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熵权法测度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并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等方法分析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特征，中部地区增速最快，东北地区增长缓慢。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联通性较好且不存在等级结构，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和稳定性不断增强。北京、上海和江苏等省份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而山西、陕西、辽宁和吉林等省份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且网络中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分为四大板块：“净溢出”板块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净受益”板块位于东部地区；“双向溢出”板块位于中部地区；“经纪人”板块则零散分布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地区差异会增加省份间数字乡村发展的联系强度，而地理距离增加对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程度的提升有抑制作用。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省域实践——《中国省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报告(2012)》评析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且范围逐步延伸,城乡一体化问题已被提到战略高度。那么,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究竟如何、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各个省域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又存在着怎样的变动趋势。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评价体系,对中国整体及省域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进行科学合理的测度。由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永秀教授主持撰写的《中国     

财政农业支出对西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基于云南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个资金投入不断增长的过程,且随着城乡一体化实施进程的深入,城乡融合的要求越高,资金的投入就越大。西部地区以县域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主要是政府推动为主导的城乡一体化。由于国家级贫困县较多,财政赤字严重,财政农业支出可持续问题成为西部大多数地区城乡一体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云南是国家级贫困县最多的省份,本文以云南为例,利用超越对数生产模型对城乡经济一体化与财政农业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提出西部地区解决城乡一体化财政农业支出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及建议。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

两化融合并不是单一维度上的变量，而是具有“方向（耦合程度）”和“大小（增值能力）”的矢量特征，并且信息化和工业化也是具有矢量特征的。研究发现，2000-2014年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不断提升，耦合程度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且增值能力提升更多的是依靠信息化、工业化的带动；但各省市区增值能力的差异性远大于耦合程度的差异性，其区域发展本身的差异性应是重要原因；东部地区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均处于最高水平，中部地区耦合程度低于西部地区，但是增值能力高于西部地区；从两化融合增值能力的动态分解看，工业化、信息化增长所带来的增值效果大于耦合程度提升带来的增值效果，两化融合静态增值能力（I型增值能力）和两化融合横向增值能力（II型、III型增值能力）均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的特征，两化融合纵向增值能力（IV型、V型、VI型增值能力）却呈现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和西部地区处于同一水平的态势。未来政策导向应突破静态耦合程度的束缚，全面认识两化融合的双重性质，辩证地看待两化融合和信息化、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根据各地区发展状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体系。     

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特征、战略内容、战略目标

城乡发展一体化指中国城乡关系要打破分割、分离、分立的状态,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方面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融合、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它既是一种指导中国城乡发展的战略方针,也是城乡发展的过程,更是城乡发展的目标。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特征是:内容的全面性、机会的均等性、互动的双向性、发展的协同性。实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应紧紧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个目标;从市场与政府、农业与非农产业、农村与城市、中西部与东部等四对关系入手,形成相应的"里应"+"外合"机制;依循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三条路径;关照中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的差异性,尤其是中西部远远落后于东部和东北的事实,采取差异化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措施;抓住完善市场体系、促进机会均等、取消户籍限制、树立现代理念、构建生态文明等五个本源性问题,破解城乡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重二元结构。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目标可分解为概念性目标和指标性目标。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收敛性研究——基于logt检验方法的考察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数理统计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梳理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现状,并采用logt检验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一级分指数的收敛情况.结果 表明,在样本考察期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趋势.从分类指数来看,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覆盖广度指数和使用深度指数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而数字化程度指数的地区差异较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覆盖广度指数以及使用深度指数在全国范围内趋于收敛,而数字化程度指数总体不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趋势,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收敛于一个俱乐部,西部地区收敛于一个俱乐部.     

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现状、约束与路径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作为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需要加倍努力,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争取早日基本实现现代化.基于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5个维度构建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9年西部地区12省区市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态势,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不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各省份之间以及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维度上的异质性.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创新发展动能较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区域和城乡差距明显,人力资源质量、地方治理能力和社会保障力度等也有待提高.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平衡协调发展战略、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培育和激发创新动能,塑造和发挥人力资源质量优势,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同时,要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经营体系强是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而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文章从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集约化产出四个维度构建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估算了我国30个省域2009—2021年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系统阐述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理。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间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专业化生产、集约化产出水平的提高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的贡献最大，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的贡献最小；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和连片分布的区域特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可以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但存在空间异质性，中部和东北地区影响显著，东部和西部影响不显著。     

