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知识的权衡——中西哲学取向的一个重要差异

中西传统哲学都曾研究过道德问题和知识问题,但权衡其主次,西方哲学更多地重视知识问题,而中国哲学则更多地重视道德问题。今天反思这种取向上的差异,不但有助于我们把握中西哲学的历史特征,而且对中国提高民族的科学意识和西方国家解决其社会伦理问题,也都有现实的意义。     

中西传统哲学的不同超越与哲学观念的更新

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具有超越的性质,表现为这种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乃是对一切特殊性的超越;其所表达的对象即本质世界,则是对现象世界的超越。西方传统哲学就是以这种超越为标志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西方传统哲学所具有的这种超越性质。中国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道,并非是单纯认识的对象,而是人以自身的活动通达于世的状态;而那种适时通变以臻于道的境界,则是人自身超越的过程。中国哲学的文本,正是中国先哲从事这一哲学活动并对这一哲学活动方式加以体悟与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启发我们:必须关注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应的人的活动方式,从而使中西哲学的比较,进一步从文本的比较深入到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的比较。这种视角的转换,不仅能为中西传统哲学之所以成为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提供某种说明,还将进一步引向关于传统哲学的观念的变革。     

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如何理解"哲学"无法分离。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不同于特定的学科,但近代以来又获得了某种学科性。同样,对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的无穷追问,赋予中国哲学以不同于具体知识领域的深沉内涵,而当这种追问被纳入作为现代知识谱系之一的哲学史并成为其考察对象时,它同时也被赋予了某种学科的形式。作为历史中的哲学,中国哲学既表现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并相应地呈现为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是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使之具有既成性,后者则赋予它以生成性。就中、西哲学的关系而言,中西之辩不仅是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而且更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内涵。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与近代以前的不同在于:它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     

中西马哲学对话与中华民族哲学自我的建构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会通与融合,其根本目的是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与＂哲学知识＂层面的对话相比较而言,生命价值层面的对话是中西马哲学对话的深层维度。批判传统哲学的泛伦理主义倾向所带来的虚假生活和资本逻辑对多样异质生活的同化,追求平凡真实的生活是中西马哲学对话的现实维度。     

本体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终极探求

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对“Ontology”的翻译及含义的新阐释,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没有本体论的论点,但这种论点有把西方哲学史上某种特殊形态的本体论与作为哲学核心问题之一的本体论等同的倾向。本体论是关于终极存在的学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丰富的本体论,并且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特色。本体论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必不可少的内容,更是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生长点之一。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同一性追求与多元化生成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者们通过多种方式来追寻诗人本意,无一不是为了回归作者创作的真实意图,恢复创作的最初视野;而这种对诗歌同一性理想的追求又往往受到阐释学另一种观念即"见仁见智"的挑战。从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同一性追求、多元化生成以及同一性与多元化的意义这三个方面辩证全面地论述诗歌阐释的同一性及多元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阐释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追求,本不应该束缚于某种僵化的观念和方法,而应本着动态开放的精神来阐释,这样就会使文本本身以及作者、读者在众多纷论中展现出新的景观和更多的丰富性。     

寻求保留差异的中西马哲学会通之路

文章要谈的中西马会通是指中西马哲学的会通。我们所处时代可以说是后全球化时代,要求哲学的会通。中西马的会通要求我们承认差异,认识差异,经过差异之间的认识,产生一种新的力量、新的意识,将差异融化在这种新的意识之中。这种融化并不是把差异消失掉,而是在更大的体系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产生新的力量。采用本体诠释学的方法论,中西马会通分别扮演着本、体、用的角色,中国哲学的发展是本,中西会通是体,中西马会通是本体的用。由于本体的用,行之使其一以贯之、形成周游循环的动态体系,中西马的会通是一个不断循环、发展的创发和更新过程。     

论叙事学本土化的动力元

在西方文化圈衍生发展的叙事学能否本土化、如何本土化,是学者们孜孜以求的话题。本文认为:叙事学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命题。因为其存在强烈的本土化动力元,即中西比较意识与理论自觉意识。前者是叙事学本土化的外部动力,刺激、深化叙事学本土化的内在需要,无论执着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挖掘整理,还是西方叙事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视点都落在中国叙事理论的建构上,中西比较视野都是驱动其渐进的深刻的动力之一。后者是叙事学本土化的内在动力因素,使叙事学本土化成为研究者的主动追求,直接引导和推进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叙事学研究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历史意识。二者形成强烈的势能,推动叙事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最终实现。     

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

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是关于探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的学说。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记载表述为历史,也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为哲学思想,并成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把这种人类历史活动表述和总结的哲学思想,名之曰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哲学的萌芽和雏型,应当起始于文明史的开端,而形成于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近代社会。然而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对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物质与精神生产的记载,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历史哲学为指导。历史活动本身也在不自觉地作历史哲学的表达,历史主体的人以思想学说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都作过同那个时代条件相适应的历史哲学的表述,目的是反馈社会,作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媒介。历史活动、历史记载、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是不可分的。历史研究若不以历史哲学为指导,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中国学者来说,历史研究——历史哲学——中国历史哲学,应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坐标。     

