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税免征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成本和收益比较是决定制度变迁的关键。我国从2004年开始降低农业税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行农业税免征,2006年后,全国将取消农业税,实施农业“零赋税”。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免征农业税将是净收益。但从短期来看,免征农业税对于政府来说可能是成本大于收益。相关制度创新主体对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一致赞同、支持和推动了这一制度在全国的推行。     

义务教育的经济理论基础评析

义务教育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具有强迫与免费特征的基础教育制度,作为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义务教育缺乏系统、合理的经济学分析。主张自由放任的早期经济学家反对政府的直接干预,因而没有为义务教育的产生提供经济学解释;公共产品理论为义务教育提供了分析工具,但此后的经济学家多以义务教育制度为前提来分析基础教育的性质,颠倒了因果关系;自由经济理论的兴起,使义务教育制度受到更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立足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提供方式及其经济效率进行了探讨。     

论教育产品及其经济属性

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是确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否干预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教育产品不应该是理论界普遍认为的教育服务,如教师提供的教学服务,而应该是合格的毕业生所拥有的素质、技能、知识等,或者说是合格毕业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这样的教育产品在学生毕业之后被消费,才能给受教育者本人、投资教育的家庭以及社会带来收益。在经济学对教育收益的已有研究中,正是以合格的毕业生所具备的能力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在教育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如果存在外部效应,那么教育产品就可能成为准公共产品或公共产品,这样才能决定政府对教育产品供给的干预程度。因此,在分析政府是否应该干预教育资源配置的时候,应该先确定某种教育产品是否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政府提供了基础教育或实行了义务教育制度,基础教育产品才变成了公共产品。另外,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     

论制度的效率及其决定

制度效率就是实施制度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单项制度安排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程度和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制度结构的效率则主要取决于制度配置状况。制度配置存在制度耦合、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三种状况。当存在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时,制度结构的效率会受到影响。要提高制度结构的效率,关键是要克服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实现制度耦合。     

经济学和法学的科际整合——关于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认知

作为用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探讨法律问题的交叉学科,法律经济学目前已形成了几个活跃的理论流派,成为一个开放、竞争的理论系统,分别为法学和经济学提供了若干创造性的思想源泉。运用经济学思维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不仅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更重要的是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法律经济学使我们以一个新的方式体会法律体系,从经济学成本收益与资源配置角度出发,对法律及其制度安排作经济的分析,以期使这种安排达到最佳效益。经济分析使法学研究更具说服力,并常常会提出一些超越法律的见解,从而可能为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环节提供符合效率原则的帮助,以使法律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作为法律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科斯定理给我们展现的就是有关法律制度最适安排的情形与图景。在法律经济学看来,有效率的法律制度便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于均衡。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制度供给效率研究

制度供给效率是指预期制度安排成功所支付的费用和收益之比。作者以正式制度供给为分析对象 ,全方位研究制度变迁的效率 ,建立制度供给效率的框架。考察制度变迁效率必须从制度变迁过程和制度运行过程着手 ,全面考察制度变迁成本、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制度维护与运行成本及制度收益 ,通过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优化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 ,提高制度收益等方式提高制度变迁效率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与价值无涉吗

主流经济学往往以效率原则来对制度安排进行评估,并把它视为一个客观的指标;但实际上,效率的界定首先以特定的目标设定为前提,而目的设定本身就暗含了价值判断.例如,尽管社会总效率这一概念衡量的是社会财富最大化,但却没有剖析成本--收益的具体分担,没有考察收益的分配比例;在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理论指导下,它在实践应用中往往是体现了作为既得利益的强势者的利益要求.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制度关联性。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供给制度安排 ,由此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农村居民从公共产品消费中的受益程度远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一方面消费相对较少的公共产品 ,另一方面其私人产品生产的成本却相应提高了 ,从而农民收入增长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本文对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出修正设想     

企业预算与国家预算的比较与借鉴

以经济学为基础,从本质、目标、对象、原则、方法等方面对企业预算与国家预算进行比较研究。预算应是以其战略目标为导向,以“公平”与“效率”为原则,以周期性平衡方法为工具,帮助预算主体制订资源控制计划,并对价值与权力进行预算、配比、制度优化安排的管理活动。     

论成本收益视域下反腐败行为的制度选择

腐败的本质是利益委托和权力代理的勾结与合谋,其对公共权力行使和资源分配有着巨大的腐蚀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危害。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用经济学方法和原理来阐释和评价人的行为价值,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理论分析法学———法律经济学。运用法律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我国反腐败制度的成本和收益量化,以期为执政党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提供合理的制度选择。     

