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竞争、政府悖论与要素扭曲——基于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特征的揭示

诺斯的政府二元悖论认为,政府既有追求总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也有维系自己特殊利益的目标,而后者无疑会对资源配置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在转型式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但确实也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而扭曲了要素市场并引致了社会福利损失。根据中国的实际,构造了一个政府效用函数来分析要素市场的扭曲问题,发现地方政府越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国有部门给政府带来的效用就会减小,这就会缓解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政府越追求自身利益目标,要素扭曲就会越严重。此外,由于国有部门是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工具,而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二元竞争,又一定会产生要素扭曲问题。     

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跨域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间关系及其协调路径研究

地方政府间关系作为府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成一种多层次、多元化的复杂关系,并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地方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往往造成"权力"运用的同步扩张,由此产生相互竞争关系、横向合作关系和跨部门协同关系。在不同行政区域地方政府纷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背景下,明确地方政府之间动态的府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析委托-代理视角下的政策执行规避

在委托一代理理论中,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经济人,行为目标都是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时,由于利益的相互冲突,代理人便可能利用委托人委托的资源决策权谋取自己的利益,即可能产生代理问题.事实上,在政策执行中,执行规避的产生根源正是由于负责政策制定的委托人一中央政府与负责政策执行的代理人一地方政府之间利益不一致,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政策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调整,最终使政策在执行中走样.     

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及其实现方式

政府的自身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它由政府人员的个人利益、政府的地方利益、政府的机构利益三方面组成.政府的自身利益致使地方政府行为也具有明显的利益趋向: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制造政绩工程和完成上级的考核目标来谋求职位晋升的个人利益,政府的地方利益表现为对政府间财政利益的争夺,地方政府的机构利益则体现为政府机构的自我扩张和对财政预算最大化的追求.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及其抑制

政府的个别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运用公权力时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处理二者财政关系时,渐进式改革所特有的制度边界和制度约束的不清晰,对中央行政集权的制衡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是二者机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因此,抑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除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尽量减少政府利益与相关方面利益的不一致外,关键在于改变现实条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参与约束".     

论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

国有银行产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收益最大化是其制度变迁中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政府追求的目标函数具有动态优化的特征,最大化的实现取决于租金收益与税收收益的最优组合.由于中央政府追求目标的多元化、地方政府利益以及政治银行家的个人效用等原因,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具有滞后性的特征.国有银行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与政治银行家的利益达成一致,以及外部环境的建设.     

中国城市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异化与重构

我国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的目的在于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出让环境,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然而,制度变迁的累积效应却导致地方政府成本和收益预期发生变化,在既得获利机会面前,土地招拍挂逐步偏离了其制度初衷,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工具。要改变这种状态,可以考虑采取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丰富和完善土地拍卖机制等措施,从而削弱和消除制度变迁累积效应对地方政府产生的边际影响。     

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模式及其变迁——浙江现象的行政学解读

地方政府自主性是理解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角色行为的重要变量,正是地方政府自主行为空间的日益扩张,铸就了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的多样化,铸就了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区域性和个性化差异。从温州模式到浙江现象,浙江之所以较为顺利地走出了一条区域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的成功路径,关键在于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行为,同市场体系的发育、扩展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地方政府在默许、支持民间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了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信念,进而通过政府角色和政府行为模式的适应性调整,为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及市场秩序的扩展提供了较好的支撑条件。     

论人的利益及利益追求

利益就是主体在与客体发生联系时其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人有需要,而且总是力求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以,人就会追求利益,自觉地趋利而避害.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深层本质上乃是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及利益追求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上加以分类.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及利益追求的差别和冲突,主体不同需要之间的利益及利益追求的差别和冲突,主体不同时间之间的利益及利益追求的差别和冲突,构成了人们利益上的矛盾.妥善解决人们的利益矛盾,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     

社会进程视角下的欧洲区域一体化分析

欧洲区域一体化并不主要是一种政府间制定条约的事务,而是一种社会进程。为了深入了解欧洲联盟的发展,准确评价区域一体化状况,应该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进行分析。欧洲联盟不会成为民族国家的替代品,它将发展为"多国家的欧洲";作为法团行为体,欧洲联盟能够采取共同行动处理国内外事务,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法律共同体;作为集体行为体和制度化的谈判协商体系,欧洲联盟可以帮助各自治行为体共同作出决定并追求其自身利益;欧洲联盟还是一个渗透型治理体系,借助跨国政策网络,各利益集团可以在政策制定的各个层面上施加影响。     