走向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哲学

<正> 再过几年,伴随着20世纪帷幕的徐徐落下,我们将走向21世纪。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这一历史时刻,哲学将怎样指导未来和拥有未来?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意义和现实的课题。寻求发展意识和创造意识,是哲学的本性,这种创造意识和发展意识无论是对现实的指导还是对真理的追求,都体现了哲学发展的独特性,哲学的独特性也必然根植于其历史发展的氛围之中,并寻求与现实的结合点,因此我们对于21世纪中国哲学的预测和展望,其立足     

“方法”与“道路”

不少现代的哲学家都乐于扮演一种思想巡警的角色.这种传统也许从康德就开始了.康德曾明确地表示,“批判哲学”不是提供新的知识,而是纠正以前曾发生过的谬误;它不直接地带来某种成果,但就它能阻上混乱、维护秩序这一点来说,它仍然创造了某种成果,所以它在思想上担当的角色恰似警察在社会上担当的角色.这种“警察意识”驱使康德去追查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的思想方法的过失——他们的哲学之所以是不可信的(康德称之为“独断论”),就是因为他们没能掌握一套正确的方法.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明确地宣称:“本论著乃一方法论,非即学问自身之体系.”在康德看来,只有掌握了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建立一门真正的哲学;即一门能够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作为方法论的批判哲学就是尚未建立的形而上学的“导论”.     

从中西古今之争看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

中国近代哲学是在传统思想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下曲折演进的,这种制约具体地表现为中西古今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哲学重要分支的方法论,同样既渊源于传统思想。又受到近代西学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中西古今之争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作一粗略的历史考察。一在中国近代,严复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加以突出。当康有为热衷于把西方的声光电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元”等概念加以揉     

科学认知范式的形成及其检讨——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解方法的讨论

近代自然科学成果被介绍到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将其视为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具有特别功能和特殊价值的学术研究方法。对科学作为学术研究方法意识的形成和科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的应用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科学认知范式在开掘中国传统哲学资源中的科学价值、建立新的学科、推动中国传统哲学转型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精神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使命

几乎在西学传入中国的同时，学者们就开始了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如何评价前辈的工作，如何把中西哲学比较这门学科深入有效地进行下去，以形成既继承、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又适合现代化要求的新时期学术文化，是摆在当今从事哲学比较研究学者面前的神圣而艰巨的使命。本文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近期对如何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研讨作一概述。第一，关于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的根据。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正以改革的姿态向现代化目标进发，然而，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两种类型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国内哲学界普遍并持续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式、路径、生长点和基本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通过讨论，学者们普遍意识到：缺乏问题意识正在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瓶颈，而如何面对现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关键性问题。在笔者看来，要更好地做到强化问题意识、有效面对现实，从而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我们还需在理论上澄清一个与创新有关的前提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明确区分。陈德容先生在《哲学研究与研究哲学》中明确指出：“哲学研究”是一种原初哲学活动，“研究哲学”是对前者的工作过程及其成果的反思；“哲学研究”是直面现实的哲学活动，“研究哲学”是关注历史（传统、文化史）的工作；     

金岳霖和中国传统哲学

本世纪30、40年代,金岳霖先生会通中西哲学,创造性地构建了自己的体系,写成《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部著作,把中国近现代哲学推向了新的思辨境界。金先生对西学有深刻的了解,其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了西方哲学的明显影响。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创作与中国传统哲学息息相关,是传统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结果。然而学界对此认识尚不充分,虽然也有学者触及了这一论题,但研究大抵以《论道》为限,笔者以为,金岳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展开于其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其逻辑研究发扬了先秦墨家的逻辑精神,其知识理论接上了自孔、墨、荀直到王夫之的中国传统认识论的主流,其元学探讨则饱含着民族的哲理情感并使传统天道观上的理气之辩重放异彩。     

走向"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就实质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与其说是一种意识范式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后意识的身体范式的哲学;与其说是以意识→范畴→宇宙为其哲学图式的话,不如说是以身体→两性→族类为其哲学图式;与其说是以事物之还原的分析主义为其哲学方法,不如说是以生命之生成演变的系谱学为其哲学方法。走向"身体哲学",才能认识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才能使中国哲学研究告别以西方哲学为元话语的庞大叙事,同时,我们也才能使中国传统哲学与人类哲学新的时代精神接轨,并继往开来地使其重焕生命的青春。     

重建中国学术传统之我见

中国学术以达道载道、造境传神为旨趣,它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叙事方式和问题意识,都不同于以求知为目的的西方理性主义学术传统。“道”是中国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思想和智慧的“流”构成所谓“道统”。晚清以来,前辈学者试图融通中西,重建中国学术传统,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个使命并未完成。今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并没有成熟的学术规范,学术传统成了制约中国学术繁荣的一个“瓶颈”问题。如何在回应时代问题过程中,整合中西学术的不同范式,重建中国学术传统,是当代学人不可逃避的责任。     

再思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牟宗三历史哲学基本理念探析

牟宗三在借鉴中西传统历史哲学,尤其是王船山和黑格尔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哲学。以精神实体来探讨历史的发展演变,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主要致思理路。并由此发现中国历史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的表现,西方历史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表现。这是中国历史中没有产生科学、民主和宗教的根本原因。中西历史的未来在于中国"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西方"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融合。牟宗三的历史哲学从其方法论意义上来讲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