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需求与供给——制度变迁的视角

非政府组织作为有别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一种制度安排方式,其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原因可以通过制度变迁的视角加以考察。当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制度需求源于固有的制度安排不能释放出足够的空间以使社会中新的潜在收益得以实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政府或者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和个人就产生了打破原有制度均衡,实现制度创新,以实现这些潜在收益。而法律秩序和政府态度以及社会文化观念、原有制度安排、以及国际社会因素的存在则构成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制度供给的结构性条件。     

演化博弈论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东西部差距持续扩大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相比市场机制对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力要素的配置效应来说,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更为显著和深远。习俗惯例作为群体协调博弈的随机稳定状态,其锁定延续或是变革转换都需要一定的内外部条件,对其演化过程及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主动引导甚至干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和优化,最终促成生产力要素资源的有效转移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和谐发展。     

国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

非政府组织(NGO)已成为当今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伙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迅速发展并不断壮大,逐渐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文章以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情况为出发点,认真分析国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模式及其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制度,总结和借鉴其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为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监管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研究

近几年,中国大陆地区连续发生数起暴力恐怖事件,而每一起暴力事件背后都有境外组织的身影。在中国大陆地区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绝大部分是合法的,所进行的活动大多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平民生活的。但仍有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是不合规范甚至是违法的。对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和管理,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境外非政府组织法律准入制度研究

随着境外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影响的不断加剧,为促进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抑制和减轻其消极负面影响,我国应设立境外明确的非政府组织准入制度.该制度应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在许可制、半登记制和放任制中选择适合我国的模式,在准入领域方面也要有具体的规定.     

组织的正式化限度与非正式组织

效率机制驱动组织的正式化发展,但由于组织管理中人的因素的存在,组织的正式化必然存在限度.非正式组织伴随正式组织产生,而非正式组织的发展和管理又制约了组织的正式化发展,影响了实际的正武化程度.组织的正式化存在限度,从组织层面看,是组织社会性的特点决定的;从个人层面看,是组织成员具有双重人格决定的.人本管理正是寻找正式化与非正式组织的平衡,通过对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管理来把握组织的均衡发展.     

城市人口控制制度及其变迁——迁移者与政府的博弈

本文引进制度变量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 ,在博弈论的框架内讨论城市的就业控制与城乡人口迁移 ,指出这时城乡人口迁移规模是内生变量 ,就业控制和迁移规模其实是由政府和迁移者的Cournot博弈均衡决定。然后文章分析了这种均衡在长期中的稳定性 ,指出了制度变迁的几种可能性特别是被锁定的条件 ,并用实证数据对模型的结论进行了检验和修正 ,对城市就业控制制度及其变迁的经济绩效作出了评价     

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的效率与失灵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近代中国呈现双重过渡: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经济制度变迁。作为移植于西方的近代知识产权制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自主创新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不均衡、正式制度之间的不均衡、制度交易费用的昂贵、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力、传统做法的延续、仿造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抵触、移植性供给的被迫性和不彻底性、激励措施的失效及创新精神的轻视是导致知识产权制度失灵的原因。     

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

治理与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涵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治理合作提倡一种包括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等多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其要点是:将合作的主体由制度合作中的政府扩大到非政府;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合作的新动力;强调合作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合作的统一,是长期协调与对话的互动过程。总之,治理合作既是对制度合作的继承,又是对制度合作的创新,将对全球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现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已成为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目前,正式金融制度供给不足、供给趋同以及非正式金融制度的兴起已成为推动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同时,区位禀赋约束、国家和地方对金融的控制以及西部农业的弱质性则构成了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作者据此提出了以回归和强化正式金融机构的 功能、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地位作为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安排。     

From institutional segmentation to market fragmentatio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hifting stratification order in urban China

Focusing on the changing roles of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develops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shifting stratification order since the mid-1990s in urban China. We argue that, after the mid-1990s, the Chinese state led a dual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state dismantled th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system and broke down institutional segmentation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ownership and bureaucratic rank.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ate developed different markets with various paces and strategies, resulting in fragmented market environments. In this context, reformed organizations interacted with heterogeneous market conditions to exert different impacts on multiple dimensions of social inequality. We draw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wo national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1994 and 2003 during a critical period. Our findings show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ratification order has shifted from institutional segmentation to market fragmentation in urban China. This study calls for substan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tricate landscape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参与、共享视角的社会政策调整与社会管理创新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和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因为在执政基本思想、执政理念、路线方针和管理手段上的差异,不同时期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的表述也不尽相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就是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并用"社会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     

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及其国有化

电报业是晚清社会的新生行业。晚清社会引入电报后,清政府按照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建设发展电报业。电报业诞生后,形成官方主导的运行机制。在官方的推动下,晚清电报业逐步进入民间社会,开始其社会化进程。随着电报业的发展及其优势的体现,民间社会开始接受、认同,并开展建设民族电报业的讨论与思考。电报业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的社会需要,决定了晚清电报业国有化的最终归向。在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中,官方高度重视、全程参与、顺势引导,这一特殊现象表明了清廷对电报业的民族性“改造”。晚清电报业的国有化过程,亦是电报业民族性改造的过程。     

政府职能担当与义工组织规范化发展

义工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补充与延伸，义工组织规范化发展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平衡，它既是义工组织约束与自我约束的不断完善过程，也是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的过程。因此，政府应当给予义工组织必要的制度供给，以过程监管替代设立监管，推进义工组织法人治理机制的实施，引导义工组织规范化、有序化发展。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对我国三十年市场化改革的理性反思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程，实质上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结构的变迁过程。制度变迁，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当前只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文化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21世纪"朝阳产业"的今天,文化中介组织是保证文化产业高效有序运转的重要支持系统。当前应明确我国发展文化中介组织的必要性,大量高水平的文化中介组织以及经济人的出现,是促进文化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又要厘清体制转型中文化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文章提出了发展与完善文化中介组织的环境对策。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及其省思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思想主旨是把实现"无产阶级取得公共权力"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体系。社会主义在制度安排上是一种现实的运动;社会主义发展是内含着一些根本原则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不是空想,而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科学理论营养的汲取、继承和发展。     

教育民间组织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作用及启示——以加拿大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为例

加拿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证实了教育民间组织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的角色价值与推动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借鉴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针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抓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及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机遇,通过立法,构建更开放的、更灵活的教育管理体制与机制,使更多具备社会性与国际性的教育民间组织积极参与推动,与世界共享无国界、无边界的教育资源,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从国家“软实力”到国际“软权力”——中国推进软力量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软实力"概念与"软权力"概念有着同出一源或者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但它们并非是等同的,而是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实现路径和目标对象。目前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已有较大提升,然而国际"软权力"并未同步增强。在总体上,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偏于"内省性"发展,缺乏勇于追求国际权力的"外向性"特征。"软权力"的目标指向是对国际权力的追求,关键是采取非强迫性的"吸引"或"说服"的方式。在国际社会现有逻辑和语境下,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法回避国际权力问题。中国的外交事务不应仅仅对西方立场作出被动回应,而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打造自己的"价值立场"、"话语系统"和"公共产品"。在新世纪,国际权力的转移给既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谋求国际权力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仅仅专注于或满足于"文化软实力"诸项指标的提升是不够的,必须拥有充分的"他者"意识、占领时代"文化制高点"的勇气,以及不断提高对外"说服力"的举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