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品评兼及中国美学思想批评

《乐记》论乐,历来学者,褒扬者多,究其被推崇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曰《乐记》“感物表心”的乐本思想既表现了鲜明的唯物主义思想色彩,又表现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个性特征,即重表现、轻再现的特征。二曰《乐记》中“礼乐合一”论体现了感性理性对立统一规律,并因此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建构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主干。三曰《乐记》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第一个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后世美学发展影响巨大、裨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试论陆机的“感物”说

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感物＂理论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感物＂说以《易经》的阴阳之学为哲学思想基础,并在《礼记.乐记》中以探讨音乐的产生方式被正式提出,随后文人学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广泛应用。陆机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感物＂理论,并作了详尽阐发,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论乐象的模糊性特征

“乐象”一语，出自《乐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乐象》广乐象”的渊源出于《周易》的易象理论。《乐记·乐礼》曾剿袭《系辞·上》关于“天高地卑”的议论，《系辞·上》以天地喻乾坤，以尊卑论贵贱，以人事的同和异，聚和分来说明吉凶，以天地、动静、刚柔的对立统一作用来解决万物的生成和变化，而《乐记》把“乾坤”改为“君臣”，以“天地之别”来解释“礼，以“天地之和”来说明“乐”。之所以提出“天尊地卑”是为了论证君臣贵贱的等级地位，《乐记》正是沿袭“易象”的功能而生发“乐象”的功能，论证“乐者…     

巧用薄荷 清爽度夏

薄荷除了药用外,还常被用于菜肴、糕点和饮料制作,为食疗常用品。昝殷《食医心镜》云：＂薄荷煎豉汤暖酒和饮,煎茶生食,并宜。盖菜之有益者也。＂近代还用鲜薄荷茎经蒸馏而得之芳香油,处方多称＂薄荷冰＂或＂薄荷霜＂,功用与薄荷近似。     

西周雅乐的刚健风貌与刘勰的“风骨”——《文心雕龙·风骨》“刚健”之再溯源

"风骨"之意涵不仅以《易传》的乾阳"刚健"说为其理论来源,对它的诠释还应上溯至西周的雅乐乐奏。西周雅乐是一种庙堂典礼音乐,其主体结构是打击乐。打击乐重节奏而轻旋律,审美倾向是偏于刚健的。《乐记》是西周礼乐实践经验的总结,其雅乐理论为西周雅乐与"风骨"的中介。通过《乐记》的影响与渗透,《文心雕龙》为"风骨"提供了宏阔的理论背景;《风骨》的"风力遒"与《乐记》的"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在外在风貌上完全一致;"骨髓峻"与《乐记》的"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在形式的简洁质朴上有着内在关联。以审美超出政治教化之上,源出于更高的本体世界,又是《风骨》与以政治标准为唯一的《乐记》雅乐理论的不同之处。     

释“不愤不启”

<正> 关于《论语·述而》篇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段话,后汉的郑玄旧解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朱熹《集注》也遵从郑义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义。”)郑氏所谓“口悱悱”和训“复”为“重复教之”,都是不确切的。“愤”、“悱”二字,双声,涵义是基本相同的。《文选》成公绥《啸赋》:“舒蓄思之悱愤兮,奋久结之缠绵。”李善注引《字书》:“悱,心诵也。”王臣注:“悱愤,心忧也。”二字都从“心”,都是心的动态,不应当说是“口悱悱”。实际说来,成氏赋这两句     

先秦思想中《乐记》的不同面向——以诸子的礼乐批判及音乐术语的发展为核心

《礼记·乐记》是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方面最全面的文献,向来备受古今中外学界的关注,但是对此的研究一直围绕着其作者与成书年代的问题进行,对其思想内容仍没有重大突破。一方面,比较《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及《吕氏春秋》相关部分,可以看出《乐记》成书时接受了《荀子·乐论》以及不同来源的先秦思想,而其基本音乐术语不会晚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另一方面,理解先秦诸子音乐话语及其对儒家礼乐的批判,对深入探讨《乐记》的成书动机及其各篇章的不同面向十分必要。《乐记》除了证明礼乐思想的正当性以外,也涉及音乐与情绪的密切联系,礼、乐概念的相辅相成,以及声、音、乐概念的系统化等各个方面。《乐记》集儒家音乐讨论之大成,其中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探讨。     