论环境成本及其属性

环境成本是环保部门、环保企业和生产经营单位为保护环境、治理环境和建设环境所消耗的人力、物力的货币表现。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环境成本的不同分类和其影响因素的多样性。环境成本具有多元性、地域性、强制性、波动性、动态性、低经济效益性、高生态效益性、高系统效益性及边际成本的无限性等属性。     

论教师职业专业化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对我国培养教育硕士的理论思考

培养教育硕士是实现我国教师职业专业化的重要举措。在我国面对整体落后的教育国情 ,要实现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 ,切实提高基础教育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是重要保证。目前培养教育硕士 ,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 ,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经济转型中的伦理作为

财富的内在本质即是一种实在的自由,消解对财富的"恐惧"会让实在的自由施展它的那种力量。伦理的参与为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它可以是真的,又可以是善的。真与善的诸关系维度在本源上厘清了导向歧见的纯然的经济客观性之危害,在总体上验证了人之常情的伦理经验性之误区,这是预定的和谐。经济发展方式涉及许多关联性因素,其变迁方式的时空条件并非单一经济领域所能囊括的。相对于占有,不平等在公共权力基础上的利益定在构成了"均"的基本伦理维度。     

制度现代化的演进取向与路径选择

全球化浪潮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制度竞争,对发展中国家的转轨发展而言,制度现代化具有基础意义和首要价值,其核心要旨则是自由与民主的有机协同。公民自由需要政治民主的制度保证,而政治民主则必须内含公民自由的核心内容。公民自由可以提升创新能力并促进经济发展效率,而政治民主则可以保障机会均等并实现社会公平。自由与民主的有机协同,能够在民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良性互动,达成发展质态的高效均衡,从而能够造就全方位发展的长效繁荣。     

抓住机遇深入开展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新形势下开展这一工作面临机遇也遇到了些条件限制。笔者认为首先要处理好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培训院校和教研部门、中小学、行政部门的关系，为继续教育创造良好的外围环境；其次，通过提高继续教育教师队伍素质，更新培训内容、培训方式，改进教学手段等途径，切实提高继续教育质量。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阶级矛盾的再认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长期发展,导致新的资产阶级的产生。由于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和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矛盾有着特殊的性质,即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对于这种新的矛盾我们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以避免矛盾性质的转化。政府只有高度重视并能正确地解决这一矛盾,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教育研究现状述评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在云南沿边境地区逐渐兴起跨境民族子女跨国教育流动现象，跨境民族子女跨国教育打破了长期以来教育不出国门的束缚，出现云南沿边境地区跨境民族教育交流。对此，我们应加强国门基础教育的硬件和软件建设，加强对跨境民族教育的全面研究，这对云南沿边境地区跨境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意义重大。     

论小学英语师资愉快教育理念的培养

自“快乐教育”的理念提出后，受到了各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我国也提出了要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发展战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教育也要面向国际化。教育部规定，把小学开设英语课程作为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教师只有对小学生的特征，小学生英语教学的特征和规律有清楚的认识，树立愉快教育的理念，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更好实现。     

道德代价的经济基础论

分析当代中国的道德代价,必须看到"经济基础"的作用。要否定离开经济谈道德、离开道德谈经济的割裂经济与道德关系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保证道德代价问题讨论的物质现实性;要避免机械地谈论经济决定道德、道德反作用于经济,而是要看到经济与道德的矛盾统一在道德代价生成中的作用;要对"经济基础"进行结构的、立体的全方位分析,考证经济活动、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经济发展、经济形态在道德代价滋生中的具体作用;要以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共同标准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凭一种空想的道德规范和抽象的道德理想来评判人类社会发展,轻率得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滑坡抑或道德进步的结论,也不能以纯粹客观的经济增长标准来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置道德代价问题于不顾。     

民族福利建设中的制度风险及其规避——以鄂伦春族为例

民族社会福利建设中存在着由于民族福利制度自身功能发生偏差而产生的制度风险。它以民族福利制度与民族经济社会制度及福利文化传统之间的制度冲突为发生基础。制度冲突尽管以有限理性与制度变革为生成根源,但其风险化的关键在于是否在民族福利建设过程中维护了合理的民族权益。因此,风险的规避在于根据确保民族合理权益的原则进行制度协调,改进民族福利制度。当前,尤其要据此原则将民族福利制度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市场化、平等化改进,以化解其现实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