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辞达”的审美表现

<正> 一 苏轼对于美学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在创作前必须有触于中,自然产生感兴,随物赋形,首先要了然于心,即在脑中形成完整的审美意象,而且还在于他提出了然于心不等于了然于口和手,要转化为艺术形象,在审美表现上还必须作到“辞达”。 他有三处谈到“辞达”。 他在《答王庠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止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在《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     

古汉语用字得失举例

我昔年读书“北大”时,曾听到当时以“选字”名家的刘文典先生讲到陆机《文赋》里“悲落叶于劲秋”一句时,向同学们发问:“你们想想,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字比这个‘劲’字更好的呢?”还曾听到当时以文宗自负的林损先生讲到《论语》的“辞达而已矣”一句时,向同学们发问:“为什么不说成‘辞达而已’?甚至省为‘辞达耳’?”意思很清楚,刘先生以为“劲”这个实字用在这句话里是最好的;林先生以为“矣”这个虚字在这句话里     

论苏轼“辞达”说的美学意义

苏轼在他的书信中多次引用了孔子的“辞达而已矣”这句名言,结合自己丰富而深刻的写作经验,他又对“辞达”的内涵作补充和发挥,从而提出了富有新的美学意义的“辞达”说。苏轼的“辞达”说较为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文辞与内容的关系。因此,总结他这一美学思想,不仅对发掘中国古典美学宝库有着直接意义,而且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也有着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孟子在先秦名辩思潮中的地位和作用

名实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孔子提出“正名论”,邓析提出“两可说”,老子提出“无名论”,可见名实之辩已为当时世人所重视。孔子提出正名论,是从维护原有政治道德名份着眼的,但也接触到人的思维规律问题,即已经提到名(概念)和言(判断)的关系问题。另外他还提到辞(言)和意的关系(“辞达而已矣”),以及“举一反三”的类比关系问题等,孔子的正名论给后来儒家学派的名实观奠定了基调。对后来的孟子起到一定的启发诱导作用。     

"熟读""精思"方解精词雅文意味--给《〈陋室铭〉疑析》提点意见

上海复旦大学语文研究所的《修辞学习》杂志 2 0 0 0年第三期第 4 1 - 4 2页发表了乔俊杰、马玉山二先生所写的《〈陋室铭〉疑析》一文 ,提出 :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无丝竹之乱耳”与“调素琴”混在一起 ,二者矛盾 ,使人迷惑 ;应改成“有丝竹之乱耳”则“全文足倍生辉矣” ;同时认为王力和郭锡良二位知名学者各在其《古代汉语》中对此文的解释亦有不周到之处 ,云云。是说也 ,我在吃惊之余 ,聊提出不同意见。孔子曰 :“辞达而已矣。”朱子曰 :读书之法 ,在于熟读而精思……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 ,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两段话 ,各出于相隔…     

试论文学语言研究的功用

文学语言研究专指作家作品的语言及其言语规律的研究。其实,它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子的“辞达而已矣”,墨子的“先质而后文”,韩非子的“处其实不处其华者”,等等。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此项研究直至现今仍停留在修辞学的窠臼上,并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1989年夏中国文学语言研究会成立,方始有组织地精心设计并开拓这门学科。文学语言的研究首先服务于文学创作。人们经常运用高尔基对青年作家谈话时的一句话:     

巧言令色，鲜矣仁--简论孔门言语观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认识到了“言语”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并在“孔门四科”中专门设立“言语科”，对于“言语”问题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巧言令色，鲜矣仁”是孔子对待语言的方式和策略的总的纲领。对“巧言”的批判态度构成了孔门言语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对后世文学观有着深刻影响的三种言语观，分别是“讷言”、“雅言”和“辞达而已”；以“仁”的标准来要求语言修辞，以语音的雅正和语词的文饰来要求语言的表达，以“礼乐文化”来要求语言的内在意义，这样的孔门言语观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读杨子法言

东坡谓杨雄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明道谓其无所得朱子直目之为腐儒斯皆杨子之定论也。而世或赞其文辞。与为文人之雄。余(?)以为不然。文辞之败坏自雄始也。夫文以传意。故孔子云辞达而已矣。易文言日。修辞立其诚。书日。辞尚体要文章之妙用尽于此三言矣。外此而言。工于文非工也至雄始以怪诞(?)僻为工而文辞之败坏自雄始重黎篇称伍员之死。旦卒眼之准是而言。然则比干之忠也可     

春秋时期言的理论

春秋时期是一个崇尚和信仰话语的时代，言本身具有生命的意义和色彩，知识阶层追求立言不朽的人生价值。由于对言的重视和广泛的应用实践，在春秋时期有很多关于言的理论性的论述，如“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强调言的审美、诚信、适度等原则，同时也对“巧言令色”的言语加以批判。     

王安石诗论与文论之异同──兼论北宋中叶文艺思潮的演变

王安石诗论与文论之异同──兼论北宋中叶文艺思潮的演变张智华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王安石的文学观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且大多喜欢引用王安石《上人书》中“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一段话来证明这一看法。其实，这只是王...     

