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演进特点分析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措施与制度,从古代到现代是不断发展的.农村社会保障性质从古代农业文明时期补救性质,向现代社会的制度化方向转变,社会保障范围从狭隘性、单一性向社会公共性、综合性转变,社会保障理念也从传统的注重社会整体和国家控制,到现代的强调个人权利和政府义务转变.     

社会保险权的法律属性与社会保险立法

社会保障权利谱系由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和社会福利权构成,社会保险权在这个权利谱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社会保险法应以保障社会保险权为立法理念和逻辑起点,细化有关社会保险权的法律规定,合理确定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积极作为义务,完善社会保险权的法律救济制度.     

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农村社会保障服务网络 ,发展重点是建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 ,主要针对“农业人口”。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是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 ,应坚持六个方面的原则 :社会保障立足于保障基本生活 ;权利和义务相统一 ;公平和效率相统一 ;社会保障同家庭保障、自我保障相统一 ;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独立管理及可用于投资以保值和增值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应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沉默权的伦理价值冲突

沉默权是所有司法制度中最受争议的制度之一。我国对沉默权制度的争论至今还无定论。从沉默权的伦理性入手 ,可以看出 ,沉默权的争议是社会公正与个人公正、人文关怀与社会秩序、国家统治权威与现代人权、公共道德义务与个人道德权利等伦理价值的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伦理价值的多维性 ;伦理价值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个性差异的影响 ;社会对人文关怀的强化。平衡冲突的方法则是 :坚持宽容的伦理关怀 ,固守以人为本的精神 ,坚持伦理观念创新     

农民工阶层的困境与出路

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是一个痛苦的社会过程 ,农民工有农村的拖累 ,有进城的高门槛 ,整体处于困境之中。我们的社会给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 ,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 ,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把农民工纳入整个社会体系之中 ,通过立法 ,加强政府行政管理 ,包括对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以及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 ,把这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引向健康的社会体系之中 ,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公民权视野下的社会保障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基础是公民权利的理念;社会保障制度所直接对应和满足的是公民的社会权利,但是它实际上支持着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内的整个公民权利体系,反过来,基本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则既确保了公民之享有社会保障具有“应享权利”意义上的正当性,也为公民主动争取更多的应享权利提供了手段意义上的可能性;包括享有社会保障在内的公民权利必须要由公民的义务来对应和平衡,但这主要是在整体意义上的对应和总体水平(而非个体水平)上的平衡。     

健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法律建议——以政府义务为视角

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公民基本健康权利的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章从理论上明晰了医保建设中的政府义务，分析了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公平性较差、整体水平较低、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欠缺等问题及其原因，建议通过健全医疗卫生体系的立法、落实政府义务，以构建公平的、整体水平较高的基本医保制度和高效、可持续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     

作为宪法权利的社会保障权--基于文本与判例分析

社会保障权是否为宪法权利存在争议.从宪法文本考察,世界多数宪法规定社会保障权是宪法权利,其方式有三或直接规定为宪法权利;或规定提供社会保障是国家的基本义务;或规定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有的国家在宪法中未作规定,但通过司法判例确认并维护社会保障权;具有普适性的国际人权法、专门性国家条约、区域性国家条约也都承认社会保障权是基本人权.确证社会保障权的宪法权利性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严峻的社会保障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论道德维度、道德结构和道德价值——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

考察当代社会道德状况必须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关系,区分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两个重大维度。加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应该进一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同时强化公民的义务意识。社会的道德建设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个人道德觉悟的层次提升,而主要是一个异质性的结构协调问题,即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三维道德结构的协调。底线伦理(法律规章)的核心原则是“秩序”,其功能主要是保障基本的生活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是“正义”,主要在于建构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结构,当然也要求公民养成相应的德性;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核心原则是“义务”,要求公民个体更多地承担起对总体的义务。     

我国法律援助立法与实践的哲理思维

《法律援助条例》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与实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抓紧制定法律援助法,不仅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关键举措,更是利国利民的重大法治工程.法律援助法的制定应当遵循基本的哲理思维.其中,"人本主义"是法律援助立法和实践之本,人权保障是法律援助立法和实践的理论基础,"国家责任、政府义务"是法律援助立法与实践的基本理念,"国家本位、社会本位、个人本位"是法律援助立法和实践的主要维度.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不可忽视的公法属性.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目标是追求全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