古代诗学"应物斯感"论的建构历程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从主体与客体微妙的审美联系中探寻诗生成之源,从先秦《乐记》开始,经汉魏,一直到明清,建构了“物—心(感)—乐”的艺术生成论,是谓“应物斯感”,成为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的重要的本体论命题。这一理论无论其形成过程,还是理论内涵都深得中华文化智慧,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诗经》中“兴”的美学意义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瑰宝,也是最早集中反映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经典。它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因其展示出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画图而具有永久的审美价值,被历代盛传不衰。作为使《诗经》光彩夺目的表现手法之一的“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学意义。一、“兴”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发轫,或曰“源泉”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是“物感说”。一般的研究认为,“物感说”是《礼记·乐记》提出的观点,其中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其本在于人心之感于物也。”很显然,这是对古代音乐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如果要溯源的     

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

壹、总论 古音学在韵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都是研究古韵的,他们有所发明,有所改进。象顾氏说:“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 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戎”,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虽谓之协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他囿于《诗经》一部书的小范围,认为是“百中之一二”现象,这是不。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诗性感悟与理性精神的融合——评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

<正> 对于散文,论述颇多,各有千秋,也尽显风采。郁达夫的归结就很有见地,他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指出:散文或散文家之深情远旨,在于贴近“散文之心”。在笔者看来,这里有两种内涵,一是散文的主旨或主题所在,二是散文乃散文家的心性折射。如此,散文史就不单是对散文发展脉络的勾勒,也是对作家心性的捕捉与感悟。这就为撰写者提出了一个重     

从鲲鹏之化看庄子之道——兼论小大之辩

《逍遥游》中所揭示的小大之辩与《齐物论》之主旨道通为一通常被视为是矛盾的。其实,二者所观照的对象不同,小大之辩针对的是心;道通为一讨论的是形。在庄子看来,只有道通为一的形化,才能实现弃小就大,超越成心的心游。化是实现庄子长久不已之道的关键所在。     

古汉语中词的语义特征

古汉语中词的语义特征张联荣一《说文》：＂期，会也。＂段注：＂期者要约之意。＂谓在时间方面有所约定限制。《国语·周语上》：＂及期，命于武宫。＂韦注：＂将事之日也＂。《诗·小雅·》：＂期逝不至，而多为恤。＂毛传：＂远行不必如则，家室之情，以期望之。＂又《...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论《乐记》与古琴艺术的乐“道”源流

《乐记》的理论展开,与古琴艺术不无相关。《乐记》中表现的古琴艺术与《周易》"天地四时、清明广大"的超越境界存在内在关联。从"道"的层面上来讲,秦汉以后中国古代一切古琴艺术的论述与专门性著作,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超出《乐记》的视域,它们至多只是在古琴的表演技巧上有进一步的拓展。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论孔子的“心学”

心之良知和认知两种功能及其关系是孔子＂心学＂的基本内容。良知之心是对内在道德法则的直觉功能,具有内向性和直觉性的特点。认知之心包括道德认知和非道德认知,道德认知是对外在伦理规范的学习认取,非道德认知是对外部事物的分析判断。认知之心的特点是外向性和逻辑分析性。对心之两种功能的不同侧重或取舍,是后世儒家孟荀之争和朱陆之辩的根源性原因。     

从“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看汉宋礼学诠释重心的转变

《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一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他们对此语的诠释又存在一定差异。汉唐儒家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郑玄着重强调礼敬乐和的功能,孔颖达进一步深化礼之于人的内在作用,以阐明礼乐内外相养之功。以朱熹和杨简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则注重探讨礼乐的内在心性根据,朱熹将礼对释为“心中之理”,从而消弭了汉唐以来人与礼之间的疏离、隔绝,又以“心中之情”释乐,则将乐的实用性、经验性转向心性伦理层面;杨简则以一“心”涵摄礼乐,而拒斥礼乐的内外分别。对礼乐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出汉宋学者治学方法的差异,又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