中国城乡社会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城乡社会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含5个一级指标(城乡基础教育、城乡医疗卫生、城乡社会保障、城乡就业与住房保障、城乡社会管理与文化共享)、12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基础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两步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省域2012年城乡社会一体化指数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域城乡社会一体化"中等水平阵营"已经形成;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与东北水平较高,中、西部水平较低的状态。基于我国省域城乡社会一体化的现状,建议我国城乡社会一体化过程中:一要抓住"人的一体化"这个核心;二要制定政策既要统一也要体现区域、省域差异性;三各省要注意做到全面发力与突出重点相结合。     

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研究现状综析

中部六省在“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背景下面临日益困难的窘境,中国中部地区有某种“塌陷”态势。如何实现中部经济的崛起成为众多专家和政府官员关注的话题。目前,对中部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6个方面:战略地位、塌陷现状、崛起战略、行业发展、省份经济和率先崛起等。     

我国财政支出、银行信贷的经济效应

利用198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加入了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的交叉项,以考察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且东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却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东部地区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信贷资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     

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科学衡量城市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文章构建了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四个一级指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R&D项目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电子商务销售额、城市公共财政支出额、软件业务收入等16个二级指标的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全国31个省市的发展数据为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各级指标权重,实证得出信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等结论,筛选出现阶段影响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影响因子,测算我国东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U型转变及稳定性分析

以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为地域单元,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态势进行综合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总体上,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从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转变,中国区域发展综合协调水平经历了先持续下降(1985～2003年)、后逐年提高(2004～2009年)的"U"型演变。不过,当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综合水平依然处于较低层次,未来区域协调化发展任重道远。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完善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调整优化国家区域政策,促进区域全面、可持续的协调化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评价及其政策建议

建立城乡统筹发展评价体系来量化评估全国和各地区城乡统筹的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城乡统筹发展整体水平不高，省市区之间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域间差异显著，区域内差异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统筹度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目前我国城乡统筹水平较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建立和完善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各类制度；转换政府职能；建立健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组织保障体系。     

中国资源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凭借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资源型产业,推动了地区和国家经济的工业化进程,目前已经形成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区域性经济结构体系。然而,资源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扩张也产生了强烈的经济结构和行为方式的低级化趋势,以及日益加深的路径依赖,为这些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和障碍。为此,诸多学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资源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本文以这些研究为基础,通过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资源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实际问题,对我国今后实现资源型产业结构与升级进行评述并提出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东北经济区产业结构特征与区域发展模式探析

东北经济区应被界定为包括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通辽、赤峰、兴安盟和锡林格勒盟等五盟市在内的经济区域,以取代传统的仅包括东北三省的东北地区。在产业结构和地域分工态势上,东北经济区各地区间具有一定的产业梯次,各专业化部门均具有以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地域分工的特征,且地区间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非合意性的"趋异"和合意性"趋同"。以此为依据,在"地区互动"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东北经济区应选择核心与外围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及梯度推移的区域发展模式,以促进和实现东北经济区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解读与实践要求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命题的提出,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继续深化的重要一环,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积极应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现实需要,也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要求。科学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需要一个整体性视角,即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关于理念、方法、过程和结果"四维一体"的整体性概念。它致力于回答"以何种理念推动城镇化转型""新时代的城乡应如何发展""新时代城乡融合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新时代实现怎样的城乡发展格局"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在其实践过程中必须体现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城乡相融共生的发展格局以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发展思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联系网络结构研究?--基于省区尺度和国家尺度的社会网络分析

选择中国西部的9省区和18个相关国家，基于两个不同的空间尺度（省区尺度和国家尺度）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空间关联网络，采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4个时间断面的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绘制可视化网络结构拓扑图，并对关联网络的拓扑学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省区尺度的贸易网络密度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而国家尺度的贸易网络密度则保持稳定增加；四川、重庆处于省区尺度贸易网络中心地位，陕西、宁夏、青海则处于边缘地位，新疆、甘肃逐渐向边缘移动，云南、广西则逐渐向中心移动；欧洲国家大都处于国家尺度贸易网络中心地位，而中亚五国处于边缘地位，中国的地位跃升趋势最为明显；省区尺度贸易网络内存在5个凝聚子群，国家尺度贸易网络内存在9个凝聚子群；省区尺度网络的贸易联系基本平衡，而国家尺度网络的贸易联系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应加强区域合作，以创新驱动发展，优化网络组团结构，充分发挥网络核心的辐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经济带”区域共同发展。     

西南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与比较研究

近年来，西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金融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日益提升。从社会融资规模、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分析西南地区金融发展态势，并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构建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007—2015年西南六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西南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由金融规模相对重要向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相对重要变化，金融发展开始从重视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注重效率提升的集约式发展模式转变；西南地区区域内金融发展不均衡、差异明显，金融发展水平受制于经济基础条件。应建立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注重金融效率的提高，加强区域金融发展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