试谈孔子的修辞术

孔子虽然不知修辞学为何物,但在他那里修辞的观念却已萌芽,而且在其语言实践中也有运用,例如,他说“虽百世,可知也”,就是运用了夸张修辞格。夫子虽主张“辞达而已矣”,然其言辞文彩斐然,简洁生动。这是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一) 孔子主张和坚持“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以下只注篇名)的原则,不仅满足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而且甚至于说“予欲无言。”(《阳货》)连话也不想说了。他再三地教弟子“慎于言”(《学而》),“慎言”(《为政》),说话要谨慎小心。对于有点“改革”、“开拓”精神的宰我,尤其是直爽好言的子路等,则时有规劝和批     

谁知圣人意,不尽书籍中——苏轼诗歌用典研究

苏轼用典比前人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为灵活多态,能够从典故来源处汲取创作灵感,转换体物视角,借鉴创作经验,进而推陈出新.尤其是在语典使用中,转益多师,取长补短,形成多样化的创作风格.同时,还不断改进和拓展用典方法,既影响到诗歌的修辞,又影响到命意谋篇,为诗歌带来多义性、情节化等特点,体现出“有为而作”、“辞达而已”、“无中生有以追求神似”的诗学主张.     

孟子学说的内在论证体系初探

<正> “仁政”思想是孟子学说的核心。《孟子》一书开宗明义就是反对言利,提倡“仁义”:“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全书出现“仁”字达157次之多。仁义作为孟子学说的出发点,落实到具体政治上便是“仁政”。研究者多将仁政视作孟子社会政治思想的     

中国古代逻辑史关于“立辞”谬误之探究

“立辞”在中国古代逻辑中相当于推理论证,其论证要素之论题被称为“辞”,论据被称为“故”,组织论证方式应遵循一定规律被称为“循理”或“知类”,这在《墨辩·大取》中就有明确论述:“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这段话同时也说明“立辞”过程如不遵循一定规律就会发生谬误,其主要表现就是“不明故”、“不明理”或“不明类”等,也即在论据和论证方式这两个论证要素中,用以推论之“故”多是虚妄之“故”.不足为据,以及不循理而推,不察类而论等.显然,“文辞”过程如发生这些谬误,定会使思维陷入     

丽藻片谈

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在语言方面比较地强调朴素,不太重视丽藻。这情况,跟古代文论家们的某些说法有关。比如,老子说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子说的“辞达而已矣”,“绘事后素”;杜牧说的“辞愈朴而文愈高”;袁宏道说的“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姘者必减,媸者必增也”,等等,都是我们强调语言必须朴素、不可华丽时常常引用的话。因此,为了正确对待文学的语言,考察一下古代文论家们有关丽藻的一些论述,是有意义的。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反对丽藻、崇尚质朴的论述较多,有时甚至发展到用行政力量达到这一目的的程度。比如隋朝,据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载:     

试析新闻访问中的语境适应问题

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新闻访问中语言表达要适应语言环境的问题.也就是说,记者在访问中要根据采访对象、时机、场合等因素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做到因人设辞、因宜适变,因地置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闻访问的顺利进行.     

孔子思想与职业道德

孔子曾做过与财经有关的“委吏”等职，直到他官至“司空”，仍然执掌着部分经济权力。据《孟子·万章章句下》记载：“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当”的字面涵义可理解为适合、合宜、正当。具体到会计职业中，可理解为得当、真实、明晰、正确、谨慎、及时、允当地记录、归集、整理、加工和报告乃至披露会计信息，客观、真实、合理地反映企事业单位的营运状况。“会计当而已矣”这句话，言简意赅，精辟地概括出了会计的本质与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科学与深刻地概括了会计工作的本质和应当遵循的原则。（一）诚信观。诚实…     

《巾舞歌辞》研究方法辨析

《巾舞歌辞》的文辞自东晋以来即不复可辨,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解读,其中逯钦立、杨公骥二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逯钦立先生以道曲曲谱为破解《巾舞歌辞》的模本,将“声曲折”与道曲之谱相联系,以析出《巾舞歌辞》中的声字,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释读.杨公骥先生以提取“标记动作的记号”为基本出发点,不仅区分了主要唱词和衬字,更指明了《巾舞歌辞》所包含的“舞蹈动作”、“舞台提示字”和“角色标识字”等成分.逯钦立与杨公骥先生《巾舞歌辞》校本的差异,及其文学文本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反映出各自研究方法的不同.从方法上来说,逯钦立先生没有认识到,《巾舞歌辞》中除唱词和声字外,还包含有标示舞蹈动作的科范字等其他成分.杨公骥先生校本中校为科范字和其他舞台指示字的内容,在逯钦立先生校本中被作唱词或声字处理,这是造成逯校文本句读不通的根本原因.由于《巾舞歌辞》是戏剧科议本而非单纯的曲唱本,所以仅仅剔出其声字是无法正确解读的.     

见利思义——孔子的义利观

谈到孔子的义利观,人们极易想到的,是他“罕言利”的态度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评论。尽管孔子对义利关系的认识还有许多,但有了这两条记录,余者就大多被遮蔽起来,并成为后人传承或判断孔子义利观的主要根据。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时,就立马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离骚》修辞新探

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篇开明宗义指出:“《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接着又指出: “现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彩绝艳,难与并能矣!”