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阶层固化剖析

阶层固化是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导致的社会阶层间流动减少、社会不平等代际复制的现象。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阶层固化趋势,"二代"现象与"寒门难出贵子"是其表现形式。阶层固化本质上是"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的回退。社会资本存量差异是导致阶层固化的重要原因,家庭社会资本差异催生阶层固化、城乡社会资本差异加剧阶层固化、高等教育领域社会资本差异形塑阶层固化。     

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

本文论述了中国近十多年来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巨大冲击，观念、角色与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提出了三个观点：（１）政治文化启动论。中国是一个文化导向型社会，文化分化十分清楚。社会转型要靠政治文化的变迁来启动。真理标准、包产到户、少数人先富、市场经济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四个突破口。（２）身份变换加速论。户籍、劳动制度等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隔离，以及农民、工人与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与社会身份的固定化。农村工业化、私有经济、商业文化是人们转换角色与身份的三个加速器，使中国从轻商社会走向重商社会。（３）社会结构倾斜论。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向市民利益倾斜的结构，保持这种结构必然会积累不安定因素。当前，我国的收入多元结构向高收入者阶层倾斜，获得高收入的途径向非劳动倾斜。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而低收入者阶层与高收入者阶层则均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只有扩大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     

国内十年公民资格理论研究综述——以知识引介、本土转化为线索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推进，迈出了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重要步伐。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农民职业分化；工人队伍迅速膨胀；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明显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户籍身份制度面临变迁，三元社会结构出现雏形。实现社会生活契约化，需要在四个方面取得突破：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的禁锢，打破传统身份体制；把契约理念和契约机制引入政治领域，逐步提高国家政权的民选层次；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大力开展契约文化建设，宣传契约理念，弘扬契约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生活契约化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推进，迈出了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重要步伐。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农民职业分化；工人队伍迅速膨胀；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明显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户籍身份制度面临变迁，三元社会结构出现雏形。实现社会生活契约化，需要在四个方面取得突破：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的禁锢，打破传统身份体制；把契约理念和契约机制引入政治领域，逐步提高国家政权的民选层次；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大力开展契约文化建设，宣传契约理念，弘扬契约文明。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十大趋势

肇始于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将是世纪之交更大规模社会分化进程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在产业革命的有力“推动”和市场化的有力“拉动”下，至少在2010年即预计中的社会转型完成前，这一分化在规模和速度上都将超过以往，并会产生许多新的特点和衍生许多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其间，社会成员构成将趋于“智能化”，并迅速经历第二、三产业劳动人口超过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等一系列历史巨变；私营企业主等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阶层将会持续扩大；企业家等新兴阶层将会真正形成；农民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和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将同步进行；社会阶层变动趋于加快，“两栖人”趋于减少；“身份”因素将加速退出历史舞台；贫富差距在总体上将有限度地继续扩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有所增加，但一般不会引发全局性的社会动荡。纵观这一阶层分化的全过程，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转化的进步性社会运动。     

契约本性与古代中国的契约自由、平等——中国古代契约语言与社会史的考察

契约本性是自由的,平等是契约自由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中国古代契约充斥着大量反映契约自由和平等的套语,这些语汇与当时的刑事、民事法律术语及政治语汇的精神一致。古代中国存在着权力、身份所不能决定的东西,这就是契约的自由与平等。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与家族内部等级上的差异,并未消灭经济生活中契约的自由与平等。缘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同,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契约本性与古代中国的契约自由、平等(续)——中国古代契约语言与社会史的考察

契约本性是自由的,平等是契约自由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中国古代契约充斥着大量反映契约自由和平等的套语,这些语汇与当时的刑事、民事法律术语及政治语汇的精神一致。古代中国存在着权力、身份所不能决定的东西,这就是契约的自由与平等。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与家族内部等级上的差异,并未消灭经济生活中契约的自由与平等。缘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同,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论城乡结合部社区的居民分化

在城市化进程中 ,作为二元社会结构变迁中间地带的城乡结合部社区 ,其居民存在着以户籍和地域身份为基础的初级分化和以职业身份为基础的次级分化。随着城乡结合部社区的发展 ,居民之间的初级分化必然向次级分化演进并为次级分化最终取代。为促进城乡结合部社区的阶层结构的合理化 ,我们必须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管理体制创新     

从经济人到制度人——基于人类行为与社会治理模式多样性的思考

人生活于现实世界中,人性假设也应以现实为基础。基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仅靠"经济人"假说并不能圆满地解释现实和人类的所有行为。人离不开制度,同样,制度需要以人的存在为基础。正是基于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才使人类社会处于一定的秩序框架内而不断的发展。我们提出的"制度人假说"更好地解释了人类的部分行为,它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考察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制度人"按照"个体行动法则"行事。"个体行动"是制度、生理系统、环境辨识、个体偏好结构的函数。明确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有助于更好地研究人的行为。在合理的制度下,"制度人"机制将使人类社会走向有序、和谐、快乐与幸福。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