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后殖民理论的考察

在全球化时代,西方的话语霸权带来了"中心/边缘"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了第三世界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危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重建本土文化身份的途径在于:认清中国当代文化身份的"混杂性"特征,突破传统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积极开拓文化"接触区",构建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以期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身份.     

电视的崇拜、电视文化和全球化

电视的发展逐渐使自己获得文化的价值 ,电视通过日常的节目播出建构起大众的共同记忆和身份认同 ,培养了一代电视群体的成长 ,使自己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实践。但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电视里 ,还是会产生一些逃脱全球化的微观文化现象。全球化与微观文化之间的碰撞值得人们的关注。     

浅谈电视读报节目对公民身份的二次建构

电视读报节目是主持人在电视上解读报纸新闻而形成的一种电视新闻评论性节目,在2009年之后步入稳定期.电视读报的评论性是电视语言的独特现象.非语言符号对意义的消解是读报节目在语言学上产生的消极现象；出于文化消费目的的低俗化是电视读报节目在文化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为此,媒体应通过构建公众身份进入公共领域与公众实现互动,在此基础上,电视读报节目则要从公共利益出发,选择公共话题,促使公众参与,实现公众身份的二次建构.     

身份焦虑与现实困境——论当代中国的语言民族主义

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将语言作为想象与建构自己民族身份时的出发点,本文把这种倾向概括为语言民族主义.本文认为,语言民族主义是后殖民语境与全球化时代国人身份焦虑意识的一种反映,同时分析了其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最后,本文指出现代民族身份的建构应该超越语言和文化.     

论资本时代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生成逻辑

资本时代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互动凸显了民族文化的焦虑.资本时代,商品经济是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经济动因;现代科学技术为其鸣锣开道;文化和宗教的原因是其文化缘因.所以厘清资本时代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需要"经济场域",从而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疑问作出合理的思考、判断和选择.     

当代艺术生产中民族身份“符号化”建构的文化反思——以“长征”艺术实践与郭凤怡现象为例

中国当代艺术生产中出现兼具艺术创作和艺术中介性质的新艺术实践。这一现象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身份在文化交流中被建构的特征有极大关系。以"长征计划"艺术项目和"长征空间"画廊交织在一起进行当代艺术创作和运作为例,民族身份建构过程凸显出三个理论焦点:首先,从当代艺术的文化视域见出从艺术创作到艺术生产理论讨论范围的转向;其次,通过把当下文化生活与中国革命史并置来建构当代艺术中的民族身份,这种对社会发展史进行反思的宏观视野为原本西方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史所缺乏;第三,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弱势文化身份的转化反映出文化交流的现实性和幻象性双重性质。对这三方面的反思结论是尽管这一交流过程以文化妥协为前提,但它带来平等交流的希望,具备文化对话价值。     

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纠结——一个以霍尔和莫利为中心的研究

英国文化研究原初是一项国内的事业,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议题迅速国际化.霍尔开始高频率地谈论身份、混杂、新族性、英国性、全球化;莫利的话题也从国内的"积极受众"转向了"全球媒介、电子图景、文化疆界"等只有全球化时代才有的课题.于是,也就有了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相遇.由于传统上"文化帝国主义"不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大主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未得到学界认真的梳理.以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家霍尔和莫利为中心,建构"文化帝国主义"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可以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研究提供某种可能的借鉴.     

虚拟游戏的身份认同--网络游戏的文化体验之反思

在网络传播的新技术时代,网络游戏成为人们身份认同的一种存在和情境,或者是一种社会建构.在网络游戏中,游戏的参与者是通过数据网相联结,以电子文本化的虚拟身份来展示或想象主体身份的.与传统的游戏不同,网络游戏的游戏者在电脑屏幕上的"窗口"环境中进行着多重身份的生活.这种分散的自我使得游戏者在同一时间里往往处于多个世界,扮演多个角色.这样,现代人的自我体验在网络游戏中更像是进行了身份认同的多种探索和实验,游戏者体验到了多样化、异质性、片段化、去中心的自我.本文将从游戏文化研究的角度,围绕对网络游戏中身份认同基本特征的分析,以期对作为大众文化一种的网络游戏文化现象进行理论之反思.     

译者与翻译文化身份

本文将从译者与限定的外国文学的文化身份和译者与重塑外国文学的本土文化身份这两方面探讨译者与外国文学本土文化身份的形成的关系和这种文化身份对目的语社会的影响。译者本身的文化身份及其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决定了外国文本的本土文化身份     

从"宗教文化"到"公民文化"——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社会角色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宗教研究采取的是一种"以文化代宗教"的策略.这种研究模式几乎主宰了三十年来的宗教研究论著,但是也呈现了宗教文化的化约论、功能论以及局限于精英阶层的知识论倾向,最后以"弱文化范式"的形式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缺失.人们看到了不同形式的宗教文化,但忽略了不同宗教信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当今的多元社会中,宗教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都具有彼此认知的义务,它们应当参与"互补性的学习过程".宗教文化必须经过"拯救性的社会化",才能进入公共对话的空间,才能进入公民文化的建设领域,并且,宗教文化只有获得公民文化的身份,才能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型.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江”“河”词源义试探

“江”“河”是两个常见的形声字，随着词义的发展和汉字的变形简化，声符“工”与“可”的表意性被忽略了，很多人认为其只起表音作用。实际上“江”“河”两词所表意义即源于其声符“工”与“可”，其声符具有示源的功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