵行政行为认定的实质标准、健全瑕疵行政行为的裁判体系、推进适法统一、完善司法建议工作机制。     

我国公共风险治理模式的制度困境与路径优化

传统的公共风险管理模式面临着一系列制度供给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需要健全、公共风险应对体制有待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亟待提升、风险治理主体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面对多样化的公共风险,应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完善我国公共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全过程和全方位的治理机制。同时,政府以外各治理主体也应不断提升应对公共风险的能力。     

风险规制正当程序：意义阐释与类型分析

在现代风险社会，风险规制逐渐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任务。面对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以交涉性和反思性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程序在风险规制中的意义日益凸显。以“司法程序”为模型的传统行政程序呈现出高度的封闭性与对抗性，难以为风险规制的多元主体的论辩与协商提供足够的制度空间，应当建构一种风险规制的“分析—协商”程序，从而为包括风险规制机构、专家、利益相关者、普通公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就风险议题展开协商论辩提供制度性平台。我国风险规制应当倡导一种新程序主义的法治路径，以促成风险规制决策的合法性。     

我国化学品环境规制的不足与完善

化学品环境规制是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短板,现有以防控安全事故为核心任务的危险化学品管理体系无法满足现实需要。我国应在化学品名录管理的基础上,按照风险规制的基本原理,构建系统的化学品环境规制体系。为此,要重塑化学品名录管理的内在机制,形成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三位一体"的管理结构;基于风险预防原则,建立体现多元规制特征、涵盖化学品生命周期的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在推进化学品环境规制的立法方面,可以将制定专门法作为首选方案。     

环境执法纠纷风险及防范

当今社会是风险社会,法律实施的过程既是规制风险的过程也是风险产生的过程。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重点问题。由于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需要政府予以治理。在环境治理和环境执法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多元化、环境行政权力的异化、环境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伦理的缺失、公众环境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风险。针对纠纷风险发生的原因,只有消除纠纷风险产生的根源,规范纠纷风险产生的过程,减少纠纷风险产生的因素,构建化解纠纷风险的途径才能有效防范环境执法纠纷风险。     

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整体性治理研究

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和模式的创新是实现多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和维护多民族地区稳定的关键。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着多元文化冲突,社区治理责任碎片化,社区治理政策碎片化,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社区治理信息孤岛化等困境,需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建构一套整体性和容忍性文化制度;构建民主透明的公共决策机制,制定整体性公共政策;整合基层治理权力,实现整体性治理模式;整合社区治理功能,施行整体性治理功能;整合社区治理责任,型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加强信息系统整合,打造整体性信息系统;坚持城乡一体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整合。     

转型期我国体制型风险的成因及其治理

本文从社会风险类型学角度,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主要社会风险——体制型风险,聚焦其内涵、成因和表现,提出在体制型风险治理路径选择上,应建立社会风险行政问责制度,推动体制重建来促进机制更新,从而实现风险的治理;在体制型风险治理模式上,应从"冲击一回应"模式向"预防一主动"模式转变.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治理困境与破解之道

在突发事件频发和网络媒介深度介入的当今社会,政府应当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治理。当前,网络法律规制的缺失,网络干预的内在悖论,网络舆情监控评估的障碍,官民网络舆论的分化与割裂,行政紧急权力运行的潜在风险等因素限制了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治理效果。为破解困境,迫切需要政府加快网络专项立法进程,有效整合应急管理资源和要素,建立网络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实施分类处置和多元干预策略,综合采用协商、调停、教育和预防等响应措施,并切实提高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网民的自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