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扩大内需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措施之一.我国农村消费不足与人力资本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幅度增长不利于农民消费的增加.此外,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都不利于农民消费的增加.因此,从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入手,有利于我国农民消费的提高.     

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分析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文章在对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现状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提高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对策和建议,即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投资主体的作用,加大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论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兼论劳务经济的作用

本文基于国家人口战略提出的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开发人力资本的战略背景,探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人力资本的影响和具体作用,同时通过分析劳动转移中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实现平衡的条件与机制,探讨劳务经济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劳务经济组织根据市场需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获得人力资本提供定位明确职业技能、技术技能、法律规章和城市规范的培训投资,从而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实现整体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开发人力资本 转移农业劳动力

我国人力资本不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因此,应以人力资本为重点安排长期资源配置,重视农村正规教育,加强农村非正规教育,构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进一步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就业制度。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对接路径研究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数量过度富足,但其资本化程度则严重“贫困”的现实,已成为困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而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为此,必须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和客观要求,积极探讨和拓展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对接的路径,尽快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从根本上解除农村人力资源素质对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制约。     

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还明显偏低,原因在于政府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极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以及农民负担较重等.本文通过研究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收益率,就如何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增加适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的积极转移,提高人力资本收益率和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等,提出了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仍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研究结论。本文在对形成基础法进行了改进的基础上测算了1980～2006年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并将其引入C-D生产函数,经过回归分析发现,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但是贡献率低于劳动力数量及物质资本投入,说明我国农业生产仍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本文还通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增速与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增速的比较分析,找出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少,增速慢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农民个体效用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本世纪初我国的重大战略问题。运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中的家庭效用函数对人力资本投资(即对教育的投入)如何影响微观个体(农民)的决策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对自身的教育投入与其获得的人力资本呈正相关关系,而且这种行为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因此,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同时,在教育财政支出上体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人力资本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加快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是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着严重的体制性因素,必须转变观念,建立适应农村现代化需要的教育体制,构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构建适宜于农村条件的医疗保障体制,建立与发展农村人才市场,促进农村人才的合理流动。     

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积累不仅决定着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状况,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不但存在着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严重不均衡配置,而且宏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供应极其不足,由此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种种分割.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工人,享有完全的劳工权利,除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之外,更需要改革那些阻碍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正式制度,建立广泛的信任、合作、互惠规范.     

"工荒"背景下劳资关系重塑与工会调节作用

工荒是中国社会嬗变过程中,多个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发酵、集中爆发的结果,它考验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资关系的重塑。中国工会作为一种人群参与率最大的组织,在平衡劳资关系、维护社会公平、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应起重要调节作用。     

从批判劳动的价值到张扬劳动的价值

本文以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证明了劳动的价值,并澄清了学术界的种种误解.从而科学地说明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乃至于一般劳动者工资报酬的实质及其实现形式.     

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几点思考

本文针对当前经济理论界出现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两种倾向,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与联合劳动的统一;利润共享、“见物不见人”的双重产权制度的角度,阐明劳动价值理论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强调必须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特征和初级阶段国情特征,来深化认识、充分发挥劳动价值理论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指导作用。     

劳务派遣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劳务派遣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因素，但该制度在我国却没有获得良性发展。反而呈现出诸多乱象。现行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制度有一定的规定，但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且未得到严格的执行。要真正实现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需要立法与司法机构共同发挥作用。此外。法律之外的社会规制对于劳动者权益保障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基于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特殊的供给形态相对应,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农业收入转向工业劳动需求。内蒙古、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判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由于工资的微调不能带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难以出清。这提醒我们,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现象很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     

国际劳工标准和童工问题

作者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理性态度对当前发达国家推行的劳工标准进行了分析 ,指出 :当前发达国家的一些政策和作法 ,包括单一的禁用童工和相关的制裁措施 ,既不实际 ,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帮助穷国的角度出发 ,作者提出了制订国际劳工标准的第三方案 ,并指明应由国际劳工组织作为执行机构     

从劳动关系的协调看中国工会制度的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工会的性质面临着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性团体向私法人组织的转变。本文通过对工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应具有的本质属性进行分析,提出改革和完善中国工会制度的重点在于工会组织本质属性的回归,从而有利于中国劳资关系达到一个动态平衡和自治,使中国劳资关系的三方协调解机制能与国际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接轨,完成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劳动报酬的影响

依据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分匹配的系统性样本选择方法对样本进行筛选,应用Horvitz-Thompson估计量度量长期劳动合同和短期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劳动报酬的影响。研究表明,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将导致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分别提高20.29%和11.76%,签订短期劳动合同将导致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分别提高10.86%和5.48%。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劳动报酬水平提高的积极影响,一方面缘于劳动合同有助于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缘于劳动合同有助于农民工社会保障享有率的提高。因此,政府部门督促企业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将会明显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有助于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和社会保障状况的改善,进而有助于农民工劳动报酬水平的提升。     

从劳资博弈看劳工标准认证制的作用——兼与工会组织的作用比较

目前,发达国家采取的又一新贸易保护手段———“劳工标准认证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本文从有无劳工标准认证制两方面比较了劳资间博弈结果的变动情况,分析了劳工标准认证制存在的价值,并对劳工标准认证制与工会对劳资间博弈的作用进行了比较,从而对现阶段中国推行劳工标准认证制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加强工会组织的作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论劳动合同变更

劳动合同有效订立后尚未履行完毕前，有时需要通过劳动合同变更使劳动合同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对劳动合同变更的概念、劳动合同变更与民事合同变更的区别、劳动合同变更的条件及效力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劳动合同变更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