从"政府企业家"到"市场企业家"——新常态下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的策略转变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虽然各区域之间的差距始终存在,但缺乏内生动力的西部地区却并未陷入恶性循环,同样保持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发展.由于市场中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流失,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如企业家般直接干预经济,并依靠自身的企业家精神为区域经济发展引入大项目创新,实现了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然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这种经济发展策略由于政府可调配资源日益匮乏而逐渐失效;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区域内市场中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实现大、中、小规模创新的协同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的策略选择.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科学制定发展目标,积极转变职能,通过制度创新更好地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有效激发出区域内的企业家精神.     

农村选举中的资源竞争与制度供给

当前一些地区的村委会选举中发生各种违规行为,甚至出现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要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可以从建立理论框架着手,依据共有资源竞争与制度供给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农村地区在取消农业税之后的治理结构现状,对村集体资源的竞争在何种情况下可能出现"失序",并进而导致暴力和冲突的发生进行分析。集体资源的收益大小会显著影响选举冲突的发生及其激烈程度;但其背后的关键作用机制,则是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的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需要鼓励乡镇一级基层政府更多地承担监管责任外,也应加强村庄内部的决策参与机制建设。     

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的供求均衡与优化对策

对注册税务师制度的需求来自企业、政府和社会,而供给源于中央意愿的制度供给和地方实际的制度供给。我国企业对注册税务师制度的需求不足,且注册税务师制度地方的实际供给小于中央的意愿供给,是一种低水平、低效率的制度均衡,其原因主要在于企业、税务部门等主体进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因此,注册税务师的制度变迁实质上是对企业、税务部门、注册税务师行业等各方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调整的过程。为了实现注册税务师制度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均衡,必须要加强相关税收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改变各主体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     

中国地方NGO生成机制的制度分析

地方NGO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潜在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相互契合推进，从而激励地方公民合作创设NGO制度安排的复杂过程。这是中国地方NGO生成的简要逻辑。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视角分析，在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中，国家与市场对NGO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性介入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是六个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与中国地方NGO的发展壮大过程相伴相生。分析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当代西方地方政府国际行为理论述评

当前,地方政府国际行为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并未深入;两枝世界政治理论、新中世纪主义理论、平行外交理论、多层外交理论和地区国家理论从不同视角对地方政府国际行为的时代背景、发展趋势等做了理论阐释,但还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从国际体系特征出发,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密切结合,坚持主权国家观念,是研究地方政府国际行为的基本立足点。     

区域政府的制度供给与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以企业、家庭、区域政府(公共机构)为主体。在经济转轨和统筹区域发展的双重约束下探讨区域政府的制度供给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类型区域政府由于利益导向差异导致区域制度供给差别,进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质量。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中经济利益补偿的博弈分析

作者利用博弈论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牵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各方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农户与政府的博弈结果表明,农户与作为整体的政府进行博弈有多个纳什均衡点,要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政府应选择较高的补偿方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果表明,纳什均衡(不努力,不努力)是各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策略同时也是占优战略均衡,但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努力,努力),也就是既节约中央的财政资金,又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潜力;要实现帕累托最优,中央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既要激励合理,又要经常监督,把地方的努力程度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一个重要依据。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个共同代理的观点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共同代理人.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分析了三方之间的博弈,并着重从激励的角度讨论了中央是否应该限制地方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我们的模型表明,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互补时,地方政府与地方之间的交易能减少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成本,因而中央应该选择容忍；而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相互竞争时,该结论也有可能成立.最后,我们用这一结果解释了地方政府助推房价上涨的原因.     

制度与文化并重:新时期利益格局调整的路径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利益格局调整"成为现阶段能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积极稳妥地进行利益格局调整,需要沿着利益的双重性格、制度与文化的双路径协同展开:一是制度路径的调整策略。"调整"的路径依赖于它的"形成"过程,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是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影响物质利益分配,导致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形成或变动,因而,制度变革是利益格局调整的首要渠道。二是文化路径的调整策略。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利益群体会作为行动主体处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参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群体参与调整时所具有的能动性来自文化,即制度预期、文化接触和文化同化三方面的差异将唤醒各利益群体的理念利益,驱动他们通过利益表达影响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应当减少三方面文化差异,构成利益格局调整的文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